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

前  言

心智健全的测量仪

工作并不仅仅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就其深层意义而言，工作是衡量一个人理智与否的标尺。

——埃利奥特·雅克 

我们为工作所主宰。通过工作，我们施展才华、建构身份、融入世界。诚然，我们珍贵的回忆并不总是以工作为中心，但我们对自身未来 —乃至下一代未来—的希望和梦想，大体上都和工作密切相关。

美国人从小就相信工作具有神圣性：无论在家、在学校，还是在教堂听讲道，入耳的赞美莫过于“干得漂亮”（“a job well done”）。政坛的种子选手们对工作总是津津乐道，在政治演说中，“工作”及其同义词被提及的次数超过了“自由”与“公正”二者之和。就修辞而言，即便“自由”的重要性也要屈居“工作”之后。

所以，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战基于这样一个承诺毫不为奇：要把“真正的工作”归还给美国东西海岸，要和“不公平的”贸易条约和“不正当的”移民政策角力，从它们的铁腕中奋力夺回 2500 万个工作机会，将后者像战利品一样陈列在我们脚下。“我将是有史以来伟大的工作提供者，”未来的总统咆哮道，“看着吧，你一定会感到神奇；看着吧，它就要成为现实。”

我们就真的看着了……我们怎会不关注这个？在如此众多的层面上，工作对我们的意义如此重大。 除去睡眠时间，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活动都要多，大约是和家人相处时间的６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工作不仅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简直就是我们的续命之血。工作数量的起落形塑着我们的国民心态：这些数字操控金融市场、影响选民抉择、决定选举结果，它们是恐惧和希望之源。然而，尽管数字能够说明许多问题，却无法解释我们之中很多人在当下的一个感受——工作不顶用了。

这个感受千真万确。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关于职业的宏大叙事”：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和群体的齐心合作，几乎所有人都能顺着职业阶梯爬到中产阶层，甚至更高。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生轨道，但进入这一轨道的人数，足以说明该愿景的合理性。这样的稳定进程让人期许一代更比一代强，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期许也大多变成了现实。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进入 21 世纪，工作数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或是中产阶层的壮大。后工业时代的数字经济虽然创造了些许高薪好职，但这只是一股涓涓细流；与之相比，那些乏善可陈的低薪工作才是滔滔洪波。由此，数字经济导致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对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前提 —努力工作会带给我们需要的、想要的结果 —构成极大威胁。

由于当下令人晕眩的不确定性，职业生涯中的进展不再如以往那样是顺着牢固阶梯稳步上升，而是如同在光滑的冰崖上惊心攀爬，一失足就将万劫不复。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已对此了然于心。得克萨斯大学的教育研究员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告诉笔者， 5 岁孩童很快就“学会了他们不该只想着现在，而要担心后面的事——一年级、初中、高中和大学，而这一切都指向他们在未来将要从事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工作’”。

当然，年轻人被特定职业吸引并非坏事。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孩提时代也曾梦想着成为消防员、教师、芭蕾舞者，或者和我一样，想当一名深海潜水员。但是，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会在 5 岁时就担心未来能否找到好工作呢？一个是怀有深潜梦的中产阶级儿童，一个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为未来焦虑的中产阶级儿童，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事情本不该如此。数据时代赠予我们获得信息、使用网络的无限便利，提供了帮助我们把握自身命运的各类市场。这一切似乎都在承诺，我们的人生将会丰富充裕。当然，对一些人而言，这个承诺兑现了。然而，技术并没有像人们预见的那样打造出平等竞争的平台，相反地，技术的巨轮碾过，在我们的竞技场上轧出了更陡的山峰、更深的沟壑。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个理念：通过正规教育或培训，或二者结合，就能够磨炼本领，成为赢家。而现在我们将看到，这个理念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它忽略了进步的代价。

    关于人工智能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有许多对人类轻而易举的任务，对机器则为难关；反之亦然。比如，修剪指甲和将水杯放上餐桌这样的动作，对很多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机器却殊为不易；另一方面，那些涉及高水平推理的工作，如簿记、做账、各类银行操作，还有法律档案的分析和医学扫描，机器做起来更为拿手。由于这点和其他原因，中等薪酬的熟练工作和低薪工作相比，其被削减乃至淘汰的风险更大。“中产”遭遇困境，这对于甜蜜的美国梦而言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曾在底特律和一位 26 岁的企业家聊过。他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掏空了中间部分，提升了高低两极。麻烦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要在企业层面上理解这一点，想想我们怎么买书就可以了。如果一个古怪老头经营着一家微型书店，互联网会帮助买家追踪到他售卖的稀缺版本，所以这种小市场依然有利可图。另一头，亚马逊那样的超级市场，也是能赚钱的。但是，边界书店这种企业的雇员……面对现实吧，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书店如此，其他产业也差不离……实际上，大多数产业都如此。 

我们的时代咒语“告别平庸”当中暗含着某种威胁：中间层不复存在 —你不在顶层，就在底层，或即将堕入底层。然而，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能比别人更好。在大多数事情上，人们总是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倒 U 形正态分布。所以，如果说平庸者玩儿完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就玩儿完了。至少，在适合我们需要、能力和性情的工作机会方面，这已成事实。许多专家这么讲，为数不少的公众也开始对此表示赞同。

成就卓越、或至少接近卓越的压力与日俱增，让人们陷入惨烈的你争我夺。在收入方面，大多数人距离顶层如此遥远，以至于所谓的“赢家”似乎居住在另一星球之上： 1600 名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后 90% 美国人的财富总和。这种戏剧化的差异使得我们格外渴望通过工作来告别平凡，使得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甚至合理化“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手段与政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们丧失了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与意义的能力。

本书固然会涉及国家政策，但我之所以选择一个如此“扎心”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其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个人的。这个话题令我着迷，作为母亲和教师，我很难绕开它。在为数众多的儿童身上，我看到了深深的困惑和令人无力的焦虑； 我也目睹了芸芸青年积聚着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和愤怒。我看见那些无耻的托儿在怂恿，让人们及其下一代“为工作做好准备”，而这背后是教育系统的衰败和信念的动摇。我看见，任何“成就”，只要它能够让简历更加光鲜，那么无论其目的多么琐碎无聊，人们都为之鼓掌欢呼；我也看见，许多发自内心的努力，只因不能带来明确的镀金效果，就被人轻视甚至嘲笑。我亲眼看见对工作日积月累的焦虑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变成了生怕走错一步的冒险恐惧者。（我难忘自己的一个学生。他不得不放弃“自私的”文学专业，改学“有实际作用的”商科，即便他承认，对后者他既无天资也无兴趣。）我的个人观察也在整个国民的恐慌中得到了验证：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人们也在努力跟进日益波诡云谲的全球经济，而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劳动力在这些面目模糊的“外国人”面前节节败退，全体美国人都为此忧心忡忡。

毫无疑问，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工作都已改变。蓝领和白领工作的外包，还有不断增多的临时性工作，都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曾经，老板和工人签订合同，双方默认的是忠诚服务和安全稳定的交易。这一前提如今已不复存在。技术似乎发展出了自己的思维。这些因素使得工作成为问题，而美国人似乎还不能直面这个问题，更不要说坦诚勇敢地解决它。本书就是向着这个缺口的纵身一跃。笔者不会承诺提供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我甚至不会劝说你相信这种方案的存在。我写作本书，是为了搅动止水，是为了挑战广为接受的智慧，揭示众多迫在眉睫的艰难真相。毕竟，就其广义而言，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如何工作意味着我们如何融入世界。

有言在先：关于工作及其前景，我们需要一场全民大讨论。这场讨论必要，早该发生。在这点上想者诸君和我意见一致。但诸君恐怕也在怀疑，以我们公众话语的现状，它能否担当这一重任。你们的怀疑不无道理。在当下时代，索然无味的迎合和主观偏颇的言辞被包装成为理性辩论，空洞的修辞被当成诺言（“我们将要夺回采矿工作！”），而承诺则俨然成为已经实现的目标（“新增 2500 万个工作机会！”）。在这样的时代，几乎很难想象任何议题可以产生富有成效的对话，更不要说如此复杂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得承认存在着两个非常真实的障碍，不过它们也并非不可逾越。

个障碍是如下假设：可量化的效率是进步的首要推手。这个理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昔日根基。在工业时代，雇主们为提高效率，将工作任务细细拆分并标准化。他们遵循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组织理论，这个坑可以是往炉膛里铲煤，也可以是裁剪布料来做衬衫衣领。在许多项创新背后都是这种使劳动非技术化的逻辑。这项策略在短期内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长久而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却是好处多多。由于自动化，我们能够以少产多，从而扩大产量、促进增长，同时还能降低售价。在整个工业时代，许多工人——尤其那些属于工会组织的工人——获得了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报偿：稳定增长的薪资和实实在在的福利，更有部分幸运儿赢得了对自身职业生涯更好的掌控。日益高效，日益繁荣；贫困减轻了，民主政体更稳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这种逻辑出现了漏洞。我们对效率的追求有时不容置疑，这让我们低估了工作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我们评价农民的依据不是其产品的营养价值或口味，而是价格；评价医生的依据不是他们救活或改善的生命，而是他们治疗病人的数量；评价老师的依据不是他们给予学生的启蒙和鼓励，而是这些学生考出来的分数。过度强调效率让我们高估某些工作的价值，与此同时低估另一些工作的价值。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原本志在文学的学生，我们被推动着去寻求那些对自身无甚意义、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可疑的工作。有些商品和服务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但效率癖将它们大量生产出来，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确实是我们极度需要的，效率癖却阻碍了它们的充分生产。

另一个让人不安的趋势是，工作者的收入与其付出不成比例。1973 年至今，我们的生产率大幅增长，但我们薪资的增长只有其 1/6。极少数的人夺走了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劳动价值，我们无法再依靠增长奔向繁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能保证这一点。事实上，美国低收入者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糊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也在缩小： 1971年， 61% 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近的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还不到50%。因此，本书的目标之一，即重新校准以下二者平衡的度量仪：其一为对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的无尽要求；其二为人自身固有的生产意愿及获得对等报酬的需要。

工作就像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出了问题，但没人真的会对此做些什么。或许它还不如后者—毕竟近年来，气候问题已是政府之间国际会议上的焦点。

与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经受了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从管理层和劳工之间曾经的伙伴关系，转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以前的共同目标被强加给员工，并被包装成“机会”，而对其中的安全感下行、失去健康 / 养老保险、随时失业等风险，人们则闭口不谈。我们接受了这些，并通常视它们为积极的变化，直到一切崩溃。

在本书中，作者埃伦·拉佩尔·谢尔从历史、社会、经济、心理、教育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工作”困境的形成。她令人信服地表明，技术创新、全球竞争和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力量，正在日益削弱许多人寻找展现个人价值的工作的能力；她同时认为，对制度创新的集体想象力和能力，终将证明人们能够应对挑战，为工作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著者简介

[美］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波士顿大学科学新闻研究生项目的共同指导人。她曾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史密森学会》《斯莱特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科学美国人》和《科学》杂志撰稿。

译者简介

秦 晨，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译有《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吉洛维奇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海啊,大海》（译林出版社）等。

序  幕  坚不可摧……………………………………………………………1

卷  美国的工作乱局……………………………………………………7

第二卷  抉  择…………………………………………………………… 75

第三卷  学做工……………………………………………………………111

第四卷  重新思考…………………………………………………………179

致　谢………………………………………………………………………279

索  引………………………………………………………………………283 

工作就像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出了问题，但没人真的会对此做些什么。或许它还不如后者—毕竟近年来，气候问题已是政府之间国际会议上的焦点。

与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经受了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从管理层和劳工之间曾经的伙伴关系，转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以前的共同目标被强加给员工，并被包装成“机会”，而对其中的安全感下行、失去健康 / 养老保险、随时失业等风险，人们则闭口不谈。我们接受了这些，并通常视它们为积极的变化，直到一切崩溃。

在本书中，作者埃伦·拉佩尔·谢尔从历史、社会、经济、心理、教育等多个角度揭示现代“工作”困境的形成。她令人信服地表明，技术创新、全球竞争和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力量，正在日益削弱许多人寻找展现个人价值的工作的能力；她同时认为，对制度创新的集体想象力和能力，终将证明人们能够应对挑战，为工作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著者简介

[美］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波士顿大学科学新闻研究生项目的共同指导人。她曾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史密森学会》《斯莱特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科学美国人》和《科学》杂志撰稿。

译者简介

秦 晨，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译有《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吉洛维奇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海啊,大海》（译林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