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觉

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是因为他母亲掉井里了？

白居易《琵琶行》曰“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他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写的，但你知道白居易是为何被贬为江州司马的吗？说来可笑，白居易的母亲赏花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世了，结果白居易正好有一首赞美一口井的诗《新井》。他的政敌就利用这首诗，指责他不厚道、没孝心，白居易因此“文字狱”就被贬为江州司马了。难怪他会“青衫湿”，这样的无端罪名，搁谁谁都会哭。

白居易在这之前的官职是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后来的“青衫”是八九品的服饰），太子官属，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相当于谏议大夫，主要是提意见的。白居易进入官场之后，其实一直差不多都是在干给别人提意见的活儿，如更早的时候，他还任职为左拾遗，“拾遗”就是拾起皇帝不小心遗漏的东西，给皇帝查漏补缺的，所以你看白居易的诗，如《卖炭翁》《秦中吟》等往往都是关心民间疾苦、讽喻统治者。这些作品的诞生也正与其工作性质有关系。你以为他在写诗或消遣或发泄，实际上人家在工作，人家写诗就是在工作呢，好比中文系的同学，自习课看小说就是在学习呢。

白居易尽职尽责，不畏权贵，很多次连皇帝都差点被他“怼”急了。史书中说，白居易在殿中答对时，辩论刚正耿直，皇帝听半天也不理解，白居易就直接说：皇帝，反正你就知道你错了就行了，“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新唐书》）。皇上很不高兴，对另一个大臣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提拔他才有这样的声名地位，他却对朕无礼，朕受不了了。李绛却回答说，白居易之所以不避死亡的惩罚，事无巨细必定要说，正为报答陛下对他的大力提拔……皇上说，你说得对，“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旧唐书》）。白居易是一心为公的，正因为一心为公，所以才会无所畏惧。

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朝廷的宰相被刺杀了。唐朝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藩镇将领都私自豢养刺客。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元济造反了，宰相武元衡要带兵去剿灭，吴元济暗中勾结另一个节度使李师道要除掉武元衡，李师道就派了大批刺客混入京城。元和九年六月三日，武元衡上早朝路过一个地方，侍从持着的蜡烛突然都熄灭了，紧接着冲出一伙贼人，用箭射中了他的肩膀，然后从树荫下又冲出一帮人，驱散了他的侍从，拉住他的坐骑，往东南走十多步将他杀害，并且残忍地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武元衡就死在了离自己住宅不远的地方。

在皇帝眼皮底下，将一个王朝的宰相杀死是历史上从未有之事，唐宪宗震怒。当时大家都知道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来的刺客，但谁都不说，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一方面，李师道勾结了不少权贵，他当年要花银子替魏徵的孙子赎回家产，这件事后来就是被白居易阻止的。白居易告诉皇帝与其让李师道邀功赚了名气，不如皇帝您直接把魏家失去的家产赐给魏徵的后代，皇帝照做了。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师道对权贵的巴结，想必朝廷内受其“恩惠”的还不少；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说，可能是出于担心两线作战的考虑，当时叛乱的主要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应该先收拾他；还有一部分权贵，则纯粹是打着自己那点小算盘，皇帝怎么样，国家怎么样，不管，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行。

但这种事，皇帝受不了，白居易也忍不了，当别人都缄默的时候，白居易个站出来说，必须捉拿凶手。权贵们觉得他有点爱出风头，干了超出本职的工作，“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贵有嫌其出位”（《唐才子传》），权贵们认为白居易是太子左赞善大夫，是太子属官，主要负责教育皇室子弟，不像原来做左拾遗的时候那样，是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了。这个活儿应该是朝廷谏官做的，白居易先站出来，不合礼仪。从法理上来说，白居易作为太子属官，属于内廷官员，提这个建议确实不太合适。因为古代虽然是家国一体，但皇家的内廷官署与国家的外朝官署又是有分工的，如汉代，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皇室，另设一御史承监察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内外职分之分形成了一种传统。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明朝废除了宰相，皇帝把宰相的活儿都自己干，活儿太多怎么办？他就在宫廷里设置了一个秘书处，就是内阁。内阁大学士初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后来皇帝变懒了，内阁大学士与太监基本掌握了实权，但他们仍然都属于皇帝的属官，而不是国家政府的官员。没了宰相，尚书六部是政府的长官，所以张居正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发政府命令，以及要求报给皇帝的事情抄录给他一份，就经常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认为他们的长官是尚书六部，而不是一个皇家的秘书。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了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督察员）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凭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 从钱穆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对内、外之分的重视，这样也就好理解为什么当时会有人认为作为宫廷属官的白居易不应该干涉朝廷的事情了。

白居易当年当谏官的时候，任左拾遗，那是朝廷的官员，属于宰相的手下。左拾遗官职不大，但往往挑选的都是有学问、有气节的年轻人担任，他们敢说话，甚至敢顶撞皇帝。宰相遇到不好提的意见，为了避免和皇帝以及其他大臣发生直接冲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口说出来，所以这类谏官往往跟宰相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充当的就是宰相的喉舌。白居易就和宰相武元衡的关系很好，二人还曾作诗唱和。可能正是出于对好友的同情，他就比现在的谏官提前上奏了而已。但白居易当谏官的时候，得罪的人太多，现在其靠山武元衡又死了，大家都想着找个借口报复他，于是就借着这件事打击他。这还没完，他们还捕风捉影地不断进谗言，于是就有了以白居易母亲看花不小心落井，而他恰好有一篇赞美花的《赏花》和一篇赞美井的《新井》而被贬为江表刺史之事。刺史是地方的行政长官，这些人还不放过白居易，认为他的罪行不可以再担任一方的行政长官了，于是就有了他被贬江州司马之事，尔后就有了《琵琶行》。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白居易后来又被起用，但因为太正直，屡屡献忠言，却常不被采纳，于是有了归隐之心。晚年的时候与香山僧人如满等成立净社，白居易购置了一块宅地，种种树，养养花，喝喝茶，谈谈天，颐养天年。他前半生因为职业横冲直撞，到处给别人“挑毛病”，后来，也终究是被社会磨平了棱角，晚年好道又信佛，不跟你们玩了，出世了，自号香山居士。

大儒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相信可信的现象，怀疑可疑的现象都是为了求真。历史现象是由人们叙述出来的，不仅成岭成峰，还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产生错觉，难免郢书燕说、鲁鱼豕亥，势必有澄清的必要。赵运涛老师匠心独运，遴选三代以来若干有意思的历史话题进行辨析，文字清新，有深度和学术含金量，雅俗共赏，堪称上乘的历史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李凯

运涛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接纳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他善于捕捉有趣的、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又能以他的博闻强记为这些问题赋予丰富的知识底色，并将其织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理想样式，因为若只有前者，则不过危言耸听的流量之文，读者服食过量，全无益处；若仅有后者，又难免高头讲章，躲进小楼自说自话。他的新著《历史的错觉》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将各种似是而非的知识错觉一一择出，正本清源。读过此书，不仅可正谬，还可进一步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登堂入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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