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具特点的时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气候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盛世的宋型文化。陈寅恪先生对宋型文化极为推崇，并做出经典性表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对宋代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的高度发达、哲学繁荣之社会状况的总体概括。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②然而在这总体的表象下，宋代又是一个极具矛盾性的社会，那就是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而军事力量却十分孱弱，这使得宋代在对外民族关系上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并始终在辽、金、西夏与蒙古的夹缝中生存。民族战争不仅给北宋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对于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思想意识形态、士人的精神风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势、时代精神与审美风貌。
　　在北宋167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始终是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内容。在与辽、金、西夏对峙的过程中，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是宋夏关系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北宋社会矛盾的集中点。苏洵在《贺欧阳枢密启》中就以“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①来概括北宋王朝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真实状态。尤其是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北宋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陷入积贫积弱的窘困状态，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日益深重，这就是当时北宋总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特点。在这期间，北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宋夏战争的困扰，在“以文治国”国策下的北宋文人也因此深受这场持久战争的影响。在北宋文人的奏议、散文、诗词中，我们时处可见他们对宋夏战争的看法，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人格心态。不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风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对佛老思想的倾心，都与持续不断的宋夏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因此，除了通过各种社会历史著作去了解宋与西夏的关系外，宋代有关记述宋夏战争的文学作品无疑成为我们透视宋夏关系的重要途径。到目前为止，学界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去研究宋夏关系，而很少从文学视角去关注宋夏战争对宋代社会、文人的影响。
　　本书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相应采取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讨长达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对北宋文人人格心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宋夏战争一直被学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去进行研究，而绝少将其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宋夏战争是影响北宋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与宋夏战争有关的诗、文、词是组成宋代文学的重要部分。通过探讨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终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
　　本书打破传统文学史对作家作品进行平面解读的研究模式，立足于北宋文学的基本风貌，以民族关系格局与文学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深层透视北宋文学风貌的时代精神与内外动因。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不仅影响政治格局、治国策略、文化建构、士人心态等多个领域，同时也是主导古代文学审美风貌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学界对民族格局与文学关系有所关注，但却处在支离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状态中。宋代文学作为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必然会从审美心态、主题取向、艺术风貌等各个方面影响其发展走向与审美特色。比如有关民族关系的突发事件或者重大事件，都往往会被作家及时、迅速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并成为作家们所广泛关注的社会现实内容。纵观两宋的诗、词、文，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始终激荡在字里行间。以文史互通的研究视域去审视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发掘其中的文化与历史内涵，这既扩大了文学本位研究的外延，补足了历史记述的缺漏，也达到了文史互证的目的，而且更加彰显了古典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相应采取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讨长达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对北宋文人人格心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宋夏战争一直被学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去进行研究，而绝少将其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该书认为宋夏战争是影响北宋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与宋夏战争有关的诗、文、词是组成宋代文学的重要部分。通过探讨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终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
然有鉴于此，该书力图通过疏通北宋与西夏关系的文献资料，揭示北宋文人在宋夏战争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西夏文化、宋夏关系，以及北宋文学审美特征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因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艳华，女，1978年生，回族。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民委优秀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士人心态与宋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出版专著《杨万里文学思想研究》《宋辽金元文学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宁夏社科项目2项，宁夏高校重点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在《齐鲁学刊》《宁夏社会科学》《北方论丛》《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相关论文分别获得宁夏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三等奖、宁夏第十二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二等奖。

章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研究概述 ... 1

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1

第二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的研究现状 ... 4

第三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依据 ... 8

第四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创作格局 ... 33

第二章 宋夏战争的萌发与宋初三朝的文学风貌 ... 56

节 宋夏战争在宋初的萌发 ... 58

第二节 宋夏战争对北宋初期士人风貌的影响 ... 65

第三节 宋夏战争与宋初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取向 ... 75

第四节 宋夏战争与宋初的词体创作 ... 123

第五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初期散文功能的转向 ... 167

第三章 宋夏关系的激化与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 ... 180

节 宋夏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北宋中期的社会风貌 ... 181

第二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中期士风的重建 ... 189

第三节 宋夏战争与文学改革思潮的兴起 ... 202

第四节 “屡闻戎马入，辄有国殇诗”—战事诗的勃发 ... 211

第五节 议论化、散文化诗学风格的确立 ... 234

第六节 宋夏战争背景下的多元化词风 ... 249

第四章 宋夏关系局面的转机与北宋主流文学风貌的定型 ... 283

节 宋夏危机与变法思潮的兴起 ... 284

第二节 诗文革新运动的终完成 ... 295

第三节 豪放词的全面兴盛 ... 329

第五章 宋夏关系的告结与北宋文学的内敛化转向 ... 346

节 北宋末期宋夏关系的告结 ... 347

第二节 主战与主和党争下的末世士风 ... 354

第三节 文人的倦客情怀与文学主潮的回落 ... 369

结 语 ... 421

参考文献 ... 423

后 记 ... 429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以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相应采取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探讨长达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对北宋文人人格心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宋夏战争一直被学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去进行研究，而绝少将其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该书认为宋夏战争是影响北宋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与宋夏战争有关的诗、文、词是组成宋代文学的重要部分。通过探讨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终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
然有鉴于此，该书力图通过疏通北宋与西夏关系的文献资料，揭示北宋文人在宋夏战争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西夏文化、宋夏关系，以及北宋文学审美特征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因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艳华，女，1978年生，回族。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民委优秀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士人心态与宋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出版专著《杨万里文学思想研究》《宋辽金元文学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宁夏社科项目2项，宁夏高校重点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在《齐鲁学刊》《宁夏社会科学》《北方论丛》《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相关论文分别获得宁夏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三等奖、宁夏第十二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二等奖。

章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研究概述

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钱锺书先生曾经概括地描述过宋代文学这一特殊现象：“汉、唐开国都扩大了前朝所统治的疆土，而宋对汉唐故地并不能全部恢复，没有‘四方之志’，宋代的‘兴朝气象’就大大地相形见绌，宋人的内心里都抱着遗憾。这仿佛是先天带来的缺陷，所以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差不多跟赵宋王朝同时出现，例如路振的《伐棘篇》（《宋文鉴》卷一三）。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师失地证明宋对辽、西夏、金的侵略是无力抵抗的。宋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就愈变愈卑逊，从‘奉之如骄子’进而为‘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宋代文学里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情绪也愈来愈沉痛、激切。靖康之变以后，悲愤的声音几乎成为南宋一百五十年的诗歌的基调。这是汉、

唐文学里所没有的现象。” 这段评价深入揭示了民族战争对于宋代文学总体的时代精神与审美风貌的深刻影响。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论述时代的精神气候对艺术品审美风貌的作用时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与此同时，“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对于宋代文学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将作家、作品置于特定的政治与历史语境中去进行考察，揭示其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在此过程中，民族关系格局与宋代文学基本特征的形成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笔者通过研读与宋夏战争相关的诗、文、词，发现其所反映的内容的确非常广远而丰富，如表现西北塞外风情，展现严酷战争场面，揭露政治弊端，以及发表对战争看法与见解的作品，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中流露出北宋文人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此外，北宋文人历经战争的种种心态，明显是受儒、道思想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此类作品的研究可以透视出宋代文化思潮对文人们的影响。宋代是一个高度文人化的社会，文人往往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这一多重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更加多元化的眼光去审视战争、再现历史，并赋予历史以艺术感、真切感、厚重感与鲜活性，这是其他史传作品所无法达到的。因此，当我们打通文史界限，以更灵活的思维、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北宋文人与宋夏战争的关系时，其研究意义是极为鲜明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宋代文人对宋夏战争的相关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宋夏战争期间宋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而以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对其二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

其二，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文学的创作格局与内涵发展，不论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特质，还是抒发爱国理想、人格抱负的豪放词风，抑或是以经世致用、有补于世为主导内容的散文创作，这些文学内容和形式共同体现着北宋文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精神，并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主流。因而，对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的探讨，无疑对拓宽宋代文学的研究视域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其三，发掘古代文学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宋夏战争对北宋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呈现，而是渗透着儒家民族观的历史演进。随着时代的变迁，北宋文人对“华”“ 夷”内涵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理学“道统论”“ 正统论”的主流思潮影响下，北宋朝廷的文化优势与文明程度依然以“华夷之辨”作为基本标准。围绕这一标准，宋代文人们从“内夏外夷”“ 以夏变夷”“ 贵华贱夷”等各个层面出发来维护汉民族政权作为中原文化继承者的权威地位，这种以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为根本的民族观念，直接影响到北宋文人的政治理念与民族心理，并深刻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从而构成了北宋文学的独特气质与文化内涵。以此为范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古代民族关系对于古代文学民族精神内

涵的深刻影响。

通过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宋夏战争是引发北宋政治变革与文学变革的重要动因，是我们透视北宋文学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内涵的关键切入点，同时也是我们发掘历史与文学之互动关系的重要视点。然而学界对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关注甚少，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缺失和空白。有鉴于此，本书力图通过疏通北宋与西夏关系的文献资料，揭示北宋文人在宋夏战争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北宋文学审美特征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因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关系的研究现状

宋夏关系不仅是西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初兴起到目前为止，西夏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学科，学界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王天顺主编的《西夏战史》，朱瑞熙、王曾瑜、张邦炜等五位学者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化》，另外还有白滨的《党项史研究》《元昊传》，孙星群的《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合著的《西夏美术史》等，可以说是著述丰富，内容全面。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成立后，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在1995年、1998年、2002年出版西夏研究丛书共三辑十六册，即《西夏文化概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学概论》《西夏书事校证》《西夏王陵》《西夏天盛律令研究》《西夏经济史研究》《西夏志略校证》《西夏纪事本末》《西夏道教初探》《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史若干问题探索》《西夏地理研究》《汉文西夏文献丛考》《宋夏战事诗研究》《西夏文学数字化方法及其应用》，这些著作从不同领域对西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但涉及文学方面就比较寥落。1980年，陈炳应先生发表了《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是国内早一篇涉及西夏谚语、诗歌的论文。聂鸿音教授对西夏文诗集中的几首作品进行了译读和考释，向我们揭示了西夏文学的冰山一角。a 宁夏大学张廷杰教授于2005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的《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一文，对西夏诗文和谚语进行了一定的探究。除此之外，立足于西夏文学创作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著述几乎无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料匮乏，二是语言文字的障碍，西夏文学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后继乏人的堪忧现状。

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文学创作面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过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反映出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在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搜集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淳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的民俗伦理、道德观念。谚语还为了解西夏文字的对偶、引申、韵律等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西夏佛经中有很多发愿文和序言，这些出自西夏人手笔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阐明佛学奥理，叙述译经、印经的经过，祝愿美好的未来，多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是研究西夏文学特点的重要资料。”以上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西夏文学的总体风貌，而且对西夏谚语和佛经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揭示，让我们看到了西夏文学的存在形式与艺术风貌。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我们很难做到将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打通后去立体化地观照西夏文学，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尚待解决的问题。除了深入了解其存在形式与审美风貌，更重要的则在于上升到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层观照。从此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转换研究视角，以宋夏关系的发展演进为中介，立足于西夏与汉民族政权交融的过程来发掘民族关系对于主流文学的影响，并揭示主流文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如此，我们的研究视野将会更为开阔，对文学史的研究也将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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