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

前 言
刘海龙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对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有两个。一是研究者在社交媒体上接受各类信息的狂轰滥炸的同时，出于专业本能，“调转枪口”，将这些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新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在危机时刻，新的媒体技术和公共危机如何影响信息环境、公众意见及文化。例如本书中陈力丹的论文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记录了疫情期间新闻界和学术界微信群的各类信息及其争论，为进一步研究疫情期间知识菁英的信息接触与反应留下了生动翔实的记录。同时这种研究思路及方法也为我们探讨类似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新视角。刘鹏则将焦点从过去新闻研究关注的机构媒体的新闻生产，转移到了用户的新闻生产上，总结了疫情中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方式和类型。疫情期间的这些鲜活案例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场域规则的颠覆，也为媒体与平台管理者反思疫情期间新闻的治理的得失提供了新视角。
除了疫情期间信息流动，病毒扩散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观照传播观念及其理论预设的契机。用流行的说法，就是把病毒作为方法，探讨如何拓宽传播研究的视域。本书所选的单波的文章提出，我们在理解传播与交往时，应该将病毒等生物与无生命的物纳入普遍交往的范畴。拓宽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思考传播的生物多样性基础，进而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从权力支配关系的传播力和对象化的传播术之中走出来，通过理解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理解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从而真正理解“万物皆媒”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另一篇病毒的传播学则以病毒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区别为例，说明过去传播学所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传播概念的一小部分，只覆盖了信息的传播，而没有包括像病毒传播、实践与物的扩散、物流、交通、基础设施等现象中的物质传播。我们有必要恢复在信息论的影响下被遗忘的传播概念中“交通”的传统，从传播的视角思考那些不属于“信息传播”的现象。无独有偶，英国传染病专家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在《传染》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思路，不过他是反向而行，从病毒传播的规律出发，推及其他社会传播现象。 张磊和章戈浩则走得更远，从疫情导致的社会降速和疫情期间媒介对死亡的报道引申开去，探讨媒介的时间性、传播中死亡的意义、当下传播研究中对生死沟通的忽视以及数字来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发现传播研究与人类境况相联结的多种可能。正是病毒的“去蔽”，让光照进了过去传播研究的盲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病毒造成的社会“断裂”悬置了正常条件下人与传播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让上手的传播成为在手的传播，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传播的意义。
如果说疫情对传播研究的个影响是让研究者直接关注疫情中的传播问题的话，第二个影响则比较间接。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浮躁的加速世界骤然降速，反而让研究者有更多时间投入沉思生活，对之前的热门话题做冷静思考。根据我个人的不完全观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整体上比较喜好追逐新概念、新话题，粗放式扩张，不愿在一个问题上深耕，导致简单重复，缺乏核心理论与独特贡献。这几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领域的新话题与新概念层出不穷，在国内形成了一波概念和理论的新浪潮。《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过去几年也收录了不少新锐的探索性文章。潮水总会退去，概念狂欢后还剩下什么才更重要。开辟新路的思想总是不够成熟，缺乏深度，比如现在看五四一代的研究，就有元气充沛但不够严谨的感觉。在大火烧荒初步开垦后，必须要有后来者精耕细作，做更烦琐、严谨的工作，播下的思想才能真正扎根大地，结出丰硕果实。
疫情中的独居与沉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热门话题和重温冷门话题的契机。从本书中选出的文章便可见一斑。有的回到思想史的起点反思当下的状况，有的对概念及观念的谱系进行梳理，还有的援引哲学和社会学的资源打开思考传播与媒介的思路。这构成了一道“病中絮语”的风景。
黄旦从报刊思想史的角度，提炼出中国近代的两个关于报纸媒介的概念――报纸与报馆。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戈公振，注重报纸媒介的物质本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注重媒介组织的功能。这两种思想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媒介观的基础。不过二者均有盲点，必须保持对话，才能实现以报刊媒介为视角的全面的历史考察进路。胡翼青、王焕超的论文则对媒介理论的四个学派：媒介环境学、德国媒介技术哲学（柏林学派）、媒介学和媒介化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反思了各个理论的见与不见，同时认为若它们相互对话，有望整合成为更完善的媒介理论，纠正经验学派功能主义将媒介视为实体的弊端。曾国华的文章则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了媒介物质性的思想谱系，为传播研究中的这一新话题提供了更广阔的人文主义背景，与章戈浩和张磊2019年发表的讨论媒体与文化分析中物质性转向的文章相映成趣。 宋美杰将媒介地理学中的非表征理论引入传播研究，以期从人文学科的宏观角度说明传播并不只是一个仅仅围绕着信息、符号和表征展开的概念，而是应该将非表征的对象也纳入传播概念。这和前面提到的《病毒的传播学》的思路殊途同归。孙萍的研究也有这个特征，她以外卖骑手劳动使用的电动车作为案例，探讨了作为交通的传播如何受到电动车、电池的影响，并与数字劳动联系起来，打破了物质与信息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扩大了传播研究的研究范围与现实关怀。她对外卖骑手的系列研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对于传播学科来说，信息论的引入是一件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大事，因为它不仅被施拉姆用来整合了来自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的知识，建构了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同时还通过概念与隐喻，塑造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型。然而今天来看，信息论本身所蕴含的信息与物质的二分法却妨碍了我们理解新的传播现象。同时，源自密码学和工程学的信息概念，追求精确的量化表达，也将传播学与人文传统割裂开。换句话说，信息概念的适用性具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并不是传播核心的要素。因此，回到根本的知识概念有利于克服上述两个弊端。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观念里，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就是同义词，只不过研究角度和风格有所不同。本书中《作为知识的传播》一文重访历史的十字路口，展现了探索传播的另一个若隐若显的路径。可喜的是，近几年这条路上也逐渐热闹。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挟技术的影响，以知识为视角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成果近年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编了几年《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回过头看，每年的研究话题与风格都存在差异。今年的话题具有了一些自省的风格。在反思传统研究框架、狂飙突进地引入新资源的同时，也须即时对它们再语境化。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对其语境和谱系做全面深入的探讨，防止生吞活剥，另一方面，也要让这些新资源与中国的经验相互对话，扎下根来，才能产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以媒介环境学为例，何道宽老师等二十多年来翻译引进了大量资源，这个学派理论的中译本在中文传播学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媒介环境学在全球学术中的比重。但是反观中国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不仅参与者数量不多，背景也不如北美的多元（北美的教育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人类学，甚至物理学都涉足该领域）。这就让我们疑惑：究竟是理论移植出现了南橘北枳问题，还是该理论本身存在问题或是具有时代局限性？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近年来引进的媒介考古学，在中国展开时也遇到类似困境。因此，引进资源、打破原有思维和研究框架，只是步，若只破不立，没有大量研究者参与接下来耐心细致、坐冷板凳的研究工作，理论创新恐怕永远只是一个口号。
疫情和技术对传播的影响揭示了被传播研究过去忽视的“物”有多么大的力量。“后疫情时代”的传播研究还会出现什么变化，还充满未知数。这本小书只能为2020年新闻传播研究拍张快照。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其他原因，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并没有收录进来，不少话题只能留待今后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再予以关注。
后再提一个花絮。在联系本书一位作者时，她在微信里回复了一句话：“《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当年我考研和读研究生时一直读的一本书，转眼都十年了，很有感情。”那个时候是陈力丹老师在主编和撰写，转眼间读者已经成为作者。虽然这不是我的功劳，但是能与有荣焉地继续编辑新版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见证学者的成长，让人觉得这件不起眼的事情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这个工作能继续，首先仍然要感谢各位作者慷慨地同意本书收录他们的大作，同时要感谢参与新闻学与传播学年度综述，并且对每一章进行文字编辑的博士生束开荣、吴欣慰、于瀛、孙彤昕、秦艺丹、段世昌、张世超和丁依然。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策划编辑翟江虹继续支持这个项目。

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6》出版以来，《解析》每年出版一本，形成品牌，受到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书名冠以出版当年的年份，每年的《解析》都是对前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研究现状和学界业界热点问题的回顾，根据内容划分为不同板块。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从学术层面、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对202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概述。书中不仅收录了多篇关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综述、研究报告，而且，书中多篇论文展望新的研究方向，对前沿领域的研究话题做了集中展示，论文的议题选择、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中“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有别于往年的特色或亮点，这一板块基于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收入学者们亲历后的一些学术思考，多篇富有思想深度，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本书特色：点面结合，一册在手，纵览前一年学科发展概况，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重点难点问题，既可概览学科发展“面”上的现状，又在“点”上知晓的研究进展；权威而前沿，书中收录的综述、报告、学术文章均正式发表于本学科核心期刊。

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6》出版以来，《解析》每年出版一本，形成品牌，受到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书名冠以出版当年的年份，每年的《解析》都是对前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研究现状和学界业界热点问题的回顾，根据内容划分为不同板块。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从学术层面、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对202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概述。书中不仅收录了多篇关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综述、研究报告，而且，书中多篇论文展望新的研究方向，对前沿领域的研究话题做了集中展示，论文的议题选择、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中“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有别于往年的特色或亮点，这一板块基于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收入学者们亲历后的一些学术思考，多篇富有思想深度，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本书特色：点面结合，一册在手，纵览前一年学科发展概况，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重点难点问题，既可概览学科发展“面”上的现状，又在“点”上知晓的研究进展；权威而前沿，书中收录的综述、报告、学术文章均正式发表于本学科核心期刊。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系主任，《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部分 综述与报告
2020年中国新闻学研究
202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
2020年中国新媒体研究
2020 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
2020 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
2020 年中国传媒法治发展报告
第二部分 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问题
中国报刊思想中的两种视野与报刊史研究
媒介理论的四个学派
传播物质性研究的理论渊源与路径
传播的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
传播研究的知识之维
第三部分 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
病毒如何介入社会交往关系?
病毒的传播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群中的信息流与舆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用户新闻生产
媒介时间性视角下的社会减速
死亡与媒介研究

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6》出版以来，《解析》每年出版一本，形成品牌，受到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书名冠以出版当年的年份，每年的《解析》都是对前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各方面研究现状和学界业界热点问题的回顾，根据内容划分为不同板块。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从学术层面、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对202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概述。书中不仅收录了多篇关于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综述、研究报告，而且，书中多篇论文展望新的研究方向，对前沿领域的研究话题做了集中展示，论文的议题选择、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中“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有别于往年的特色或亮点，这一板块基于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收入学者们亲历后的一些学术思考，多篇富有思想深度，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本书特色：点面结合，一册在手，纵览前一年学科发展概况，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重点难点问题，既可概览学科发展“面”上的现状，又在“点”上知晓的研究进展；权威而前沿，书中收录的综述、报告、学术文章均正式发表于本学科核心期刊。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系主任，《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前 言
刘海龙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对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有两个。一是研究者在社交媒体上接受各类信息的狂轰滥炸的同时，出于专业本能，“调转枪口”，将这些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新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在危机时刻，新的媒体技术和公共危机如何影响信息环境、公众意见及文化。例如本书中陈力丹的论文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记录了疫情期间新闻界和学术界微信群的各类信息及其争论，为进一步研究疫情期间知识菁英的信息接触与反应留下了生动翔实的记录。同时这种研究思路及方法也为我们探讨类似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新视角。刘鹏则将焦点从过去新闻研究关注的机构媒体的新闻生产，转移到了用户的新闻生产上，总结了疫情中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方式和类型。疫情期间的这些鲜活案例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场域规则的颠覆，也为媒体与平台管理者反思疫情期间新闻的治理的得失提供了新视角。
除了疫情期间信息流动，病毒扩散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观照传播观念及其理论预设的契机。用流行的说法，就是把病毒作为方法，探讨如何拓宽传播研究的视域。本书所选的单波的文章提出，我们在理解传播与交往时，应该将病毒等生物与无生命的物纳入普遍交往的范畴。拓宽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思考传播的生物多样性基础，进而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从权力支配关系的传播力和对象化的传播术之中走出来，通过理解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理解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从而真正理解“万物皆媒”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另一篇病毒的传播学则以病毒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区别为例，说明过去传播学所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传播概念的一小部分，只覆盖了信息的传播，而没有包括像病毒传播、实践与物的扩散、物流、交通、基础设施等现象中的物质传播。我们有必要恢复在信息论的影响下被遗忘的传播概念中“交通”的传统，从传播的视角思考那些不属于“信息传播”的现象。无独有偶，英国传染病专家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在《传染》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思路，不过他是反向而行，从病毒传播的规律出发，推及其他社会传播现象。 张磊和章戈浩则走得更远，从疫情导致的社会降速和疫情期间媒介对死亡的报道引申开去，探讨媒介的时间性、传播中死亡的意义、当下传播研究中对生死沟通的忽视以及数字来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发现传播研究与人类境况相联结的多种可能。正是病毒的“去蔽”，让光照进了过去传播研究的盲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病毒造成的社会“断裂”悬置了正常条件下人与传播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让上手的传播成为在手的传播，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传播的意义。
如果说疫情对传播研究的个影响是让研究者直接关注疫情中的传播问题的话，第二个影响则比较间接。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浮躁的加速世界骤然降速，反而让研究者有更多时间投入沉思生活，对之前的热门话题做冷静思考。根据我个人的不完全观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整体上比较喜好追逐新概念、新话题，粗放式扩张，不愿在一个问题上深耕，导致简单重复，缺乏核心理论与独特贡献。这几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领域的新话题与新概念层出不穷，在国内形成了一波概念和理论的新浪潮。《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过去几年也收录了不少新锐的探索性文章。潮水总会退去，概念狂欢后还剩下什么才更重要。开辟新路的思想总是不够成熟，缺乏深度，比如现在看五四一代的研究，就有元气充沛但不够严谨的感觉。在大火烧荒初步开垦后，必须要有后来者精耕细作，做更烦琐、严谨的工作，播下的思想才能真正扎根大地，结出丰硕果实。
疫情中的独居与沉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热门话题和重温冷门话题的契机。从本书中选出的文章便可见一斑。有的回到思想史的起点反思当下的状况，有的对概念及观念的谱系进行梳理，还有的援引哲学和社会学的资源打开思考传播与媒介的思路。这构成了一道“病中絮语”的风景。
黄旦从报刊思想史的角度，提炼出中国近代的两个关于报纸媒介的概念?D?D报纸与报馆。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戈公振，注重报纸媒介的物质本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注重媒介组织的功能。这两种思想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媒介观的基础。不过二者均有盲点，必须保持对话，才能实现以报刊媒介为视角的全面的历史考察进路。胡翼青、王焕超的论文则对媒介理论的四个学派：媒介环境学、德国媒介技术哲学（柏林学派）、媒介学和媒介化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反思了各个理论的见与不见，同时认为若它们相互对话，有望整合成为更完善的媒介理论，纠正经验学派功能主义将媒介视为实体的弊端。曾国华的文章则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