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农夫

    2011年这本书版问世的发布会，是在浙江遂昌县的一个青山绿水的湖畔山庄里举行的。翻译此书的我那两个立志务农的奇葩博士生之所以要到那里去办会，乃是要与当地敢为天下先的奇葩书记的“壮举”做个呼应——这个县以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权威形式通过了“本县三年之内禁绝化肥农药”的决议！

    5年之后，不仅此书因畅销而有第二版问世，而且译者之一石嫣还在2015年成了达沃斯论坛评选出的“世界十大青年领袖”、当选了世界CSA联盟的副主席，以民间力量为主在北京筹办了世界社会化生态农业大会！在新世纪开初的十几年里，我们2005年提出的“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已经被社会接受；我们2009年开始推行的社会参与式生态农业CSA发展到数百家。天佑华夏！各地类似遂昌县官方的“壮举”，已经随着中央政府把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遍地开花！如今值得关注的新形势：一方面产业资本危机爆发在城市的压力下，到处是大学生的返乡创业和打工者的乡村回流；另一方面，已经有30个省市放开辖区内的城乡户籍限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广大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融合互动蔚然成风。

    诚然，当前中央与各地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但也要看到“形势比人强”！任何人违背客观规律都是要有巨大代价的，只不过代价往往被主流转嫁给社会和环境。

不妨先简述生产过剩大危机压力下的资本下乡，合乎规律地造成农业过剩：

    中国人在1998年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大幅度下降、迅疾转化成次“生产过剩”大危机。此时的情况与美国人1929年遭遇生产过剩用工业资本改造农业、随之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过剩的情况如出一辙；中国也是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有关部门推出了“农业产业化”政策服务于资本下乡；接着也客观上造成了新世纪以来的农业过剩。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2009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出现第二次“生产过剩”大危机，已经处于恶性过剩压力下的城市资本再度涌入农村，不再顾忌甚至不做掩饰地直接圈占土地、山林、水面、滩涂乃至农村地产和农民房产……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过程，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强调“三农”问题的人才逐渐认识到，并非百年前富兰克林·金博士关于东亚传统农业的真知灼见未被后来者重视，而是世界上所有遵循农业直接与自然结合才能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规律的前辈和后人都属于弱势群体，都不可能抗拒资本下乡对传统农业与资源环境的“摧枯拉朽”。如果说百年前的金博士不可能通过介绍亚洲农业的正外部性而改变美国农业的资本深化、破坏资源环境的大趋势；那么，百年后的我们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农业资本深化陷入困境的趋势……

对当前经济形势及农业问题的判断

    对经济形势，官方媒体已经从2013年宣传的“新常态”概念，演变为2015年的经济“下行期”，并且也认同了“L型”下滑的说法。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但，直到现在仍没有对“农业过剩”的官方认可。其实，早在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出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并行本是常态；粮食总产量与气候变化同步发生“两丰一欠”的3年小周期，或“两丰两平一欠”的5年大周期更是常态。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连续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相对的总量过剩。

    不幸言中的是：我们多次发生违背规律的政策强刺激却至今无人反思。于是马克思就从画像里走出来说：历史上大的事件往往重复出现。如果次是悲剧，那么第二次就是笑剧！

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难题。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把“三农”问题简单化为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当然也发生了类似宏观问题。于是，财政部站出来，宣布压减农业补贴。同时的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2016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补贴也是成本，综合计算已经使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价）长期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但是，如果不考虑综合配套的三农政策，而仅从长期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的角度出发，从2016年开始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不仅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打压，农资企业受到不利影响，而且反过来会因过多依赖国际市场而导致“中国人的饭碗”不在自己手里。

    之所以强调综合配套的三农政策，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中长期“条块分割尾大不掉”。例如国际贸易，我们跟那些“资源扩张性”的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洲）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天然资源的农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而国内农业的资本深化，成本很高。

总体来看，2016年经济下行期的农业面对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出路：中国的农业如何从1.0向4.0演进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只有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就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 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与一产化大农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化。这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投机性收益。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历经20年的战略调整，美国农业跨国企业的收益早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资收益为主。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作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亦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版的现代化。但，这个农业2.0版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面临亏损；并且在欧洲和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拉长产业链虽然可能产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国，这个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达不到。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中国农业大宗产品的产量很多都是世界：我们生产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还有两个点的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存款来源不足，并没有产生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时，农业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版三产化的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何况，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农业就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而欧盟、日韩则是2.0版现代化，以设施农业为主。中国农业的二产化也是设施化、工厂化，已经是世界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

    农业的3.0版，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的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概念来解释农业的结构升级。早在中央政府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本来有丰富经验，但也有政策障碍。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90年代以来就都是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的，如果不采行日本综合农协为主的“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 ，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 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 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 生态化。

    富兰克林·金博士百年前考察东亚形成的思想，在当代也有对照。西方人在20世纪90年代无人不知的“中国崩溃论”几乎成为新世纪的笑柄之后，有了很多赞许和热议。现居韩国任亚洲研究所主管的美国人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他认为：西方生活必将走向崩溃，中国不能重蹈覆辙……因为，“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当前以‘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拥有着能构建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 诚然，贝一明当然也看到眼下的中国消费主义盛行、资本控制的产业化农业过度消耗了资源环境。于是，他用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批评：中国能否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从往昔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农业与经济之中寻找灵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另类发展模式呢？

    这是个批评，也是个挑战。须知：中国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进现代化之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有应对挑战的自觉性。

                                                          温铁军

                                                        2016-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