跬步千里 冯天瑜 著 吾道文丛

冯天瑜（1942—2023），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

从泛览群籍到攻读经典：庭教记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盛起来，议论迭出，著述纷呈，有人称之“文化热”。后来，又有此“热”现已 转“冷”之说。然而，作为躬逢其盛的参加者，我似乎没有感到忽“热”忽“冷”的起伏跌宕，只是觉 得，这项切关紧要的研究工作在不正常地萧条 30 年之后，近 10 余年来始而复苏，继而向纵深拓展，目前方兴未艾。此外，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从小学 3 年级到高中毕业，也即 9 岁至 18 岁间，我随母亲住在她工作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每天放学归来，便自由徜徉于书籍的海洋。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驱使，唯一的动力是 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在嗜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先降临。忆昔少年时，令人摇情动魄、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水浒》《三国》《西游》《说岳》《说唐》，自然读得烂熟，梁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一一讲来毫不费力；秦琼卖马、岳飞枪挑小梁王之类故事更使十二三岁的孩子沉醉；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概由此获得。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文学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展开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带来无限遐思。至今我仍能鲜明如昨地忆起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悲壮、奥赛罗的执着、哈姆雷特的渊思；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上流社会，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更历历在目。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展开。

兴趣是记忆的窗口和蓄电池，也是记忆的筛选器。我于史事、典籍、地理能如数家珍，但记忆也有不佳之处，电话号码、门牌号码等切关紧要的数据老是忘却；购物回家，夫人问价，一概应答不出；更有甚者，朋友相见，有时竟呼唤不出对方姓名，弄得十分尴尬，只得托词把妻子领出室外，低声询问：“此人极熟，他叫什么？”

少年时代我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灯黄卷，攻读经典，默识深思，则始于青年时代，这得感谢父亲的庭训。

先父冯永轩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早年就学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时从文字学家黄季刚先生学，又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以后转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 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 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批评“反右”“反右倾”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而恰在此间，又暗自做起了作家梦—— 一个缥缈遥远的梦。从许多中外作家的经验谈中得知，念大学文学系与当作家风马牛不相及，作家的大学是生活，写作实践是驶向目标的风帆。基于以上几层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对考大学全然失去兴致，同学们备考最紧张的几个月，我仍然在省图书馆阅读《悲惨世界》《复活》《白痴》之类，并且出乎一直视我为文科人才的师友们意料之外，录入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感谢生物系的课业较为轻松，使我在涉猎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赢得大量时间，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大学 4 年间，陆续发表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记得 21 岁时（1963 年）刊发的一篇游览颐和园万寿山的文章（题为《不要忘记帝国主义》），于写景间纵论古今，颇得友朋好评。一向喜爱文学的母亲，特别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并 批语保存。以后我出版书籍数不在少，也有过杀青付梓之乐，但都无法与 1963 年那篇短文发表时的激动相比。

与母亲常以欣赏目光注视儿子迥相差异，不苟言笑的父亲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但他可能发现小儿子确实热爱文史，正可弥补前面四个儿子纷纷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而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父亲刚被摘掉右派帽子，心绪稍稍宽松，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我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记得每日晨起，父亲手不持片纸，不仅逐句吟哦经典原文，而且引述程注、朱注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由旦及暮，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其转折发生在 1962 年至 1965 年这段庭训之间。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方深觉重要。当然，对中国古典的研读，毕竟是青年时代才开始，以后又未能持续坚持，故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远不能与有“童子功”的老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但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这是难以出现一流文史大家的原因之一。弥补办法，除我辈尚需努力外，更要着眼于新的一代。我有一个构想：从培养文科尖端人才计，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元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

“文革”时期，工作单位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派仗连绵，逍遥派则每日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扑克）。我于派仗很快厌倦，对那一据说是韵味无穷的 “五十四号文件”又兴趣索然，于是便躲进一家三口挤居的 11 平方米的宿舍里读书（1968 年结婚，分得此小房间，一住多年）；开会学习文件时，也在文件掩护下藏书偷阅。那时可读的当然只有鲁迅书、马列书，偶尔也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私下流传。从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认真通读了《鲁迅全集》和几种马列经典。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剖析，对历史、文化的独创见解，以及无与伦比的犀利文笔，都于我恩泽久远。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提供了历史辩证法的生动范本，并使我开始受到理论思维训练，又对哲学及哲学史发生兴趣。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方起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人来说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文学，紧随的是史学，以后才是哲学。然而这只猫头鹰给人的教益深刻。如果说，文学提供的是形象，史学提供的是事实，哲学则昭示着规律。

70 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己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步龙门扶风后尘，跨入史学之门。由于目睹近 30 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己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三四年。此外，自己既为鄂籍，自 80 年代初开始担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和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于湖北及武汉史志责无旁贷，于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以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史与地方史便成为我习史、治史的一体两翼，并有助于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今日回首反顾，早年的泛览、青年的庭训、中年的抉择，历历在目。正是这一切，使我走过一段并不完善却又趣味盎然的学史、研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