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黑猩猩的政治》推荐序
德斯蒙德•莫利斯
这本大作传达的信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这是一个令我愉快的信息，不过我怀疑它恐怕会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感到不快。
千百年来，人们都被告知，人与其他动物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只是没有理性的“野蛮的”兽类，而我们则有点像是下凡的天使。尽管这一事实——我们是上进了的猿而不是下凡的天使——听起来让人觉得不是滋味、看起来像是侵犯了人的尊严，但对我来说，将我们看作动物演化这一大光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曾经存在过的物种之中不同寻常、成功的一种，比那种企图让我们从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命主流中分离出来要更令人兴奋得多。
那些一直将我们放在一个特别受尊敬的位置上的人们自然会去寻求我们与猿类之间黑白分明的性质差异：人类是有艺术才能的，而猿类没有；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而猿类不是；人类有语言，而猿类没有；人类是政治动物，而猿类不是。承认我们只不过在这些事情上比其他物种做得更好是不够的，为了满足某些哲学家的自负，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性质差异一直不得不被看作要么全是要么全非（而非程度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看起来坚硬的差异逐渐软化并变得模糊起来。1950年代，我已经能够证明黑猩猩所拥有的审美表达能力的萌芽。他们能以简单的素描与油画的形式绘制出看起来受意识控制的图案，能巧妙地处理那些看得见的思想，并通过改变来使得它们多样化。他们的艺术才能还是极为原始的，但的确存在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
1960年代，简•古道尔勇敢地进行了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她成功地观察到，黑猩猩能够对探针状的树枝进行精加工，并用这种工具将白蚁从蚁穴中转移出来。作为工具的制造者，黑猩猩得以加入艺术家的行列。1970年代，特丽克西•加德纳与她的丈夫一起设法教会了一只黑猩猩美国手语，因而，他们能够与他交流，其他的猿也跟着学会了。现在，事情已很清楚：黑猩猩能学会上百个不同的手势符号，并能将它们组合成简单的陈述或请求。一些语言学家因为这种动物不幸在语法和词序上有所欠缺而拒绝承认这些猿的成就是真正的语言。但这些批评中没有一个能抹杀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与猿类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并不像人们以往所相信的那么明显。人类只不过比猿类做得好得多而已，人类与猿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现在，1980年代，这一关于黑猩猩的政治的让人耳目一新并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终于面世了，它所传达的信息同样是清楚的。我们人与我们的多毛亲戚之间的距离其实比人们先前以为有的更近。在我们仔细研究过后，猿类就会向我们展示：他们是擅长精妙的政治策略的。他们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权力接管、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网络、权力斗争、联盟、分而治之的策略、联合、争端仲裁、集体领导、特权与交易等等。那些会在人类的涉及权位的领域中出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在一个黑猩猩群体的政治生活中发现其胚胎的。
要理解为什么只是到现在，到1980年代，这一此前一直未搞清楚的黑猩猩们的复杂行为才得以被分析并且发表，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中接近猿的方式。在并不太远的过去，诸如黑猩猩、猩猩特别是大猩猩的大猿还在被人们看作嗜血的妖魔，只有勇敢的白人猎人才能猎杀他们。这是猿类被看作金刚的阶段。而后，随着年轻的猿类被捕获并被带回到动物园中，人们面对猿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一夜之间，他们从妖魔变成了逗人发笑的小丑。这是黑猩猩在茶会上被当作闲谈资料的阶段。后来，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些引人注目的动物，他们通常都将猿们“留在家里”，并几乎像对待人类中的孩子们一样对待他们。这是家里的猿阶段；它引发了科学家对猿类个体智能的重要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猿类的社会生活状况。接下来，科学家们开始了了不起的野外实地研究。在简•古道尔首开先河之后，其他人也相继跟进；这些野外研究揭开了野生状态中的猿群的复杂社会的许多方面。这是自然状态中的猿阶段。这件事在这一阶段上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安东与简•范•霍夫兄弟俩采取了这一大胆的步骤：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中建立一个真正大型的黑猩猩圈养与繁育基地。
阿纳姆黑猩猩群体在像弗朗斯•德瓦尔这样的动物行为学家的时刻观察的目光下成长、繁育并兴旺起来。站在高高地矗立在孤岛式的群体圈养区一端的观察塔上，他们能够跟踪观察一个猿类群体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这种观察所获得的细节比以往任何一种形式的观察所能获得的都要多。正是这种特定的环境将人类对于黑猩猩的行为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比任何对于被拘禁的黑猩猩的其他形式的研究都更自然，比任何野外研究都更详细，阿纳姆研究专案给人们带来的新发现连续不断。没有人——即使是曾经做过黑猩猩研究工作的我们——能猜得到他们将被证明的社会谋略有多么复杂。没有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人去认真地考虑将一本书命名为《黑猩猩的政治》。然而，读了这个报告，我相信： 你们会觉得作者已经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会觉得他已经将我们关于我们现存的亲近的亲戚——复杂得令人着迷的黑猩猩——的知识向前带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

1982年写于英国牛津
25周年纪念版前言
如果一本书可以连续行销25年，那么，它所谈论的话题肯定具有永恒的魅力。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浸渍于政治之中，所以，我们立刻便能看出其中的各种把戏——即使那是人类之外的政治。如果我们同意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著名定义——政治是决定“谁在何时并如何获得什么”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黑猩猩也在从事政治。由于那个过程涉及对人类及其近亲动物们都适用的各种威胁、结盟与孤立的策略，因而，我们有理由使用某个通用术语。
对某些人来说，这样一本书为贬低人类中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依据；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被用来提升猿的地位。也许我们有各种理由来缩小政治家们的膨胀的自我，特别是在当他们自以为拥有这个世界的时候。《黑猩猩的政治》已被有效地用于这一目的。例如，本书法文版的出版者将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希拉克共同搂着一只黑猩猩的形象放在了书的封面上!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样做有趣。用猿类来嘲笑人类实际上说明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猿类，这与我所想要传达的思想恰恰相反。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视角： 我们的近亲们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线索。除了政治操作外，黑猩猩在许多行为——从工具应用技术到群落之间的战争——上都表现出了与人类的相应行为相似的特征。事实上，正是大量的相似性这一背景才使得我们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地位得以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个发现的世纪
当柏拉图试图将人类定义为惟一不长羽毛并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时，他立即遭到了第欧根尼的反驳。第欧根尼在演讲厅中放开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小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人类就一直被紧逼着去寻找自己独特性的终极证据。例如，制造工具曾经被看做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以至于出现了一本名为《人是工具的制造者》的书。这一定义一直被人们沿用着，直到人们发现野生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这一现象为止。另一种独特性主张与语言有关，这种独特性被界定为交流的符号性。但是，当语言学家得知猿类已经学会美国手势语后，他们又用他们当前所强调的句法替换了他们原来当做条件的符号性。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主张或一种像龙门架那样可以移来移去的东西。
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人类关于他们的行为的知识积累是从20世纪早期的一批实验科学家开始的。沃尔夫冈•科勒曾描述过下述情景：  一串香蕉被挂在了手伸不到的地方，房间里有一些可供使用的箱子和棍子，那些试图获得香蕉的黑猩猩会坐在那些东西旁边，直到突然悟出一种解决方案： 至今，圈内人士仍将这种灵光一闪的现象称为“科勒瞬间”。罗伯特•耶基斯记录了猿类的性情；娜杰日达•拉德金娜科茨沿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足迹前进，并提供了她养在莫斯科家里的一只雌黑猩猩与她儿子之间面部表情的点对点的对比情况。
人们也在自然栖息地里观察黑猩猩，但在那个时候，在自然栖息地中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而不被赞成，只有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被认为能提供科学所要求的可控制性。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研究途径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尽管黑猩猩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是实验室研究与实地考察之间的杂交所产生的力量的展示窗口。黑猩猩行为研究的下一次推进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的一些短暂的远足标志着对荒野中的黑猩猩进行研究的早的认真尝试。例如，亨利•尼森在几内亚待了三四个月，对黑猩猩的摄食习惯进行了记录。直到1960年代，两个先驱性的长期项目才开始启动。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湖东岸，简•古道尔在贡贝河自然保护区建立了营地，西田利贞则在贡贝河以南170公里处的马哈尔山［Mahale］上扎了营。
这些实地研究打碎了黑猩猩作为和平的素食者的形象，并使他们令人惊异的社会复杂性得以曝光。在灵长类动物里，食肉性一直被认为是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性，但黑猩猩会捕捉猴子，撕裂它们，将它们活活吃掉。尽管人们起先认为除了母黑猩猩与依赖于她们的幼仔之间的关系外，黑猩猩之间是缺乏社会联系的，但研究者们经实地考察却观察到森林中某个特定区域内的所有黑猩猩个体经常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聚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相邻区域中的个体之间如果发生互动的话，那么，这种互动往往是敌对性的。科学家们已开始使用（由彼此间有稳定联系但并不总是同时聚在一起的一些小团体组成的）“社群［community］”一词，以避免使用（由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一些个体组成的）“群体［group］”这一术语，因为： 黑猩猩很少聚集成大集体，他们依照一种被称为“分裂—融合”的社会体制分化成许多随时变化着的即不断分分合合的小“帮伙［party］”，并以这种“帮伙”的形式在森林中穿行。
当人们发现我们并不是惟一会杀害自己的同类的灵长类动物之后，另一种关于人类的独特性的论调被抛弃了。关于黑猩猩群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浴血奋战的报告对于战后关于人类的侵略性的起源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0年代见证了关于黑猩猩的第二波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这一次，研究的对象是圈养区中的黑猩猩。这些研究在认知上将他们放到的与人类接近的程度比任何人曾经想象过的还要近。戈登•盖洛普证明： 猿类能够认识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这表明： 他们具有一定水平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人类和猿类拉开了他们与所有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距离。埃米尔•门泽尔曾做过这样的实验： 他将一只知道某件东西藏在何处的猿与他的不知情的同伴们放在一起。他的实验揭示了猿类是如何互相学习与互相欺骗的。几乎与此同时，荷兰的阿纳姆动物园建立了世界上的生活在户外的黑猩猩群落之一，在那儿，我开始了我对黑猩猩的观察与研究，并因此于1982年出版了《黑猩猩的政治》一书。

历史编纂
在1979年至1980年间写作《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时，我只是一个三十出头刚出道的科学家，没什么可患得患失的。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的。那时，我不会在意凭直觉和信念办事，无论这样做可能多么具有争议性。我在心里记着： 这是一个不用耸起眉毛就可以公然在同一个句子中提及“动物”与“认知”这两个词的时代。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因怕被指责为拟人主义而对动物也有意图和计划之类的说法退避三舍。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必要否认动物也有内心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遵守着行为主义的教条，即： 既然动物的思想和感受是人所不可知的，那么，也就没什么谈论它的余地了。我仍然记得自己在散发着臭气的黑猩猩睡觉处上方的金属网格上一站就是几小时，将那个建筑物中仅有的一部电话听筒贴着我的耳朵，和我的那个总是很支持我但也比我谨慎得多的教授简•范•霍夫通电话，以试图说服他相信我的另一种疯狂的猜想。正是在这些讨论中，简和我次开玩笑式地将那个群落中出现的各种发展变化的情况称为“政治”。
对于这本书的其他重要影响来自大众。多年以来，我向许多由各式各样的动物园的参观者所组成的群体发表过演讲，听众包括律师、家长、大学生、精神治疗医师、警官和鸟类爱好者等等。对于一个以科学普及与推广者自诩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共鸣板”了。当我谈及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时，那些参观者可能会打哈欠；但是，当我开始谈起一些我已经开始看作理所当然的关于灵长类动物的基本心理学知识时，他们却又会表现出认可和强烈的兴趣。
由此，我知道： 惟一能让我的故事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将黑猩猩的人格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并将注意力放在实际的事件上而不是科学家们特别喜欢的抽象概念上。我就这样受益于我先前的经验。在我到阿纳姆之前, 我在乌得勒支大学做过一个关于长尾(或爪哇)猕猴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项目。1975年，我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受伤的领袖： 被关养的爪哇猴之间的竞争关系结构的一次自发产生的临时性变化》的论文。那是我的篇科学论文，它源于我对雄猴之间的地位变化情况的观察。我的那篇论文的封面上的图案反映出了猕猴之间的权力“游戏”的复杂性，在那张图中，我将猴子们比作象棋中的各种棋子。我注意到： 在面对戏剧性的社会活动以及阴谋诡计时，动物行为学家们的那些形式化了的记录是多么彻底的无用。我们将搜集标准数据的目的放在对于事件的计算上。我们用电脑程序来处理所有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从而创建出关于攻击事件、毛皮护理次数或者任何我们所感兴趣的行为的一个个简洁的摘要。
作者完成于1975年的关于猴子之间权力关系的学位论文封面上的插图。
在以往的行为研究中，那些不能被量化、不能用图表来表示的事项就会有被当做“轶事”而扔在一旁的危险。轶事是指那些难以归纳的独特事件。但这能证明一些科学家对于它们的蔑视是正当的吗?让我们来看一个人类的例子：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后的日子》一书中描述过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失去权力的反应：“尼克松抽泣着，面容哀伤。……一次普通的盗窃怎么会闯下如此大祸啊?……他跪了下来……弯下身子，用拳头重重地砸在地毯上，大声哭喊道：‘我做了什么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个也是惟一一个辞职的总统，因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轶事。但是，这会降低那个观察的意义吗?我必须承认： 稀少独特的事件对科学归纳来说有很大的弱点。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我所观察和研究的黑猩猩之一也在相似的情况下以与尼克松相似的方式发了一顿脾气(只不过那只黑猩猩没有说尼克松所说的那些话而已)。从我早期的研究中我认识到： 要想分析与理解这样的事件，就必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事情是如何展开的，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卷入的，以及与先前的情形相比他们后来的境遇又有什么特殊之处。我决意要将历史编纂工作引进我的研究项目，而不只是对黑猩猩的行为做做加法和求出平均值的工作。

通俗化
于是，一到阿纳姆，我就打开了日记本。我着了迷似的满怀激情地忙碌着。我坐在一个木头凳子上，花了几千个小时眺望着那个小岛，决意要作出一份关于黑猩猩间的权力斗争的迄今为止详细的记录。几年之后，在对我的海量的笔记做了一番彻底的详审细查后，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才显露出一个头绪，《黑猩猩的政治》一书开始成形。
1982年，由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首次面世时并未引起什么争议。无论是在普通读者圈还是在学术界本书都受到好评而不是攻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开始被一些人过誉地称为“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中的高度清晰可辨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叹的猿类的故事。即使现在以一种后见之明去看，这本书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书的基础性假设完美地契合了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当时，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由于我当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孤军奋战而与当时在美国出现的认知心理学无关，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并非探索这一智力新领域的孤家寡人。这种情况说明： 科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当我次读到唐纳德•格里芬的《动物的意识问题》一书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这正如我的《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显然没有引起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学家的惊讶一样。
《黑猩猩的政治》一书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但它却又找到了通向课堂和商业顾问们的道路，甚至成了美国国会新任议员们的被推荐读物。由于各地读者对于本书的历时25年都没有消退的兴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和我判定： 出一个周年纪念版应该会受到那些准备探索他们与黑猩猩之间关系的新读者的欢迎。这个继1998年修订版之后的25周年纪念版收录了初版上没有的彩色照片，更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资料。
为了解释我的研究中出现的那些洞察，我喜欢用岛屿生物地理学来做类比。生态的复杂性与动植物种类的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容易理解。然而，岛屿上的生物种类通常要比离它们近的大陆上的少。与大陆上的物种相比，岛屿上的物种相对简单，这使得从查尔斯•达尔文到爱德华•威尔逊的博物学家们能够形成可以应用于更复杂的系统的概念。与此相似，阿纳姆动物园中的黑猩猩岛上也只住了数量有限的黑猩猩，并且，与赤道附近的雨林相比，这里的环境也要简单得多。想象一下： 这个群落中的雄性玩家要比通常情况下的野生黑猩猩群体中的多出两倍，或黑猩猩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岛。那样的话，我很可能没有能力搞清楚在我面前上演的这出戏会有多大的意义。就像一个在岛屿生活的传记作者一样，我看到的东西多是因为要看的东西少。然而，我所发现的一般原理却不仅适用于岛屿上的猿类，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权力斗争。
我想写一本通俗读物的愿望来源于我长期以来对关于动物与科学的通俗读物的爱好。这类著作其实远比许多貌似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更重要。正是这类著作吸引着学生们进入一个学术领域并使这个领域以一种大众化的面貌出现。继《黑猩猩的政治》之后，我又写了其他一些通俗著作，有关于波诺波(黑猩猩与人类的近亲)的，也有关于谋求和平的，甚至还有关于道德与文化的起源的。
我并不是惟一盯着看这个群落中的戏剧的人： 那些猿自己也在密切关注着。当尼基(后景，左侧)以一场威胁性武力炫示弄醒耶罗恩时，有几个家伙也在旁观着。
因为我还监管着一个活跃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我们做我们的科学研究；而到了晚上与周末，我就写我的通俗著作。这些著作使我能够处理一些更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几乎是无法在科学文献中论及的。
除了偶然的暗示外，《黑猩猩的政治》尽量避免与人类的政治作直接的对比。例如，我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 像耶罗恩这样一个年长的雄黑猩猩所拥有的权力与人类中老年政治家所拥有的权力是惊人地相似的。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有迪克•齐奈和特德•肯尼迪这样的人在幕后操纵。作为上了年岁的过来人，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经常利用较年轻的政治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来获取巨大的权力。我也没有在这样的事情上作明显的类比： 互为竞争对手的雄黑猩猩们通过给雌黑猩猩护理毛皮或逗她们的孩子来取悦她们，与人类中的政治家在选举期也常常会抱起并亲吻孩子。尽管这样的类比多得不胜枚举，甚至在非言词的交流上同样如此(例如大摇大摆地走路和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我还是回避了所有这些类比。对我来说，这些事情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因而，我很乐意将它们留给我的读者们。
关于阿纳姆的黑猩猩经历了些什么，我做的是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报告，没有受到“人类在类似情况下会怎么做”这些联想的影响。这样，聚光灯就可以直接照在我们人类的近亲们的身上了，而我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自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了。但任何一个细心观察过办公室、华盛顿的政治圈或大学里的院系的人都会发现： 社会的原动力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刺探与挑战、结盟、破坏他人的联盟以及为了强调某一观点而拍桌子等游戏一直都存在着，并等待着任何一个观察者去观察。权力欲望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忙于使用各种权术，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必对本书所指出的人与动物共同的权欲的演化之因感到惊讶的原因。

在美国阿纳姆动物园有一个黑猩猩群落，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都称得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一是户外圈养区的面积，有差不多两英亩；二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年轻黑猩猩的数量；三是它的规模，1981年黑猩猩的数量已达到25只，这是重要的；四是有几只成年雄黑猩猩生活于其中。这使得它们在动物园里的行为与在自然界的行为相差无几。作者通过长期观察阿纳姆动物园黑猩猩群落，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读出了马基雅维利的狡诈权谋，并领悟德瓦尔耐人寻味的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黑猩猩的政治》的发现不仅震撼了动物学界，也是深受政治家、企业管理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使它成本一本风靡西方教育界、商界、政界40年的人文读本。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通过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洞悉了人类基本的需求和行为。它详尽叙述了黑猩猩群体之中围绕着权力和性行为所展开的竞争和联盟，得出了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智慧的惊人结论。

在美国阿纳姆动物园有一个黑猩猩群落，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都称得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一是户外圈养区的面积，有差不多两英亩；二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年轻黑猩猩的数量；三是它的规模，1981年黑猩猩的数量已达到25只，这是重要的；四是有几只成年雄黑猩猩生活于其中。这使得它们在动物园里的行为与在自然界的行为相差无几。作者通过长期观察阿纳姆动物园黑猩猩群落，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读出了马基雅维利的狡诈权谋，并领悟德瓦尔耐人寻味的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黑猩猩的政治》的发现不仅震撼了动物学界，也是深受政治家、企业管理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使它成本一本风靡西方教育界、商界、政界40年的人文读本。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通过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洞悉了人类基本的需求和行为。它详尽叙述了黑猩猩群体之中围绕着权力和性行为所展开的竞争和联盟，得出了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智慧的惊人结论。

 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荷兰著名的心理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美国艾默里大学灵长目动物行为学教授。1993年，他当选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之后，又相继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7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当今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的百位世界文化名人，以及目前在世的全球伟大的十几个科学家之一。主要著作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