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丛书103·魏晋南北朝：川胜义雄著 贵族制社会九品中正淝水之战六朝史中国古代史历史书籍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从秦汉到隋唐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这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时代。本书宏观地聚焦于这三百多年乱世的种种因素和历史发展脉络，以超越政权、超越时代的广阔视野，跳出王朝更替、权力斗争等短时段的政治纷纭，综合性地考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交织，追踪在其中顽强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并重点介绍中国文明的结构和特点，探究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

从秦汉到隋唐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这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时代。本书宏观地聚焦于这三百多年乱世的种种因素和历史发展脉络，以超越政权、超越时代的广阔视野，跳出王朝更替、权力斗争等短时段的政治纷纭，综合性地考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交织，追踪在其中顽强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并重点介绍中国文明的结构和特点，探究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

著者简介

川胜义雄（1922—198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谷川道雄共同发展了“豪族共同体论”，专攻六朝时期的中国史和思想史。

译者简介

林晓光，1981年生。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日本神户大学博士联合培养。历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特任准教授。研治中日中古文史之学，曾获届普隐人文学术奖，撰有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2014）、《萧赜评传》（2019），译著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2016），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日本中国学会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从秦汉到隋唐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这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时代。本书宏观地聚焦于这三百多年乱世的种种因素和历史发展脉络，以超越政权、超越时代的广阔视野，跳出王朝更替、权力斗争等短时段的政治纷纭，综合性地考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交织，追踪在其中顽强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并重点介绍中国文明的结构和特点，探究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

著者简介

川胜义雄（1922—198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谷川道雄共同发展了“豪族共同体论”，专攻六朝时期的中国史和思想史。

译者简介

林晓光，1981年生。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日本神户大学博士联合培养。历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特任准教授。研治中日中古文史之学，曾获届普隐人文学术奖，撰有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2014）、《萧赜评传》（2019），译著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2016），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日本中国学会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