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译者序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被苏联国内和西方誉为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恢宏巨著，经过译者一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每当伏案工作之余，闭目遐想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位可敬的作家腋下夹着手稿，在寒风凛冽中，为这部书的出版四处奔波，行色匆匆的身影……我深深地为他坎坷的一生，为他这部奇书的坎坷遭遇嗟叹，惋惜。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炽、环境为险恶的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战地记者。战后，他的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成为苏联很有影响的、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部书于1949年由著名作家茅盾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后，格罗斯曼又写了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书中有的内容触犯时忌，1953年遭到围攻批判，但格罗斯曼并未因此消沉。

1960年，格罗斯曼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写成《生活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书稿送到《旗帜》杂志编辑部后，立刻被视为洪水猛兽。据说，他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祸从天降，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都被席卷而去。作者为了此书的出版，还曾上书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情词恳切，要求还他这本书以“自由”。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又召见他，明确指出，这部作品也许二三百年后才能出版。作家受此精神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至80年代初，有人将书稿拍成缩微胶片，辗转带到国外，先后在瑞士、美国出版，从此在西方声名大噪。1988年，随着苏联国内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格罗斯曼这部小说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式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出版。此书目前在苏联国内的开禁作品和反思文学中，是有影响的畅销书之一。

格罗斯曼是一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他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他在这部小说中，回顾历史上的悲剧，思索现实中的积弊，写战争的残酷，写德国集中营的屠戮，写苏联劳改营的血泪，写政治迫害的暴戾，写苏联社会中的个人迷信，思想禁锢和践踏民主与法制。他百感交集，痛定思痛，上下求索，抒尽了他胸中的块垒和积郁，完成了这部思索型的小说。苏联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说：“格罗斯曼在1960年就懂得了今天我们才懂的东西。”1959年，格罗斯曼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写道：“书的命运近就要和我分离了。它将独自实现自我。”不错，作家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他的这部遗著是永存的，《生活与命运》必将历久弥新，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传世之作。

是为序。

王福曾
1989年4月25日

再版前言

此次再版，使用的还是1989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译本。当时依据的是1988年苏联权威的文学刊物《十月》（Октябрь）杂志第1期开始连载的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的《生活与命运》。

当时，初读之后，掩卷静思，眼前沉重铺开的是一帧别样的战争时期的苏联社会生活画卷，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因为以战争为主题的苏联作品，我们读过很多，陌生——因为书中人物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呐喊，穿透远去的隆隆炮声述说常人敢想而不敢言的社会现象，令人惊悚。

格罗斯曼刀笔所至，刻镂出的是一个立体多棱的时代，外有装甲坦克枪炮轰鸣——内至书中人物的苦苦思索和心理分析；有参战官兵，有各种社会群体的人，上至苏军、德军指挥机关，莫斯科核研究高级专家工程人员，下至黎民百姓。更有处处受到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

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部史诗级的巨著在西方初版引起的轰动，初我们并不知晓。囿于当时的条件，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称这部作品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也不知道它与A. 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同被誉为20世纪苏联文学的瑰宝。但朴实的读后感告诉我们，此书了不起，我们决定翻译为中文。1989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早的译本。到1991年它以不同的封面三次印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就本书井喷式的大讨论加深了作为译者的我们对此书的领悟。就此机会，稍用笔墨介绍几个情况：一，关于作者；二，《生活与命运》本身的“生活与命运”；三，此书赢得的世界声誉。

一，关于作者。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生于乌克兰博尔基契夫（Бордичев）一个犹太人家庭，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索洛蒙·约西福维奇（谢苗·奥西波维奇）·格罗斯曼（Соломон Иосифович [Семён Осип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 ，1873—1956）， 毕业于瑞士伯尔尼大学数理系化学专业，母亲叶卡特琳娜·萨薇利耶芙娜·格罗斯曼（Екатерина Савельеана Гроссман）家境殷实，在博尔基契夫一所学校教授法语。1912年至1914年，母亲安排儿子到瑞士读书。1914年二人回到基辅。瓦西里·格罗斯曼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曾任顿巴斯矿区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得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赞赏。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把红旗插到帝国大厦，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1942年格罗斯曼发表作品《人民是不朽的》（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1943年得授红旗勋章。

战后，格罗斯曼在1952年创作了全面描写斯大林格勒车站保卫战的著作《为了正义的事业》（За правое дело），把它交到了《新世界》编辑部。这本是可喜的事，孰知厄运似共生矿苗，相伴而起。因为与主流的声音有所不同，为了发表作品，格罗斯曼不得不对作品再三删改，甚至迫于某方压力，违心地写下一些文字。虽不是满纸荒唐言，却有一把辛酸泪。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小说《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法捷耶夫也曾出面批判了格罗斯曼。

所幸，格罗斯曼没有被“打倒”。时间到了1956年，苏联社会上，敏感的人士觉察到一股春风，著名作家爱伦堡认为文学思想界迎来了一个“解冻”时期，这说法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共鸣。格罗斯曼从1953年前后就开始了《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第二部——《生活与命运》的创作，此时更感到应该加速了。

近十年砥砺，到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待格罗斯曼把书稿交到《旗帜》编辑部后，本书的出版事宜却迟迟没有进展。1961年2月14日，春寒料峭，克格勃一名中校和两名少校光临格罗斯曼住处，抄走了书稿和打字员手中的材料，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拆下全都拿走。为不留任何痕迹，搜查者让格罗斯曼书写保证：此书稿已没有备份。格罗斯曼亲笔写下：没有备份了。令人宽慰的是，被“逮捕”的仅仅是书稿，作家本人是“自由”的。然而这一切毕竟不是吉兆。

格罗斯曼没有搁笔。1963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了《奔流到海不复回》（Все течет）。主人公是一个在劳改营被关30余年的囚徒。这竟成了格罗斯曼的绝唱，1964年他抱着天大的遗憾去世。伏案近十年的《生活与命运》书稿没有回来见他后一面。

二，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的“生活与命运”。

书稿从生成到出版，本身就是高潮连连跌宕起伏的真人版戏剧。书的“生活与命运”与俄罗斯大地的政治生态变化环环相扣。

格罗斯曼既然能“外科手术刀”式地剖析苏联社会，不言而喻也深知克格勃的厉害，更知道如何与之周旋。他与克格勃斗智斗勇，靠一个“谎”拯救了一件瑰宝。“谎”指的就是1961年2月克格勃前来搜查时，他写的那张纸条。这让人想起“辛德勒名单”。

1956年，苏联社会方方面面的气氛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也启发了格罗斯曼，他加速了《生活与命运》的写作。然而所写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注定了书的宿命。作者笔下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一些人眼看到的可能是阴霾，而善于思考的人拨开阴霾看到了光明，欣喜地盼望着自由的阳光普照俄罗斯大地。

苏联社会绝大部分人窃喜“解冻”时期的降临，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旗帜》还是《新世界》编辑部都不敢发表格罗斯曼的作品。手稿被“逮捕”而失去出版“自由”的事不胫而走，格罗斯曼依然自由，但同事对他却惟恐避之不及。

1961年格罗斯曼致函赫鲁晓夫说，我倾毕生心血写的书被“监禁”，那我的人身自由又有何用？我一如既往，秉笔直书，因为我满怀对人们的热爱、怜悯和信任：我要求归还手稿，准许这本书的“自由”出版，请文学家、编辑们出面组织讨论能否出版，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门——克格勃这样的强力机关裁定。格罗斯曼的信情辞剀切，如杜鹃泣血，但没有回音。

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称，终接待格罗斯曼的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М. А.苏斯洛夫。此人位高权重，十分强硬地回答说，归还书稿事请免开尊口，根本没有可能，想在苏联出版，要等上二三百年。据说，他命令所有接触此书稿的部门彻查，要求不留任何痕迹。于是手稿在俄罗斯安全部门安睡了50余年。

那么“痕迹”清除了吗？没有，格罗斯曼凭其政治智慧，使书稿幸存下来。事实上，书写成后，他就做了一个副本交给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В.洛伯达（В. И. Лобода）。但是书稿具体如何到国外，有许多说法。现在清楚的是，印刷出版也有一段故事。格罗斯曼把一份书稿备份给了好友利普金（С. И. Липкин），后者是一个翻译家、诗人，他小心翼翼地秘密珍藏着书稿。作者故去后，利普金于1972年，在В.沃伊维奇（В. Н. Войнович）和有苏联氢弹之父盛名的А.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的帮助下将书稿做成了缩微胶卷，这才躲过克格勃的天罗地网，书稿得以被秘密地带到西方。

其后为了书的出版更开展了一场“国际合作”，一些热心肠的人四处奔走，巴黎的艾特金德和日内瓦的史蒙·马吉什伸出援手，他们经过繁琐的过程，据缩微胶卷将书稿复印，由史蒙·马吉什在1980年促成了洛桑的LAge Homme出版社把《生活与命运》印为单行本出版。

1988年的苏联，已经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十月》杂志虽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删除了一些章节，毕竟还是在格罗斯曼的祖国推出了一个版本。1989年苏联书屋出版社（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恢复被删除的内容，做了一个足本的《生活与命运》。

至于手稿，则在俄罗斯安全部门沉睡了半个世纪，到2013年才被还给格罗斯曼的后人，现保存在俄罗斯文学艺术部。

三，《生活与命运》的世界声誉。

1988年格罗斯曼的书在《十月》杂志分四期连载时，每期后都有阿纳托利·格奥尔基耶维奇·博恰罗夫（Анато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очаров ）的跟踪评论，他是苏联时期早为《生活与命运》写书评的人。1990年他论述格罗斯曼的专著《生活 创作与命运》（Жизнь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удьба）出版。

博恰罗夫1988年在评论《生活与命运》时说，该书写的就是人民的命运。主题是人民有权追求自由、和平和进步。生活就是自由，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它是普世的。正是这一点唤起了所有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的深度思考，赢得了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共鸣。如此，《生活与命运》是大喊大叫地出生的。许多俄罗斯研究者也把此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

1980年瑞士出版《生活与命运》单行本后，引起西方世界极大的震动，很快被译为英、法、德、荷、意、西班牙、希腊、波兰等欧洲语言，土耳其语、波斯语、越南语、日语等译本也先后问世。中国则有《生活与命运》《生存与命运》《风雨人生》等几种译本。

2001年英国BBC播放了据《生活与命运》改编的30集电视连续剧，收视率居高不下，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俄罗斯把《生活与命运》列为教材。人们把读过或知道这本书引以为荣。2007年圣彼得堡列·多金（Лев Додин）教授把小说改编为话剧，在小剧院演出，获得金面具（Золотая Mаска）奖。2012年，俄罗斯电视台推出多集电视连续剧《生活与命运》，播出时段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2014年叶·亚科维奇女士（Елена Якович）制作了一部文献片，专门介绍俄罗斯安全部门抄检和（2013年）归还《生活与命运》手稿的始末。

在中国，《生活与命运》的影响并不像在俄罗斯或英语世界那样大，也没有见到同名电视剧的播放记录，但是几个译本的出现，昭显着我们的关注度。电视连续剧《生活与命运》2013年时在上海白玉兰电视节期间榜上有名，它获得电视电影/迷你剧提名奖，而它的编剧爱德华·沃洛达尔斯基获得电视电影编剧奖。

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任何形式的音乐美术作品一样，都是超越国界的。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在《生活与命运》中文译本出现33年后将其再版。

李玉贞
2022年8月2日北京

《生活与命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为背景展开叙述，作者格罗斯曼的笔触横跨整个欧洲东线战场。与同时期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尽管《生活与命运》的叙事核心围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展开，但是格罗斯曼不仅仅着墨于刻画战争场面的惨烈。格罗斯曼刀笔所至，一副横跨整个苏联大地的历史画卷跃然纸上，从纳粹德国占领区，到斯大林格勒战场前线，再到为避战火几乎空城的莫斯科，乃至罪犯服役苏联远东地区。通过将故事情节巧妙而精密的穿插和排列，无数被淹没于历史中的芸芸众生在书中重新鲜活起来，不论是集中营中逆来顺受的犹太囚徒，还是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不论是在战争年代投机倒把、打压异己的官僚，还是坚持原则、拒绝出卖良心的知识分子，每个人物都因为真实而变得熟悉，尽管这是一个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的故事，但是它依然与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战地记者。他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写下了许多揭露纳粹德国集中营真相的报道。他所见证的无数惨烈的战争和人性的悲剧都成为了日后他笔下真实有力的文字。
1952年，格罗斯曼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受到苏联作协的批判，被迫对作品做出了大量删改。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生活与命运》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剧烈震动，许多评论家将之称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各语种译本先后问世，格罗斯曼也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生活与命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为背景展开叙述，作者格罗斯曼的笔触横跨整个欧洲东线战场。与同时期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尽管《生活与命运》的叙事核心围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展开，但是格罗斯曼不仅仅着墨于刻画战争场面的惨烈。格罗斯曼刀笔所至，一副横跨整个苏联大地的历史画卷跃然纸上，从纳粹德国占领区，到斯大林格勒战场前线，再到为避战火几乎空城的莫斯科，乃至罪犯服役苏联远东地区。通过将故事情节巧妙而精密的穿插和排列，无数被淹没于历史中的芸芸众生在书中重新鲜活起来，不论是集中营中逆来顺受的犹太囚徒，还是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不论是在战争年代投机倒把、打压异己的官僚，还是坚持原则、拒绝出卖良心的知识分子，每个人物都因为真实而变得熟悉，尽管这是一个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的故事，但是它依然与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战地记者。他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写下了许多揭露纳粹德国集中营真相的报道。他所见证的无数惨烈的战争和人性的悲剧都成为了日后他笔下真实有力的文字。
1952年，格罗斯曼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受到苏联作协的批判，被迫对作品做出了大量删改。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生活与命运》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剧烈震动，许多评论家将之称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各语种译本先后问世，格罗斯曼也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