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

杨泽波，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从事孟子研究，著有“孟子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后致力于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著有《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五卷本）《<心体与性体>解读》《走下神坛的牟宗三》《焦点的澄明——牟宗三儒学思想中的几个焦点问题》。近年来全身心投入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工作，著有《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儒学谱系论》（待出）。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先秦诸子”又叫“先秦哲学”，名称不同，内容无异。作为这门课的开始，首先讲“中国文化的特质”。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中国哲学又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要了解先秦哲学当然必先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当然又必先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优点，比较聪明，重视个性，善于表达，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自己的文化缺乏透彻的了解，而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影响很大。比如，现在常讲“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问题是，什么叫中国人？中国人固然有血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生长，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谈得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

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质。这种特质是由其特殊的背景决定的。

地缘背景。历史学家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上下左右都不通。中国文化有两条母亲河，一是黄河，二是长江。中国古代文化的出现，长江流域应该略早于黄河流域。但从文字记载的历史看，中国文化的中心无疑还是在北方。这个特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想象一下，从黄河流域往北走行不行？短途没有问题，内蒙古、蒙古国还行，再往北走，天寒地冻，不利于生存。往西也不行，茫茫大沙漠，前行很困难。西南更不行，青藏高原，地理条件更差。南边倒是可以，但从长江再往南走，也会受到地域和文化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东面。从黄河流域往东是可以的，从陕西到山西，到河南、河北，再到山东。山东人杰地灵，出了很多圣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孔子谈到过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我的大道如果行不通的话，我就扎一个小筏子，到大海上去漂流，跟着我的恐怕只有仲由了。孟子也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看过大海的人，再跟他谈水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圣人之门学习了很高的智慧，自与他人不同。但孔子和孟子都没有航海的经历。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国文化产生之初，东西南北是基本封闭的。这与古希腊有很大不同。古希腊北部是丘陵地带，适合耕种的土地不多，南边主要是海岛。古希腊属于海洋文化，他们的先民为了生存，常常要乘船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去经商。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当时周围的其他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发展。这种条件，中国并不具备。

这样便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个特点：独自发展。中国文化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与当时其他大的文化系统几乎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当然，我们内部也有一些交流，比如中原文化不断与北方文化相互交融。但中国文化产生之初，没有受到世界上其他大的文化如希腊文化、埃及文化的影响，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会自己解决，解决之后又出现新问题，再自己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当时世界上其他大的文化系统的影响。这个特殊背景决定中国文化是一个独自发展的自洽系统，就像一个圆一样，有其开始，有其过程，有其终点，自己就把这个口封好了。后来，其他文化如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慢慢进来了，但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的性质已经确定了，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已经定型了。其他文化可以在具体方面产生影响，有的影响还非常大，但主干不会动。中国文化之所以特殊，地缘是一个首先必须注意的因素。

气候背景。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个源头与北纬三十度线有关。这条线非常神奇，集中了古代著名的一些文化，比如古巴比伦文化、古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气候条件有一定关系。历史学研究证明了一个道理：一种文化，特别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要产生要发展，气候条件既不能太优越也不能太恶劣，应在优越和恶劣之间。太优越了产生不了重要的文化，太恶劣了同样产生不了重要的文化。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住了几天，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马来西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但不是重要文化的滋生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候条件太优越了。饿了随便在树上摘个果子就可以充饥，渴了到处都可以找到清洁的水喝。在这么优越的气候条件下，人们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就能生存，不大可能创造重要的文化。反过来说，气候条件太恶劣了也不行。爱斯基摩人（即因纽特人）那么多年来还是老样子，就是因为气候条件太差，能够生存下来已经不容易了，很难有大的创造和发展。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虽然也属于北纬三十度线的范围，但地理位置更偏北，甚至达到了北纬三十五度，气候条件更差一些，这就要求我们的先民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生存。我猜想，这或许是中国文化有长江和黄河两大源头，而后来文化的中心却落在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虽然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因为黄河流域气候条件更差，先民不得不更加努力，所以其程度后来才超越了长江流域。中国文化的产生离不开治水，大禹治水的故事众人皆知。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先民是通过不断努力才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的，如果躺在那里睡大觉，不可能产生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

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刚健有为。因为中国古代的气候条件不是特别优越，先民必须努力才能生存和发展，于是渐渐养成了刚健有为的品格，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很多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故事，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一些文化中，太阳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在中国则是可以与之抗争的（后羿射日）；火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在中国则是人们自己努力创造的（钻燧取火）；大山是上帝的造化，在中国则是可以人为移动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精卫是炎帝的女儿，后来溺亡了，变成了鸟，每天从山上叼石子填到大海里。这个故事表达的就是一种刚健有为、奋斗不止的精神。一提到中国人，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两个形容词：勤劳和勇敢。

这两个词真切表达了中国文化或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这话不是白说的，有着深厚的基础。这也督促我们要不断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够勤劳，够勇敢。如果不够勤劳，不够勇敢，有什么资格叫中国人呢？

我们观察社会和生活，很容易看到中国人身上的这个优点。比如，改革开放后，在法国一些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生活着不少温州人。温州人语言不通，文化程度又低，法国人根本瞧不起。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法国人对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别人家周末休息不上班，温州人照常上班。别人家老板不干活，温州人晚上当老板，白天站柜台。就那么一个小地方，白天是店铺，晚上当地铺。我常开玩笑说温州人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文化特点很值得研究。新加坡的前任领导人李光耀，治理新加坡很有办法。新加坡有不同的种族，李光耀讲话一般都很谨慎，不讲那些比较敏感的话头。他退休之后就放得比较开了。有一次记者问他，如果新加坡的居民都是华人，或华人的比重比现在还高，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李光耀直截了当回答，要是那样的话，新加坡的成就一定比现在大得多。

经济背景。经济背景指经济活动的方式。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问题，社会理念、政治制度、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过去我们有四民之称即“士农工商”。头一个是士，第二个是农，商在后。不像今天，大企业家是，大学教授在大企业家后面，农民根本排不上号。有人说，士就是今天的大学教授。这个说法不对。士和今天的大学教授都有知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古代的士道德高尚，承担着道统的责任，可以为王者师，这个特点今天的大学教授并不具备。今天的大学分科太细了，有几个教授敢说自己身上有道统的责任？不要说理科和工科了，就是文科的，包括哲学系、历史系的老师，有几个敢这样说？今天的大学教授是没有资格称为士的。

在历史上，农业的地位一直很高，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先民为了生活开发了土地，土地同时也绑架了先民。因为土地搬不走，先民依靠土地而生，必须固守在这块土地上。前面提到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为了阐明中国文化积极奋斗的精神，其实这则故事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安土重迁。愚公住在山脚下，门口有两座大山，一座是王屋山，一座是太行山，出行不方便。愚公一天发了宏愿，一定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街坊邻居嘲笑他：你的力量就那么大，怎么能把大山搬走呢？愚公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子子孙孙没有穷尽，挖山不止，一定能达到目的。现在想起来，愚公真的是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打个电话，找个搬家公司，搬到山外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宁可祖祖辈辈挖山不止，也不搬家呢？愚公移山的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潜意识，这就是安土重迁。中国人，主要是农民，没事儿是不搬家的。

因为不随便搬家，我们的先民一般都生活在祖祖辈辈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从而形成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特别重视家庭，重视血缘联系。中国人的血缘关系特别复杂。《尔雅》是中国早的词典，其中表示人的称谓的词，比如我们今天说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当然过去并不这么叫），就有一百多个。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复杂。不同的关系要有专门的称谓，才能标识清楚。我总是喜欢说，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管他们见到的那个人叫什么。我孩子小的时候，吃了晚饭，我常带她去散步。因为是部队营院，大家都很熟，见到人后，我总是跟孩子说：“赶快叫人啊。”我这样做其实是自己先想一想，把关系弄清楚，教给孩子，孩子下次就知道了。这时首先要判断对方是男是女。如果确定是女，是我的长辈，我的孩子就应该叫她奶奶；如果是我的同辈，我的孩子应该叫她阿姨。如果确定是男，是我的长辈，我的孩子就应该叫他爷爷；如果是我的同辈，就要进一步判断比我年长，还是年幼。如果年长，就应该叫他伯伯，北方也有叫大爷的；如果比我年幼，就应该叫他叔叔。

有的时候情况比较复杂，尽管是我的同辈，比我还年轻，我的孩子还应该叫他伯伯。举个例子，朱敏是朱德的女儿，在延安的时候，很活泼，到处跑着玩，见到了，很有礼貌，一鞠躬：“毛叔叔好！”回家以后让朱德狠批了一顿，说：“下次见到，应当叫毛伯伯，尽管岁数比我小。”的岁数小于朱德，但朱德让自己的女儿管叫伯伯，就是要表示尊重。中国有一个称谓特别复杂，这就是兄弟的兄。字面的意思，兄是男性同辈比自己年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时比自己年轻的也可以为兄，女性也可以为兄，甚至比你低一辈的也可以为兄。鲁迅和许广平初接触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抬头的称呼是广平兄。许广平不懂了：，我是女性，怎么为兄？第二，我是学生，比你低一辈，怎么为兄？可见这个称谓含义很深，很难用好。

这个背景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第三个特点：重视家庭。重视家庭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特征。不了解家庭，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政治从来没有考虑过契约的办法，走的始终是家庭的路线，就是由这个特点决定的。在中国，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家庭是国家的缩小版。这既是它的不好，也是它的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今天的年轻人一提到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巴金的小说《家》，把家当作压抑人性、限制自由、泯灭个性的代名词，甚至有“父母皆祸害”的说法。但大家不要忘了，巴金的这部小说，是“五四”之后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候的观念。古代不是这样的，人们提到家想到的是那个温暖的场所，是那个背后的靠山。大家能考进复旦，说明你们的家庭教育一定不错。当然有些家庭教育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实在调皮了，爸爸妈妈一着急，在你屁股上拍两下，或者爸爸妈妈缺乏经验，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够妥当，你会觉得爸爸妈妈欠你的。我告诉大家，爸爸妈妈能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能辛辛苦苦培养你来大学读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爸爸妈妈根本不欠你的。你回报爸爸妈妈的不应是抱怨，只能是感恩，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恩。

政治背景。中国文化有长达几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朝代，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的莫过于殷周之际的变化。殷代是一个国力很强的朝代。现在很多历史博物馆都可以看到殷代的文物，其中重要的就是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逐级往下排。鼎是国之重器，南方人有了非分之想，仗还没打，就问中原士兵你们的鼎是什么样的，这便犯下大罪。“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殷王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一统四方，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或上天眷顾他们，赋他们以命。后来殷被周灭掉了。周起家的地方在今天陕甘一带，原是殷的附属国，地方不大，经济也不发达，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居然把堂堂大国殷给灭掉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臣子有什么权利推翻君主？一个附属国有什么权利灭掉宗主国？用今天的话说，周人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要建立自己的政权，首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特别多。农民不堪受压迫，起义之前找个石碑，在上面刻点字，半夜埋到墙根底下，早上跟自己的朋友说，上天托付于我，于是挖出个石碑来，上面写着天下当姓张，天下当姓李，等等。陈胜、吴广起事之前，找块布，上面写好“大楚兴，陈胜王”，塞到鱼肚子里头，就属于这种性质。

再回到殷周之际的变化。周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周人非常睿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意思是说，上天没有固定的亲眷，辅佐谁，不辅佐谁，关键看你有没有德。有德就辅佐你，没德就不辅佐你。殷王原先有德，上天就辅佐他。后来殷王乱来，肉林酒池，上天看不过眼，说这个家伙不行，没有德，就不帮他了。谁有德呢？遍察天下，周王有德，于是把原先赋予殷王的“命”给了周王。这就叫“革命”。今天讲革命是指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其实革是变的意思，革命就是变命，也就是把过去赋予某个人的命变给另一个人。而革命的根据，就是领导人是否有德。经过殷周之际的变化，德的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周人重德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殷人。

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第四个特点：关注道德。周代之后，中国文化，不管哪一个学派，都非常重视成德的问题。儒家表现为成圣，道家表现为成仙，佛家表现为成佛，实质都一样，都是要成就自己学理意义的那个德。因为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道德，心灵完全被道德占据了，关心的是如何成圣成贤的问题，所以不大重视认知问题，与西方哲学重视纯粹认知问题的路线完全不同。这个特点对后世影响很大。黄宗羲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后来死于东林党狱，黄宗羲回忆他的父亲时有这样一段话：“先生以开物成务为学，视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济艰难，沾沾自顾，拣择题目以卖声名，则直鄙为硁硁之小人耳。”（《明儒学案》卷六一《东林学案四》）在黄宗羲的父亲看来，天下的安危便是自己的安危，如果一个人的志向不在“宏济艰难”，不在“救治天下”，只是挑一两个小题目，写写文章，用今天的话说，当个教授，当个博导，那只能被人鄙视，讥为小人。这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气节，一种追求。这种气节，这种追求，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早已成了稀罕之物。不少人只想当博导，只想当院士，却不管自己的道德追求，不顾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这在古人眼中与“硁硁小人”又有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