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路去中国：西方人与中国皇宫的历史纠缠

去中国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样吗？等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你们的。

——[美]苏珊·桑塔格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刘梦溪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业，入故宫博物院，幸运地成为故宫的一名研究人员。也是这一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书——《纸天堂》和《辛亥年》。这是我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前出版的后两本书。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与故宫（紫禁城）有关。前者透过西方人的视角探查中国历史，尤其是宫廷的历史；后者透过宫廷的视角观察革命。在我进入故宫之前，我的写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宫靠近。

这一本《远路去中国》，正是《纸天堂》的修订本。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我在三联版的自序里已经讲过，此番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珍稀照片，以增加历史的现场感。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透过西方人的视角看待故宫（紫禁城），无疑可以增加我们观察这座宫殿的维度。因为故宫不只是中国的，也与“世界”相连。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们视为它辉煌的终点。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他们或许还有些形单影只（马可·波罗与自己的父亲、叔父同行）；在利玛窦的时代，就已成群结队；到马戛尔尼的时代，政府业已组织公费参访团；而到绿蒂的时代，已变成有组织的侵略战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宫殿的命运，历史的发展逻辑，也如草蛇灰线，隐含其中。至于英国人呤唎，虽然未曾进入过北京紫禁城，但作为参加过太平天国的一个外国人，他曾目睹过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视为太平天国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风吹草动，亦牵动着北京紫禁城的神经。

马可·波罗曾经走进的元朝故宫（紫禁城）已经消失，明朝在元朝故宫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宫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岁了。六个世纪中，它与“世界”的联系未曾间断，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也不曾“闭关锁宫”。宫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区”，比如西洋“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紫禁城的，万历皇帝很快为之沉迷，难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西洋钟表更是在宫殿里大量繁殖，技术上也日趋复杂，写字人钟，甚至可以写出满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国赠送的一套机械系统（机器人），十八个铜铸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厢记》，每以钥匙上弦启动，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这些“角色”便从箱子里走出，身段交接、揖进退让，与剧情完全吻合。

人们对故宫有一个误解，即：故宫是中国文物的大本营，这不错，但不够，因为故宫也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馆，也不为过。比如故宫就庋藏着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明清两季大量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收藏，是岁月失落在故宫（紫禁城）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的深邃与广大。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故宫学”的创始者郑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宫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庆幸这本书暗合了“故宫学”的开放视角，尽管它只是一本写历史的随笔，讲述的是宫殿布景下的人与事。

惠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这句话，为我多年的写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编辑生涯的1998年，对于我的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开始编辑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编这套丛书，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为零，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它既不负责提供细节，也不提供论证过程。历史只是一个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学、完整，却毫无感情，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背诵之上，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的某一个夜晚，倾听历史人物内心的呼告与呐喊。那么多的历史书籍看上去更像一个个的抽屉，有着结实的结构，但拉开它时，里面却是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门，但面对抽屉，我们找不到返回历史的路径。

在那套丛书里，那些闯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们的书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却是和我们的记忆与想象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当我次借助他们的镜头看到梳着长辫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圆规做几何题，晚清的帝国官员集会的会场上写着“立宪万岁”的大幅标语，才意识到历史原来是一条如此丰饶的河流，所有的事实都像今天一样地具体。自中世纪开始（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有了对古老中国的叙事冲动，到19世纪，更形成强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东方主义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还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他们的叙述都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潜入那条丰沛蓬勃的历史河流。

我在那时意识到西方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投入特别的关注，尽管与许多学者相比，这只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有限制性，而随着视角增多，事实也会变得立体和丰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观察那些曾经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的命运，梳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进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历史，在纵向的线索之外，寻找横向的线索，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潜滋暗长。这是一次艰难的泅渡，需要跨越两种历史之间空旷的中间地带。我在访学美国时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学术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与麦克法夸尔、马若孟、史景迁等汉学家的交流，以及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纪录片，如《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都是在完成这样的过程。

如同黄兴涛、杨念群在那套丛书的前言中所写，“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但这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常常被人忽略。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发生和发展，仿佛两棵相距遥远的树，他们看不到两棵树的根系在地下的隐秘连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系内部的暗流涌动。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迥然分开，互无干系。实际上，这种条块分割式的历史叙述，使它们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损害。“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确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发生地，中为陆地，四周是海，中间实，四周虚，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拢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发生地，中为海洋，四周是陆地，故而它的文明，是“发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这一虚一实，构成了两种文明天然的联系，有学者比喻为阴阳两极，在“两极互动”中，像永不停歇的双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古老中国的成长，这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记忆。

“9·11”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共鸣，该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板块之间必然引发冲突。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是在向着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冲刺。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来重新思考。历史中，这种“文明的冲突”固然屡见不鲜，但并没有导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地存在着，比如，在世界“轴心时代”，“帝”“天”“道”作为早期中国相继出现的终极性词汇，在后世的文明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性终极实在的功用极其相似。这些文化的特性，是人类的共同性所给予的。而人类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如周宁所说：“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内，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从西方转向东方，而是采取一种强调同一与连续性的态度，强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分野（Demarcation）不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互证的历史。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历史才能环环相扣地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同归于尽，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才能通过我敲动键盘的手和血流的节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幸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同时得到北京作家协会、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张荷女士都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在后校阅这部书稿的日子里，北京在春天到达的时候居然下了一场久违的雪。看丽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来从事的自己喜爱的事情，内心感到澄明而温暖。

故宫学者祝勇在本书中将目光投向五位外国人，五个时间深处的故事，五段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他用充满诗意的笔法，讲述了马可·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等五位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的故事，或者说，讲述了古老的中国与这五位外国人相遇的那段历史——他们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中国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了中国。全书收录海内外博物馆百余幅珍贵图片，请跟随祝勇，重回历史现场，唤醒历史记忆，潜入时间的河流，看到“另外”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