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未来（精装）

                          前言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一直纷纷扰扰，冲突不断，伴随了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既形成了特定文明兴起、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也构成了不同文明互动成长的历史，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科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经验和社会面貌。当我们穿越时空，对过去数千年的文明史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不仅塑造了他们生存的世界，也不断地被他们生存的世界所改变。不同的民族与地区、不同的环境与接触交流的方式，以及历史中不同的困境所形成的各种冲突，决定了人类社会复杂的演变过程。有时，是一些独立的重大事件决定了未来，如部落时代的族群融合（联合）、王朝时代的民族大迁徙、欧洲文艺复兴、拿破仑战争和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等等；有时，则是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锤炼，需要经历数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精心谋划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争取到未来，如罗马帝国的建立、秦始皇统一中国、蒙古帝国的扩张以及美国全球霸权的兴起，等等。但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过程，围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无一例外是各种冲突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冲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枢纽，研究冲突是我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首先，是围绕物质世界的冲突（包括食物、土地、资源和生存环境等）。史前时期的历史几乎都是围绕争夺生存利益而发生的，不同族群或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的兴衰消亡，构成了人类几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的历史。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推测，那是一个蛮荒丛生的时代，一切冲突的目的都与物质利益直接相关。在经历了长期的无序发展和无数的冲突之后，一些民族不断融合而强盛起来，形成了后来的国家（王国），而更多的族群则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即使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后，这样的冲突仍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一点已得到了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的反复证明。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肇始于东方的大河流域和西方的沿海地区，前者早出现在五六千年前的西南亚和东北非地区，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以及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等，它们因此成为当时人类冲突为激烈的地区。比如，苏美尔人早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三角地带建立起了城市，乌尔城就是其中的代表。大约在公元前2340 年，来自北部的阿卡德人的持续入侵，摧毁了苏美尔文明。此后的2000 多年间，由于这个地区非常富庶，一直历经着巨大的动荡，巴比伦人、赫梯人、迦勒底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在这块土地上轮番登台、血战不休，目的都是追求成为该地区的主宰。后者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是由米诺斯人以克里特岛为中心，在公元前3000 年—前2000 年建立的海上文明，后遭多利安人的入侵而衰落（发生在约公元前1200 年—前1000 年）。三百年后，希腊人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强盛起来，此后该地区就是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长期冲突。而从公元前509 年起，罗马人开始崛起，他们在摆脱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而独立后，经过数百年的征战扩张，逐步建立起了对意大利半岛、西地中海地区、整个地中海盆地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时间长达近千年之久（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华夏文明也同样如此，在约公元前3000 年—前2000 年，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经历长期的冲突之后，后是黄帝部落成为该地区的主宰，从而决定了今天中华民族生存的基本格局。因此，人类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围绕争夺领土和资源，血腥的冲突持续上演了数千年，直到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还在为了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战火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即使到了21 世纪，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存在着领土、资源和海洋权益争端，而这些争端导致冲突（战争）的可能性仍居高不下。尤其是当这些争端与意识形态、霸权主义交织在一起时，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围绕意识形态斗争所导致的冲突。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映像和反映，因而是一种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普遍现象，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迷信到科学的过程。发展到20 世纪，意识形态已经达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地步。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对人类社会冲突的影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如果说人类社会早期的冲突主要是围绕“物质世界”展开，那么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冲突的影响则相当简单、模糊，因而只是辅助性的因素。今天，虽然冲突仍然围绕着“物质世界”而展开，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则日益上升，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已成为更重要、更主要的因素。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就是如此，它是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的结果。从早期阶级意识的觉醒，到阶级斗争的实践，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之后，形成了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后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对抗。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深刻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全面冲突。而且，20 世纪的国际秩序也与意识形态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对于世界落后民族（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思想向导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样，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本质上也是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表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进入21 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人类社会既共同拥抱普遍共识，又充分地接受和尊重不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包容、合作、共赢与共享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现实背景决定了人类社会即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为超越现有意识形态斗争、避免大国冲突的历史重演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基辛格认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发展趋势得以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毋庸讳言，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中，伴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必然要面临一个全球性冲突日益增多的时期，尤其是大国冲突的风险将随之上升。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何去何从，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的重大挑战。

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任何冲突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交织互动，这也使冲突的产生、发展、演变更为复杂。历史表明，人类社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着变化和冲突，人类不断在建立秩序和破坏秩序的历史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存在，既适时地建立秩序，又适时地破坏秩序，周而复始，直到今天。在早期，这一过程主要服从人类出自“本能”的意志。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惊异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困惑不断加深，对冲突的理解开始受到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但决定冲突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客观利益。到了封建社会，宗教信仰日益成为禁锢人类意识形态的工具，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完全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冲突也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但使被压迫人民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中世纪之后，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人文主义意识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促进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大觉醒，人类开始日益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17、18 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发展出了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各种社会思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大人民的意志逐渐成为一切冲突产生、发展、演变和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如19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20 世纪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代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以及集团利益日益与广大人民的意志密切相关，物质世界与意识形态因素已经成为推动人类冲突潮起潮落的左右手，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而意识形态似乎更成为冲突各方加以充分利用和积极影响的对象，谁能站在历史发展趋势的处，谁就能获得后的胜利。

当今时代，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如何认识和把握冲突产生、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要求，既是实践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本书试图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通向未来的道路。全书分为10 章，包括历史的启示、对与错、冲突的历史逻辑、利益及利益观念的影响、不断产生的意识形态对抗、霸权主义、多边主义、变化的秩序、战争与和平、通向未来的道路。由于这一课题研究难度很大，笔者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本书仅是抛砖引玉，希望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重大项目（新时代战略理论创新问题研究）（2019-SKJJ-A-011）资助完成的成果，衷心感谢来自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及军事战略教研室同仁的支持与帮助。

                               向晓凌

                             2021 年8 月2 日于北京

冲突伴随了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既形成了特定文明兴起、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也构成了不同文明共生、互动与成长的历史，它是我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把钥匙。进入21 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包容、合作、共赢与共享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全书透过历史长时段发展的迷雾，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人类社会冲突产生、发展的演变规律，深入解剖各种冲突类型的内在结构，为寻找世界未来通向持久和平之路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

向晓凌，1962年出生，长期从事军事战略研究。历任空军航空兵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团参谋长、师副参谋长，国防大学军事战略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战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著有《空权战略时代》《战略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