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到奈良·京都

中译本自序

本书是京都法藏馆2016年秋刊行的《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一书的中文版。

2001年春，我从由学生到教师相伴45年的京都大学退休时，在学术论文之外写就历史随笔集《京洛的学风》，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在此书中，以我所专攻的隋唐时代为中心的中国中世史为主，其中包含了京都东洋学的学风与旅行记、演讲录、书评、自传回忆等内容。本书是我继《京洛的学风》之后的第二本随笔集。

本书由“章 从敦煌到奈良”“第二章 大谷的响流”“第三章 京洛的书香”“第四章 先学的彰显”“第五 京都的中国学”等五部分构成。

“章 从敦煌到奈良”，是由朝日新闻社从2005年10月开始连续一年发行的《周刊朝日百科·丝绸之路纪行》50册中，所收录的我所投的二十篇稿件。此外，还有介绍学界成果和像《青海之道》《寺本婉雅》这样发表我个人见解的篇目。

“第二章 大谷的响流”，是我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返聘到京都的大谷大学兼任博物馆馆长的九年间，发表在大谷大学出版物上的文章。多为介绍与研究中国宗教文物的话题，有《赵朴初的墨迹》《初的汉俳》《唐代长安的景教碑与洛阳的景教经幢》等诚意之作。

第三、四、五章含旧著《京洛的学风》中未收录的内容，以及收集了在此之后所执笔的文章。“第三章 京洛的书香”与“第四章 先学的彰显”介绍了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研室的初代教授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以及先师宫崎市定等人的业绩。在中日还未建交时就迎来青年。时期的我，没能有机会到中国留学，而去了英国剑桥大学与巴黎留学。不过，在从1980年11月为始的四个月时间里，我受到了作为京都大学外籍客座教授赴日的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的关照，收获了很宝贵的经验。与此相关的来龙去脉，我记录在了《唐长孺先生在京都》之中。

“第五章 京都的中国学”，是关于18世纪前期在京都尽力校订《大唐六典》的近卫家熙与因躲避辛亥革命而逃亡京都的罗振玉与王国维对学界的贡献等相关内容所发表的个人见解。

后，要对推进本书刊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法藏馆，以及认真进行译注的黄铮氏，报以满腔的感谢。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2021年3月3日  日本  大阪

本书是日本学者砺波护于2016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巨大，这体现在技术、语言、制度、宗教、艺术等几乎*部领域。本书*一章由敦煌文化与吐鲁番文书等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分析中华文明对于日本及中华文明圈的影响方式。此书以隋唐佛教、名物、经本书类的流传等具体实物史料为依托，在书中几近涵盖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此外，本书后面四章作者研究和追忆日本京都学派的一些点滴，以及中日两国学界学者们的交友互学的往事。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使中国学者更清晰地理解砺波先生本人学问的缘起，知道京都东洋史、佛教学的学术源流与脉络，京都大学和大谷大学许多珍本、文物、经藏的来历，*别是他强调的各位前辈学者与同行不同的学术风格与志向。相信读者看完此书的收获，不亚于阅读一本内藤湖南等人的专业著作。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砺波先生是日本治中国史尤其是隋唐史的大家，我们有幸能够读到他治史之余的随笔心得。这些学术随笔是先生学术研究之外对历史、学术、人物的独特思考，所有的问题都因他所关注和关心的中国历史而来，可以认为是先生对历史普及和文化民众化的重要贡献，也是大家治史的“闲话”之作，可视为另一种历史。
——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砺波先生对中国丝绸之路上各种文物的信手拈来，读到许多生动隽永的故事。关于日本早期敦煌学发展状况、日本中国史研究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宫崎市定等），以及中日学界学人往来的佳话，书中更是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这无疑会为我们研究日本学界和中日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砺波护,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神户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教授；2001年退休后，担任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兼大学博物馆馆长。专业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史。著有《隋唐佛教文化史论考》《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世界的历史隋唐帝国和古代朝鲜》《冯道——乱世的宰相》《唐朝的行政机构与官僚》《隋唐的佛教与国家》等；编著《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中国中世的文物》《京大东洋学的百年》等；以及众多监修、解说等。

译者：黄铮，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现任职于四川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文化思想史、阳明后学思想、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等。译有白川静《诗经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目录

章  从敦煌到奈良 / 〇〇一

节

敦煌 / 〇〇三

第二节

吐鲁番 / 〇一六

第三节

丝绸之路纪行 / 〇二四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 / 〇二四

西汉武帝的时代 / 〇二四

西夏与蒙古的时代 / 〇二九

青海之道 / 〇四二

唐玄宗的时代 / 〇五〇

后汉光武帝的时代 / 〇五八

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 / 〇六五

遣唐使的时代 / 〇七四

二、丝绸之路的人物 / 〇八四

斯坦因 / 〇八四

寺本婉雅 / 〇九〇

唐玄宗与杨贵妃 / 〇九五

武则天 / 一〇二

鉴真 / 一〇八

澄与空海 / 一一三

三、民族与宗教 / 一一八

佛教 / 一一八

摩尼教 / 一二〇

西藏佛教 / 一二二

中国的粟特人 / 一二五

景教 / 一二九

天台山与五台山 / 一三二

天台宗与真言宗 / 一三四

第二章  大谷的响流 / 一三九

节 隋唐佛教史研究 / 一四一

第二节 冬扇 / 一四四

第三节 “世界人”大拙的英文墨迹 / 一四六

第四节 主上臣下的背法违义——《我与亲鸾》 / 一四九

第五节 大谷莹诚与神田喜一郎等 / 一五二

第六节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运抵日本的经过 / 一五八

第七节 赵朴初的墨迹 / 一六五

第八节 初的汉俳 / 一六七

第九节 唐代长安的景教碑与洛阳的景教经幢 / 一六九

第十节 大学图书馆的共生与特化 / 一七八

第十一节 神田鬯盦博士所赠 两种图书善本书影的解说 / 一九〇

约翰·纽荷夫著《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 / 一九〇

基歇尔著《中国图说》 / 一九二

第三章  京洛的书香 / 一九七

节 内藤湖南的欧洲行纪 / 一九九

第二节 内藤湖南的《华甲寿言》 / 二〇四

第三节 内藤湖南的汉诗文 / 二〇七

第四节 宫崎市定的收藏品 / 二一七

第五节 十七字诗与汉俳 / 二二五

第六节 胡宝华编著《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序言 / 二二七

第七节 2011年度汉字“绊”的印象 / 二三一

第四章  先学的彰显 / 二三三

节 内藤湖南的学风 / 二三五

第二节 内藤湖南——从邪马台国到“满洲”史的研究 / 二五〇

第三节 内藤湖南主题演讲 / 二五四

第四节 桑原骘藏著《考史游记》解说 / 二六三

第五节 宫崎市定著《中国古代史论》的介绍 / 二六九

第六节 佐伯富先生与井上靖的《通夜之客》 / 二七二

第七节 唐长孺先生在京都 / 二七八

第八节 追悼谷川道雄博士 / 二八二

第五章  京都的中国学 / 二八七

节 《京大东洋学的百年》引言 / 二八九

第二节 罗振玉、王国维的东渡与敦煌学的创始 / 二九四

第三节 土肥义和编《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氏族人名篇·人名篇、索引篇） / 三〇八

第四节 京大以文会 / 三一〇

第五节 宫崎市定兼任的“地理学教室主任” / 三一四

第六节 森鹿三与人文科学研究所 / 三一八

第七节 近卫家熙考订本《大唐六典》的研究 / 三二二

第八节 京都的中国学 / 三二六

后  记 / 三三八

译者后记 / 三四一

本书是日本学者砺波护于2016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巨大，这体现在技术、语言、制度、宗教、艺术等几乎*部领域。本书*一章由敦煌文化与吐鲁番文书等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分析中华文明对于日本及中华文明圈的影响方式。此书以隋唐佛教、名物、经本书类的流传等具体实物史料为依托，在书中几近涵盖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此外，本书后面四章作者研究和追忆日本京都学派的一些点滴，以及中日两国学界学者们的交友互学的往事。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使中国学者更清晰地理解砺波先生本人学问的缘起，知道京都东洋史、佛教学的学术源流与脉络，京都大学和大谷大学许多珍本、文物、经藏的来历，*别是他强调的各位前辈学者与同行不同的学术风格与志向。相信读者看完此书的收获，不亚于阅读一本内藤湖南等人的专业著作。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砺波先生是日本治中国史尤其是隋唐史的大家，我们有幸能够读到他治史之余的随笔心得。这些学术随笔是先生学术研究之外对历史、学术、人物的独特思考，所有的问题都因他所关注和关心的中国历史而来，可以认为是先生对历史普及和文化民众化的重要贡献，也是大家治史的“闲话”之作，可视为另一种历史。
——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砺波先生对中国丝绸之路上各种文物的信手拈来，读到许多生动隽永的故事。关于日本早期敦煌学发展状况、日本中国史研究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宫崎市定等），以及中日学界学人往来的佳话，书中更是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这无疑会为我们研究日本学界和中日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砺波护,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神户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教授；2001年退休后，担任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兼大学博物馆馆长。专业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史。著有《隋唐佛教文化史论考》《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世界的历史隋唐帝国和古代朝鲜》《冯道——乱世的宰相》《唐朝的行政机构与官僚》《隋唐的佛教与国家》等；编著《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中国中世的文物》《京大东洋学的百年》等；以及众多监修、解说等。

译者：黄铮，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现任职于四川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文化思想史、阳明后学思想、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等。译有白川静《诗经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节  敦煌

敦煌是中国甘肃省西北部酒泉地区（现酒泉市）所属县（现代管县级市）。位于被称为河西走廊的河西通路地带西端，是丝绸之路中国一侧为重要的出入口。1984年敦煌近郊建成机场。在此之前，因为没有相连的铁路，去往敦煌需要在距其200公里外的兰新线（兰州到乌鲁木齐）柳园站换乘汽车，沿高速公路甘新线至安西县（现瓜州县），再转至安敦公路向西行驶120公里，方可到达。

敦煌北面有雅丹地貌的山脉，南侧是祁连山支脉的延伸。敦煌矗立在党河水纵横流淌的绿洲之上。这片绿洲的西侧，是党河冲刷戈壁表面形成的混杂砾石大扇形荒地。这块大扇形荒地的西北端和南端，距敦煌市西北约100公里与西南约100公里处，有着西汉时在此建成的玉门关和阳关。此二关分别为向西北通往哈密、吐鲁番的西域北道与通往和田的西域南道的门户，清代以后经哈密、吐鲁番与安西往来交通。敦煌冬天严寒，夏日酷暑，竟日常有狂风呼啸，为人所共知。古代的敦煌住民，由汉族与其他民族等不同族群混居组成。敦煌人口约9万，其中城镇人口约1.2万，特产为棉花。因敦煌在唐以后成为沙州的治所，所以也常被称为沙州。顺带说一下，现在的敦煌市区是在1725年（雍正三年）修建的，此前的城镇位于距其西南3公里处，至今尚存白杨环绕的一部分土质城墙。

敦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距市区17公里处，鸣沙山东麓上的佛教大石窟群——敦煌莫高窟。在20世纪初，从其第17窟的藏经洞中发现的大量经卷、古文书、书画等文物，是全世界汉学与佛教美术研究的重要资料。自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来，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在此发现的敦煌古文献与书画，对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古文书学、佛教美术与通俗文学（变文）等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斯坦因在1906年到1908年第二次西域探险时，从敦煌附近的长城遗址中发掘了705枚与边境守备有关的汉代木简；在1913年到1915年的第三次探险中，于敦煌附近又发掘了166枚汉代木简。其第二次探险时所发现的汉代木简，与1901年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和斯坦因自己发现的晋代木简不同，因其作为近代初发掘出土的汉简而备受关注，其释文与研究成果也紧随其后被发表。首先是由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于1913年将全简的释文与注释，附以588张木简照片，进行出版发行；翌年，东渡日本的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沙畹的版本上加以精妙考证，合编为《流沙坠简》，在日本刊行。此外，第三次探险时收集的木简由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进行研究。在此之后，夏鼐等人于1944年在敦煌地区长城遗址中，采集到了48枚木简与竹简；于1979年在敦煌县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发掘出混杂少量竹简的1217枚木简。

与班固《汉书》记载相同，在汉朝将敦煌纳入其领土前，月氏在匈奴的统治下，经营着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枢纽的敦煌。汉武帝以此地作为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设立了敦煌郡，将其作为河西四郡之一；在绿洲北端修筑了抵御匈奴进攻的长城，设置了玉门关与阳关。这些敦煌汉简作为手史料，使学者可以对长城防御的实际状态做出明判。敦煌作为通往西域门户的建制，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完善，并一直沿用了下来。而在西方世界，敦煌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一直被传颂。除中国外，早记录敦煌之人，是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学者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其《地理学》（Geography）的第16章中，列举赛里斯（Serica）的都市时，可以看到对被称为“Throana”的敦煌的记载。

无论在哪朝哪代，敦煌都因处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相距中原地区遥远，而使中央政府对其的控制相对较弱，但丝毫不减其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因在历史上中原爆发战乱之时此地也依然能保持和平，所以有大量的移居者从中原流入此地。与此相关的早事例，见于公元1世纪初，窦融以河西五郡大将军身份经营敦煌地区。在公元3世纪以后，敦煌处于佛教东渐的陆上口岸位置，从印度与西域进入中原的往来僧侣常在此落脚。同时，也有着如作为译经僧、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这样生于敦煌的僧侣在此生活。在公元4世纪初到5世纪中叶的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地带常有小的政权在此兴亡更迭。在十六国之中，实际上有5个政权，在此地带兴亡反复。在居于武威的前凉张氏统治时期，敦煌因鸣沙山之名而被称为沙州，后又改称为敦煌郡。不久后，作为北凉属臣的敦煌太守李暠，建立西凉（400—421）时，将敦煌作为国都。西凉灭亡后，敦煌复为北凉领土，直至公元439年北凉与北魏合并。北魏初期在此设立了敦煌镇，后改称瓜州。

莫高窟在前秦所统治的建元二年（366），由僧人乐僔进行了初的开凿。相传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北魏末期，作为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对莫高窟进行了扩建，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莫高窟被不断地开掘与修补，终成为佛教圣地。在北魏的都城平城附近，于公元460年由昙曜先开掘的云冈石窟，很明显是以敦煌莫高窟为模板进行修建的。但是，作为同属佛教的大石窟寺院，与无论哪个佛陀、菩萨塑像四周都有着壁画群的莫高窟相比，刨开岩壁进行开凿的云冈石窟，其各洞则由石雕群围绕在巨大的石佛周围。日本法隆寺的塑像与壁画的源流，并非来自云冈，而是来自敦煌。

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实现了南北统一的隋朝，其第二位皇帝隋炀帝致力于经营西域，故复设敦煌郡。在隋炀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被派遣到张掖与敦煌的裴矩，将从西域各国商人处听闻的风土与地理等，汇编著成了《西域图记》，并多次向隋炀帝献策。隋末混乱时期，敦煌处在据于凉州的李轨的支配之下。唐朝建立翌年的武德二年（619），敦煌称为瓜州，不久后又改称沙州。唐朝也对经营西域采取积极方针，消灭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并在此设立了西州；还平定了更西面的塔里木盆地中的丝路诸国，设立了羁縻州（羁縻政策a）。这样的西域经营方针，使得敦煌成了通往西方的重要根据地，同时有着大量的伊朗商人b会集于此。在公元8世纪初，以敦煌城内的守备队——豆卢军c为主设为军镇，不久后归于初设立的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的管辖之下。在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5），敦煌迎来了其辉煌璀璨的时代，莫高窟中也有以盛唐的样式营造的多个华丽的净土窟。

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事造反后，唐王朝的统治力开始削弱，河西走廊地区受到了南来的吐蕃人的入侵。当时的沙州，也就是敦煌，对于吐蕃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持续性抵抗。面对一时之间将国都长安都占领了的吐蕃军事力量的长驱直入，建中二年（781）沙州一角的寿昌县被攻破，直到贞元三年（787）敦煌才被吐蕃完全降服。在此之后，直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a将吐蕃人赶出去前，近六十年间敦煌都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这个时期又被称为吐蕃统治时期或吐蕃期。在此时期的敦煌，从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受到了吐蕃的影响。不过，在虽为不同民族但同为信奉佛教的吐蕃统治下，莫高窟没有出现被破坏的情况，也没有停止营造修建，而是将之持续了下去。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对河西及中亚的统治开始动摇。趁着吐蕃自身的内乱，以地方豪强张议潮为领袖的敦煌汉人，于大中二年（848）将吐蕃成功驱逐。从张议潮受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大中五年（851）开始，张氏一族承袭归义军节度使之职，统治敦煌地区达三代五十余年。因所依靠的唐朝覆灭，张氏自称西汉金山白衣皇帝a，并宣告独立。这个金山国只存续了十年左右，就被曹氏b取代，曹氏成为敦煌的实际统治者。曹氏后受中原王朝任命，继任归义军节度使，但其实此时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实际上作为朝贡国，曹氏政权受到了西夏党项人的压力，已经变得极为羸弱，于11世纪初被西夏征服c。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被回鹘、吐蕃等政权环伺，作为丝路上的汉人政权，前后存续了近二百年。归义军时代的莫高窟营造了巨大显赫的佛教石窟。西夏在13世纪被蒙古帝国吞并后，敦煌就逐渐变得萧条与荒凉了。明朝将肃州西边的嘉峪关作为西面的门户，替代了玉门关曾经的作用。因吐鲁番地区的地方政权接连不断地侵袭，嘉靖三年（1524）朝廷将嘉峪关关闭，以断绝交通往来，放弃了对敦煌的控制。敦煌复归中央王朝清朝的统治已是18世纪，现今的敦煌城是1725年构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