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精装插图版）

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 
——评扎米亚金的《我们》

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了它的存在好几年之后，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扎米亚金写的《我们》，在这焚书的年代里，这是文学珍品之一。我查阅了格莱勃•斯屈夫的《苏俄文学二十五年》，找到了它的历史如下：
一九三七年死于巴黎的扎米亚金是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和批评家，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出过几部书。《我们》写于一九二三年 ，虽然它写的不是俄罗斯，而且同当代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部关于二十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却因意识形态上不宜的理由而遭拒绝出版。一份原稿被带到了国外，该书便以英、法、捷克文译本出版，但从来没有用俄文出版。英译本是在美国出版的，我一直没有能够买到一本。但是法文译本是有的，我终于借到了一本。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本流的书，但是它肯定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居然没有一个英国出版商有足够的魄力重新印行，真是令人奇怪。
关于此书，任何人会注意到的点是——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有一部分一定是取材于此的。两本书写的都是人的纯朴自然精神对一个理性化的、机械化的、无痛楚的世界的反叛，两个故事都假定发生在六百年以后。两本书的气氛都相似，大致来说，描写的社会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少一些，而受近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多一些。
在扎米亚金笔下的二十六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已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个性，以致只以号码相称。他们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这是写在电视发明之前)，使得名叫“观护人”的政治警察可以更加容易地监视他们。他们都身穿同样的制服，说起一个人来不说是“一个人”，而说是“号民”或者“浅蓝色制服”。他们吃人造食物。他们的文体活动是跟着大喇叭播放的“一体国”国歌四人一组开步走。在规定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在玻璃住房四面拉下帷幕一小时(叫作“性交日”)。当然，没有婚姻，尽管性生活看来并不是完全乱交的。为了做爱用，每人都发一本粉红色的配给券。每人份内有六个“性交日”，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对象须在票根上签字。一体国是由一个叫“造福者”的人统治的，由全体号民每年重选一次，投票总是一致通过的。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与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本来是幸福的，但他愚蠢地要求自由，便被逐到荒野中去。如今一体国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复了他的幸福。
到此为止，与《美丽新世界》的相似之处是很触目的。但是，尽管扎米亚金的书写得并不怎么紧凑——它的松散和零碎的情节过于复杂，不易扼要介绍——但它的政治意义是另一部书中所没有的。在赫胥黎的书里，“人的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解决，因为它假定，用产前处理、服用药物和催眠提示，人的机体是可以按任何要求方式予以专门改造的。可以像制造傻子一样容易地制造出流的科学工作者来，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身上，原始本能的残余，如母性感情或者自由欲望都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书中没有提出明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把社会做它所描写的那样细致的分层。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动机似乎也不是威吓和支配的欲望。没有权力欲，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种类的铁石心肠。在上层的人并没有留在顶层的强烈动机，尽管大家都是傻乎乎的快活的，生活却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使人很难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扎米亚金的书，总的来说，同我们自己的处境更加有关。尽管有所受的教育和观护人的警惕性，许多古代人类的本能仍旧存在。故事的叙述者D-503号虽然是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却是个可怜的世俗人物，一种乌托邦里的伦敦城的比莱•布朗，经常因为身上的返祖冲动而感到害怕。他爱上了(当然，这是一桩罪行)某个I-330号，她是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一度成功地引导他参加了反叛。反叛爆发时，造福者的敌人们数目居然不少，这些人除了策划推翻国家以外，在他们拉下帷幕以后甚至耽溺于吸烟喝酒这样邪恶的事。D-503后获救，幸免于他自身错误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他们发现了近动乱的原因：那是有些人患了一种叫作想象的疾病。制造想象的神经中心如今给找到了，这疾病可以用X光照射来治愈。D-503接受了治疗，治疗后他很容易做他一直知道该做的事——那就是把他的同党出卖给警察。他面不改色，心平气和地看着I-330关在一只瓦斯钟下受压缩空气的酷刑：

她注视着我，用力抓紧椅子扶手——一直到她的眼睛闭上为止。之后她被拖了出去，用电击让她恢复了意识，再一次被带到瓦斯钟下。前后一共重复了三次——可是她仍旧是一声不吭。其他跟这个女人一块被带进来的人就比较诚实：有许多在次之后就招供了。明天他们全部都要登上阶梯接受造福者的机器制裁。

造福者的机器就是断头台。在扎米亚金的乌托邦里有许多次处决。这都是公开举行的，由造福者亲自出席，并有御用诗人朗诵胜利颂诗作为配合。断头台当然不是那种老式的粗糙工具，而是一种大为改进的模型，名副其实地“消灭”了它的刀下鬼，在一刹那之间，把她化为一阵轻烟，一摊清水。这种处决实际上是以人为牺牲的奠祭，书中描写的场面有意给添上了远古世界阴惨的奴隶文明的色彩。就是这种对极权主义的非理性一面——把人当作祭祀的牺牲，把残忍作为目的本身，对一个赋有神的属性的领袖的崇拜——的直觉掌握使得扎米亚金的书优于赫胥黎的书。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遭到拒绝。D-503和I-330之间的下述对话(我稍加删节)足以使检察官的蓝铅笔启动起来：

 “你难道不知道你是在计划革命？”
“对，就是革命！这有什么荒唐的？”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后一场革命，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革命。大家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数学家。既然这样，把后的数告诉我吧！”
“你在说什么啊？我……我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后的数？”
“唉，后的，终极的，的。”
“简直是胡闹！数是无限大的，哪里来的什么后的数呢？”
“既然这样，又哪里来的什么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的段落。不过，很可能是，扎米亚金并不想把苏维埃政权当作他讽刺的专门对象。在列宁死去的时候写这本书，他不可能已经想到了斯大林的独裁，而且一九二三 年时俄国的情况还没有到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安全和太舒服而反叛的程度。扎米亚金的目标似乎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以工业文明作为隐含目标的。我没有读过他其他的书，但我从格莱勃•斯屈夫那里了解到，他曾在英国待过几年，曾对英国生活写过一些辛辣的讽刺文章。从《我们》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尚古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他在一九○六年遭到沙皇政府的监禁，一九二二年又遭布尔什维克的监禁，关在同一监狱的同一过道的牢房里。因此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所谓“机器”就是人类随便轻率地把它放出了瓶子又无法把它放回去的那个妖魔。英文版出来时，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  

董乐山 译

公元2532年是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新世界：没有物质匮乏之忧虑，没有衰老颓废之烦恼，没有工作繁琐之厌倦，没有孕育抚养之压力，没有婚姻、性道德之约束，没有药物滥用之限制，没有政治高压之窒息……俨然是人类一直以来无限向往和憧憬的“世外桃源”和“乌托邦”。然而，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爸爸妈妈是令人羞辱的词，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1克索麻就能带来快乐，可怕的是，人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的能力……过去、现在、未来，人类关于自身和未来的所有忧思都蕴含其中。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学者，一生创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富盛名的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赫胥黎出生于大名鼎鼎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天演论》的作者，父亲是英国小说家，哥哥是著名动物学家，弟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青年时的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在学习了盲文后，他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胎炙人口的小说，并且在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他人生的后阶段，在一些学术圈他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
译者介绍：李黎（1948— ），本名鲍利黎，是出生在内地﹑成长在台湾﹑旅居美国的小说﹑散文﹑剧本及专栏作家。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出版小说﹑散文﹑翻译﹑电影剧本等逾三十部；获有多项小说奖﹑电影剧本奖。李黎的译作《美丽新世界》曾给予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读者以巨大影响。
薛人望（1948—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生殖生物学部门主任。曾获美国国家卫生署(NIH) 研究事业发展奖等多项奖项。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回首未来  /  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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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丽新世界” /止庵

公元2532年是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新世界：没有物质匮乏之忧虑，没有衰老颓废之烦恼，没有工作繁琐之厌倦，没有孕育抚养之压力，没有婚姻、性道德之约束，没有药物滥用之限制，没有政治高压之窒息……俨然是人类一直以来无限向往和憧憬的“世外桃源”和“乌托邦”。然而，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爸爸妈妈是令人羞辱的词，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1克索麻就能带来快乐，可怕的是，人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的能力……过去、现在、未来，人类关于自身和未来的所有忧思都蕴含其中。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学者，一生创作了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富盛名的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赫胥黎出生于大名鼎鼎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天演论》的作者，父亲是英国小说家，哥哥是著名动物学家，弟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青年时的一次眼疾几乎让他视力全失，在学习了盲文后，他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许多胎炙人口的小说，并且在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他人生的后阶段，在一些学术圈他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
译者介绍：李黎（1948— ），本名鲍利黎，是出生在内地﹑成长在台湾﹑旅居美国的小说﹑散文﹑剧本及专栏作家。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出版小说﹑散文﹑翻译﹑电影剧本等逾三十部；获有多项小说奖﹑电影剧本奖。李黎的译作《美丽新世界》曾给予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读者以巨大影响。
薛人望（1948—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生殖生物学部门主任。曾获美国国家卫生署(NIH) 研究事业发展奖等多项奖项。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一幢只有三十四层楼的矮墩墩的灰色建筑物。大门口上方有几个字：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1] 中心。一块牌子上写着世界邦的箴言：共有、划一、安定。
底层的大房间是朝北的。虽说窗外是盛夏，屋内也燠热如赤道，却有一线冷硬的光线闪进窗户来，贪婪地搜寻着一些罩着袍子的木偶般的躯体，一些苍白无力的鸡皮疙瘩，但只照到实验室里的玻璃、镍器和凄然发亮的瓷器。荒凉回应着荒凉。工作人员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苍白如尸的橡皮手套。光线是凝冻的、死寂的，有若幽灵。只有从显微镜的黄色镜头里可以窥视到某些鲜艳而有生命的物质，装在光滑的试管里有如奶油，浓郁的一条接一条，在工作台上排成漫长的行列。
“这儿，”主任打开门说，“是受精室。”
当“孵育暨制约”主任进入屋里时，三百名俯身于仪器的受精员，正埋头在凝神屏息的静默中，全神贯注而忘其所以地自语或咻嘘着。一群新来的、脸色泛红而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生，紧张得近乎卑逊地跟在主任后头。个个带着一本笔记簿，每当这位大人物一说话，他们就拼命地嗖嗖秉笔记录。口授亲传，这是个少有的特权。“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主任”总是亲自带领指点他的新学生参观各部门的。
“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他会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要能明智地从事工作，某些概念当然是必需的——虽然，他们若真要做个良好而快乐的社会一分子，这份聪明还是少有为妙。如同众所周知的：专才有助于美德和幸福，而通才为知识上的必然之恶。社会的脊柱不是由哲学家而是由木刻工和集邮者所构成的。“明天，”他会对他们带点恩威并施的微笑补充道，“你们将会定下来正式工作。你们不会有时间做通才。同时……”同时，这是一项特权。口授亲传而记进笔记簿里。男孩子们发疯似的挥笔疾书。
身材瘦高却挺拔的主任步入了房间。他有个长下巴，不说话的时候，那排大而微露的牙齿正好被丰润而具弧线美的双唇遮住。他算老还是年轻？三十岁？五十？五十五？很难说。无论如何，这种问题是不会有的：在这安定的年代里，福特纪元六百三十二年（A．F．632）[1]，你想不到要问这些的。

读过之后，你或许能忘了书本身，但一定不会忘记书中的伟大预言和不朽思想。——《圣路易斯邮报》
《美丽新世界》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三结合”……结尾虽然是悲观的，但作者洞察人类前途危机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使它远远超越普通科幻小说，成为20世纪前期的经典之作，也使作者成为无数青年人的偶像。——现代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宋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