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读苏南

上卷

拨去流光溢彩的浮幻，苏南经验被我们“去意识形态化”地解读出的核心结论是:追求产业资本发展的地方政府内生性地发生公司化演变，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得以结合村社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理性机制，低成本地完成了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并在随后顺势发生的适应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了一系列制度变迁。

本书对苏南经验的综合分析，可以归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主义”两个“理性”三个“占有”四个阶段。

一个“主义”———引领苏南地方工业化发展之经济主体是较早获得财税、外贸、金融等宏观经济权利的地方政府，体现为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且越来越强大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两个“理性”———除了以公司化的政府必然出于利益考量在经济领域直接行使“进入权和退出权”为特征的“政府理性”之外，分析整个苏南工业化原始积累没有西方那种暴力血腥，其产业扩张和改制也没有其他地区不断爆发的对抗性冲突的原因，在于得益于以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村社共有财产关系为前提的、内在地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１５性风险机制的“村社理性”。

三个“占有”———苏南地方工业化早期几乎没有个体投资人?而主要是村社集体通过直接占有本村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村社成员福利分配，来完成以资源资本化为内涵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其后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产业资本扩张和制度变迁，仍然不是以个体投资人为主体，而内在的线索仍然是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和村社成员福利分配问题。

四个阶段———苏南工业化进程可大致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以村社理性完成“原始积累”，二是以外向型演变来应对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约束，三是以产权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四是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转型而融入全球化。

下卷

回顾苏州的这个中国新加坡工业园区２０年来的发展经验，如果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是认真地从实际过程做总结，可大致归纳为“三次危机、四个阶段”。

已经发生的这四个阶段，连同作为未来展望的第五个阶段，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一二三二一”:

“一”大优势:阶段，依靠中国的“举国体制”与国外投资方谈判，得以“零成本”逆势起步。

“两”强结合:第二阶段，园区的地方政府“强信用”与发达国家的“强资本”相结合，为园区打下高起点基础。

“三”驾马车:第三阶段，凭借国家信用、海外资本和村社理性这“三驾马车”，实现园区发展规模快速扩张。

“两”种创新:第四阶段，通过金融服务创新和政府产业公共服务创新，助推园区内企业技术创新，提升园区整体产业收益率，带动产业升级转型。

“一”个预期:今后应继续借助“举国体制”的比较制度优势，苏州园区若能升华其经验为“一般论”，由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可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软实力”之重要内涵，则可进一步伴随着中国在产业资本遭遇全面过剩的调整阶段势所必然的“走出去”战略贯彻，积极占有并且利用结构性扩张(并非单一企业、个别行业)所必需的话语建构和基础信用的比较优势；这才算学到了新加坡保持长期竞争力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