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读法

《

史记》的特质
一、前　言
《史记》著名的一部史书。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①的史书，不但在中国，“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②，而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东西甚至世界，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史记》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长久而普遍的喜爱，主要是因为书中记载的故事极其动人，而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的文章又极其优美；二者相加，遂产生极大的魅力。然而，太史公倾其一生之力所成就的《史记》，其目的并非只要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提供令人击节称赏的文章。历史中充满了故事，动人的故事所在多有；江山代有才人，美妙的文章何代无之。这位“自请宫刑”③的史家的椎心泣血之作，实更有其庄严而深远的用意。
一般讲《史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总不外以下两点：，正史鼻祖。《史记》是“纪传体”，乃中国部有组织、有方法、有宗旨的历史著作，以后历朝的“正史”写作基本上都沿袭它。第二，散文大宗。中国的文学分韵文与散文两大系统，《史记》的散文“雄深雅健”④，对唐宋以迄清末之文学产生极大之影响。史学名作通常也是文学名作，中外皆然，《史记》更是范例。故中国大学中的历史系与中文系，一般都同时开设《史记》的课程。然而，《史记》的价值不仅在于“正史鼻祖”与“散文大宗”，它的价值同时也是它的特殊性质乃在于它是——百王大法。
史书上记载的人事，多少都具有一些鉴戒作用，史家写史，多少也都会有些个人的批评意见。但那并不等于“百王大法”。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两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史记》不仅是“一代良史”，实为“百王大法”，这话清朝的包世臣曾经说过⑤，但只是一句话，从未引起注意，以致现今讲《史记》者似乎皆未提及，大约不是不知便是不信了。这实是《史记》的不幸。以下谨就个人知见所及，针对此点试加论述，并就教于高明。
二、论治的传统
《史记》是“百王大法”不应只是一句空话。它的思想应有来历，并且在《史记》书中应有具体的呈现，无论其为显见或是含蓄委婉。首先考察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中国古代学术演变的大势为由王官学至百家言。王者“设官分职”，由世官、世业而形成世学，此学在官府，具有政治性，固不待言；即百家言，亦复如是。诸子百家虽众，此由司马谈首先提出。他有《论六家要旨》一文，开头即引《易·大传》（即《系辞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语，并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⑥司马谈于百家中选出六家，六家名目不同，是其异处；而异中有同者，此即六家皆从事于治道与治术的讲求，希望把国家社会治理得和平安稳。只不过各家所讲的理路不同，各有善有不善而已。⑦就其“从言异路”而言，是“殊涂”“百虑”；但从其“务为治者”而言，则是“一致”“同归”了。可见先秦主要六家学术的共同点，是要论治、求治。此非司马谈一人之私言，《淮南子》亦云：“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⑧见解正同，范围更广。
司马谈之后，《汉书·艺文志》举十家，并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去小说家）。此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⑨。此言九家道术不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即“从言异路”；“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亦即“皆务于治”。“九家”比“六家”多出纵横、杂、农三家。司马谈“但举六家者，纵横起于六国，杂家出于秦汉，农则无甚当于治道，故皆存而不论”⑩。简言之，其重要性都不能与司马谈所举的六家相提并论。六家之中，又以儒、道二家为主。司马谈论六家学术各有长短，唯独道家有长无短，且着墨独多，并取与儒家相较，太史公幼承庭训，自是深晓道家之学，《史记》中亦可看出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处。但司马迁父子异学，太史公推尊的是孔子，而非老子，因此将孔子独列世家，称“至圣”；而老子与申、韩同传，称“隐君子”而已。
儒家重要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史记》中有两段文字特别讲到六艺：
（1）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2）（余闻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太史公自序》）
合此两段文字可知：其一，六艺的形式与功能有不同。礼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与行为。（礼主分别，故讲亲疏等差，等级制度之根据亦在此。）乐是用来增进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乐主和合，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书是用来传达历史上重要的人事经验以为后人的鉴戒。诗是用来表达人们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民意。易是用来说明推测宇宙以及人间事物的变化。春秋是用来辨别是非，建立人间的义理。此义理甚多，“其旨数千”，故王船山称《春秋》为“义海”?。其二，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的形式与功能虽有不同，但有大同处，即六艺都具备政治的功能，六艺的义理皆有关于治道，一致而不可分割。其三，六艺固然都与治道有关，但以《书》与《春秋》为甚。尤其是《春秋》，因为《春秋》“长于治人”，可以“拨乱反正”。
司马迁受父命而作《史记》，他自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易》《春秋》合《诗》《书》《礼》《乐》，正是六艺。可见他所当仁不让的，乃在欲据六艺的思想以从事著述，尤其明言要“继《春秋》”，即那部“长于治人”的《春秋》。由此观之，《史记》一书亦欲论治，岂非不言而喻。
《春秋》是怎样的一部书？《春秋》是孔子六十九岁返鲁之后所作，也就是孔子不能行道于天下之后，为了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理想与抱负并继起奋斗而作的书。所以，《春秋》不只是单纯的史书，而是孔子政治思想寄托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主要是笔削《鲁春秋》而赋予微言大义。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时曾说：“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也。”?可见《鲁春秋》已是有义，可以看出一些周人王天下的道理。孔子修《春秋》更重“义”，“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不是重点，“王心”才是重点。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重要的是“义”。《春秋》言“况”（比喻），孔子作《春秋》，主要是借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讲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群进化的治道与治法。简言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立一王之法”。“一王之法”是本，“拨乱反正”是用，有本才有用。“立一王之法”是公羊家简捷的讲法。孟子谓之“天子之事”，《史记》说是“当一王之法”?，都是一个意思。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之道”虽是通三世人群进化之治道。而“春秋之法”则为继周新王之法以待后王继起师法之法。“立一王之法”者，实欲以为万王之法鉴也。?
六家皆务为治，六艺于治为一，六艺中的《春秋》又“当一王之法”，可为万王之法鉴。那么，本此先秦学术旧统（论治的传统）并欲继此“一王之法”之《春秋》而作的《史记》，它之成为“百王大法”，从学术渊源来看应是不难理解的事。

《史记》是著名的一部史书。
《史记》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

《史记》不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但却是最著名的一部史书。
《史记》的价值——
正史鼻祖，史学之正宗；
散文大宗，无韵之离骚；
一家之言，诸子之风范；
百王大法，经学之血统。
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

阮芝生，1943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哲学科特聘教授，著有《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及其他有关中国上古史与《史记》《春秋》的论文。
历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史记》、孔子等历史人物及其他专题讨论、研究等课程。

目录:

《史记》的特质 1
一、前言 1
二、论治的传统 2
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6
四、百王大法 9
五、结论 12
司马迁的心 16
一、前言 16
二、司马谈之死 17
三、李陵与司马迁 21
四、《报任安书》里的苦衷 29
《报任安书》析论 43
一、前言 43
二、《报任安书》读本 44
三、“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 49
四、《报任安书》的写作年月 56
五、《报任安书》的作意与司马迁的隐衷 66
六、“太史公牛马走”的解读 76
七、司马迁之心 92
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 100
一、探究的线索 100
二、治乱吉凶在人 102
三、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110
四、究天人之际 118
五、思想渊源 128
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137
一、历史思考的出发点 138
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140
三、古今之大变 144
四、利与争 154
五、以礼义防于利 162
六、归本《春秋》 167
附说：《礼》《乐》二书疑仍出于太史公论 169
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179
一、本纪 181
二、表 187
三、书 194
四、世家 198
五、列传 204
六、太史公曰 212
七、结语 216
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224
一、编次的先后（一） 224
二、编次的先后（二） 232
三、五体的关联 240
四、合传、附传与类传 250
附：《史记》篇目 260
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 272
一、基本前提 272
二、史料的搜集 275
三、史料的考订 289
四、史料的整理与运用 298
五、结语 309
千秋太史公 313
《史记·河渠书》析论 322
一、“书”体作法与作“书”目的 323
二、篇章结构 327
三、河渠与利害 329
四、“悲”《瓠子之诗》 332
五、余论 339
三司马与汉武帝封禅 344
问题点——“故”发愤且卒 344
一、封禅及其实行条件与目的 345
二、汉武帝封禅及其与始皇封禅之比较 350
三、《论六家要旨》的真正用意 361
四、司马相如的尸谏——《封禅书》 365
五、《封禅书》与《五帝本纪》中的黄帝 371
六、结语 376
论吴太伯与季札让国 381
一、前言 381
二、论吴太伯让国与开吴 382
三、论季札让国与“让以阶祸” 392
四、论季札的志节与“以让化争” 405
五、从《春秋》经义看季札让国 413
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 431
一、前言 431
二、《史记》中的孔子 433
三、太史公所认知的《春秋》 442
四、“继《春秋》”与《公羊春秋》 454
五、“失其真”与《左氏春秋》 464
六、结语 473
论留侯 492
一、太史公怎样写《留侯世家》 493
二、与萧、韩、范增之比较 498
三、圯上纳履故事之分析 511
四、学术本源 523
五、余下的几个问题 533
《伯夷列传》析论 548
《伯夷列传》发微 558
一、篇章结构 558
二、怨报真情 561
三、传首微义 564
四、画龙点睛 568
五、诗文余响 570
滑稽与六艺 580
一、前言 580
二、篇章结构 581
三、“滑稽”四要件 582
四、讽谏与“谈言微中” 586
五、滑稽与六艺 590
六、评《褚续》所记滑稽六章 596
七、评苏辙《古史·滑稽列传》 607
八、结论 613
货殖与礼义 621
一、前言 621
二、解析篇章结构 622
三、货殖与情性 627
四、一之于礼义 634
五、传末篇终微旨 642
六、结语 653
附论一：评《货殖列传》引“《老子》曰”为赞同说 655
附论二：再论《礼》《乐》二书之真伪 659

《史记》是著名的一部史书。
《史记》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

阮芝生，1943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哲学科特聘教授，著有《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及其他有关中国上古史与《史记》《春秋》的论文。
历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史记》、孔子等历史人物及其他专题讨论、研究等课程。

司马迁的心
一、前　言
欲读其书，先究其人；既读其书，须知其人。读书贵知人，而知人在贵知心；不知其心，则不能真知其人，也就无从真知其人的终身事业。司马迁乃非常之人，《史记》是他的终身事业，以一非常之人而终其身从事于一种事业，则其间必有一番苦心孤诣，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这苦心必有其深处，这孤诣也必有其高处。欲量其高，先测其深。我们要想深刻了解司马迁的著述和学问，就不能不尝试一探司马迁之心。
或谓：知人不易，知心尤难，居今之世而欲测古人之心，更是难上加难。此说固然有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就个别例子探讨，否则只是从理论上观看问题，而非从实际上认识问题。就司马迁而论，其心并非全不可测度。《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①如何忖度呢？有两个要点：，言为心声，行为心迹，言行并考，听其言而观其行，庶几乎不失其异。第二，人物皆有遭逢际遇，必须从人物的遭逢变故、颠沛流离处去看他的苦思深虑和进退取舍，才能不失其心。若能把握这两大要点来考察现存有关司马迁的资料，我们虽不敢说能够窥见全貌，但相信也可思过半矣。
二、司马谈之死
本文不是要为司马迁立传，而是要探究与司马迁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有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人经事纬的探讨，来窥测司马迁的人格和心灵。以司马迁的出生和经历，他识人自多，但对他一生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则不过二三人。位影响司马迁的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而司马谈影响司马迁的事则是司马谈之死。
首先，我们要问：司马谈是怎么死的？
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简短，他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②“是岁”是指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也就是汉武帝初行封禅的那一年。司马谈当然是病死的，但他是“留滞周南”以后才生病，并不是先生病而后“留滞周南”。在“不得与从事”与“发愤且卒”的上下文间，有一个“故”字；换言之，是不得参加封禅才“发愤且卒”，而不是先有病而不得参加封禅才死去的。因此在“不得与从事”上只说“留滞周南”，并未说“病滞”。可见司马谈的病死，另有隐情。
封禅是武帝时代的大事，也是汉朝开国以来期待已久的大典。司马谈对此一代大典的准备工作，曾有贡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司马谈曾与祠官宽舒及有司议立嗣后土的典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司马谈又与祠官宽舒等议立太（泰）畤坛的典礼。③这两件事都仅在封禅之前两三年实行，乃是正式封禅的序幕。因此，当元封元年实行封禅的时候，以司马谈前此议立之功而言，应该随从前往，始终其事。以太史令的职务而言，司马谈也应该随从前往，以便“奏良日及时节禁忌”。以封禅为有汉一代大典而言，司马谈既然躬逢其时，也必定想随从前往，所以等到“不得从行”的时候，才自叹：“是命也夫！命也夫！”④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司马谈都是要去和想去的，而终于不能去，这是什么缘故？这和他的观念与现实的冲突有关。
封禅是旷代大典，它有它的实行条件。《封禅书》的开头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可见帝王须受命、功至、德洽、暇给才得封禅，四者缺一不可。衡诸汉代，高祖受命、成功而德未洽，文帝德洽而有不暇给，到武帝元封时，汉家开国已近百年，受命、功至、德洽而且有暇给了，正好符合封禅的实行条件。那么，封禅的实行意义又是什么呢？综合对各项材料的理解看来，封禅的意义有三：一者告代，易姓而王者必先受命，受命而王者必须报命告代。二者报功，帝王荷天命，理群生，到了德洽、暇给的地步，必须告太平于天。⑤三者追本，太平功业之成，固由人力，亦本天功，所以除了报天地之功，还要报群神之功。因此，帝王要“追本诸神名山大川”，要“万灵罔不禋祀”⑥。而告代、报功、追本三者归根结底，其意义不过是“登封告成，为民报德”⑦。所以，光武帝建元三十二年欲行封禅时，梁松上疏，“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⑧。若从这个观点考察，则武帝的封禅，虽然合乎封禅的实行条件，却不合乎封禅的实行意义。
武帝把封禅当作求仙人不死之术，他心中羡想的对象是黄帝。方士说黄帝由封禅而“仙登天”，于是武帝就叹息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⑨为达此目的，武帝一方面先后宠信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一方面借用儒生议封禅仪礼。但是，封禅用希，“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⑩。群儒只有“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武帝乃命诸儒习射牛。诸儒草封禅仪数年不成，武帝又问诸儒封禅事，诸儒对者有五十余人，不能有所定，武帝采用兒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釆儒术以文焉”?。武帝又把根据方士所说而作的封禅祀器拿给群儒看，群儒或说不与古同，徐偃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武帝绌徐偃、周霸，而“尽罢诸儒不用”?。武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封禅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