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套装全三卷）

中译本导言
（节选）

《教化》，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高峰与终结 
白钢

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著《教化》（Paideia）卷于1933年出版，借助古希腊语“paideia”所包含的诸多意味，以统一的视野考察了古希腊之全景，成为了那一时期德国乃至整体西方世界古典学界影响力的作品，为尚处于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记忆中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提供了某种具有古典高贵性的精神慰藉。1936年，卷的修订版问世。不久，耶格尔离开德国，远赴重洋执教于哈佛大学古典系，在那里，他为《教化》卷加添了内容颇为丰富的大量注释，这使得1946年所出的英译版相对于此前的德文版，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1944年与1947年，《教化》的第二卷与第三卷相继出版。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心境还是外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物非人亦非，卷出版时带来的那种精神震撼已不复有，但仍有由卷所开启的效果历史与精神影响的余波回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教化》三卷本，是这部古典学巨著（opus magnum）在汉语世界的次完整呈现。
从结构而言，《教化》卷分两编，大体上对应于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就涉及的题材而言，前者包含史诗（荷马、赫西俄德）、弦琴诗（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泰奥格尼斯、品达）、哲学（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政治思想（斯巴达传统与雅典传统），后者聚焦于以雅典为中心的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阿里斯托芬）、智者派、史学（修昔底德）。耶格尔为学之博大精审、深刻敏锐，在此卷得以充分展现，希腊精神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恢弘气象跃然纸上，该书遂成为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所言“第三次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的扛鼎之作，进而成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命运的缩影。
德国人文主义的起源，可上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至《教化》卷发表的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版的《古代艺术史》为标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欧洲民族更晚也更富于热诚地开启了将自我意识与希腊-罗马（特别是希腊）的古典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作自我命运之核心组成部分的精神历程。1800年，席勒的《希腊诸神》（Götter Griechenlands）修订版问世，是这场人文主义运动阶段的象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有关希腊哲学的引言无法以人文主义加以涵盖，却在更深邃的精神层面上，流露出这种古典人文主义的内在气质：“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gebildet）的欧洲人心中，特别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heimatlich zumute）”，“我们之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der gemeinschaftliche Geist der Heimatlichkeit）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一阶段，古典语文学尚未与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艺术、历史的研究径然分离，它的存在更多是作为教养（paideia）的一部分而非专门性的学科研究（academia），从而被寄予对整体民族进行教育的期待。
由于在人文主义的阶段，古典理想与古典语文学的结合是如此自然而深切，以至于伴随着十九世纪学科分化的不断展开，二者间的疏离显得如此突兀而难以置信，却又无可避免。伴随着基于各种分立的学科原则与方法论对于古代世界的研究，原本作为理想而存在的古典世界，被分解为无数细小的局部而失去其整体性；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命运性精神纽带，被强调要与历史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得以将历史作为客观对象加以考察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态度所取代（尽管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二者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古典语文学受到古典理想破灭与专业性-工具性特征不断强化的双重影响，故而整体民族教育者的定位不仅在现实层面不复存在，作为学科的自我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正是处于这种疏离趋势的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作为对于学科分化、学术发展乃至历史理性与时代进步的反思与反动，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古典人文主义通过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的《希腊文化史》与罗德（Erwin Rohde）的《灵魂》（Psyche），寻到了新的展现形态，其深度理论表达则出现于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之二《历史对于生活的利弊》序言中，作为厌倦于语文学家身份的哲人，他写道：“古典语文学如果不是具有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unzeitgemäss）起作用的意义，亦即反对时代（gegen die Zeit），并由此作用于时代且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auf die Zeit und hoffentlich zu Gunsten einer kommenden Zeit）起作用的意义，它在我们的时代还会具有一种什么意义。”尼采之于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无论是其深刻、敏感与距离感，正如黑格尔之于其阶段。相对于阶段，此时的人文主义不复拥有政治热情，而更坚决地转向文化与艺术。

《教化》卷分为“古风时代的希腊”和“雅典精神”两部分，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作品、希腊肃剧与谐剧、智术师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史著等作为文献基础，以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生活作为社会背景，探讨了古希腊文明与城邦政治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危机，描述了paideia得以形成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及其在希腊文化与社会中的实践，试图阐明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从精神、心灵层面的逐步完善，到寓于城邦的政治理想之中，直至后终结于雅典帝国及其联盟的失败与消亡的整个过程。
第二卷从古希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柏拉图对话录，尤其以近半的篇幅对柏拉图的《王制》（亦译《理想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作者以哲学这一希腊知识文化的成熟果实为核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出发，深入探讨了教育、德性、智识、公民的养成等希腊精神的基本方面，着重揭示了从古风时代孕育的paideia如何转变、成熟，如何体现于希腊人德、智、体、美的全方位塑造，并现实化为希腊城邦生活、社会交往的规范和理想形态，使得paideia成为塑造希腊精神形态的基本源泉。
第三卷在更为广阔的希腊文化背景中，将柏拉图《法义》所体现的政治教化与神圣观念作为参照，对古希腊医学、修辞学、泛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激进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教育和德摩斯梯尼的政治实践，由此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晚期的复杂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理想，及其对于希腊精神、文化乃至paideia理想造成的多元冲突。

《教化》卷分为“古风时代的希腊”和“雅典精神”两部分，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作品、希腊肃剧与谐剧、智术师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史著等作为文献基础，以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生活作为社会背景，探讨了古希腊文明与城邦政治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危机，描述了paideia得以形成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及其在希腊文化与社会中的实践，试图阐明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从精神、心灵层面的逐步完善，到寓于城邦的政治理想之中，直至后终结于雅典帝国及其联盟的失败与消亡的整个过程。
第二卷从古希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柏拉图对话录，尤其以近半的篇幅对柏拉图的《王制》（亦译《理想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作者以哲学这一希腊知识文化的成熟果实为核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出发，深入探讨了教育、德性、智识、公民的养成等希腊精神的基本方面，着重揭示了从古风时代孕育的paideia如何转变、成熟，如何体现于希腊人德、智、体、美的全方位塑造，并现实化为希腊城邦生活、社会交往的规范和理想形态，使得paideia成为塑造希腊精神形态的基本源泉。
第三卷在更为广阔的希腊文化背景中，将柏拉图《法义》所体现的政治教化与神圣观念作为参照，对古希腊医学、修辞学、泛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激进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教育和德摩斯梯尼的政治实践，由此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晚期的复杂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理想，及其对于希腊精神、文化乃至paideia理想造成的多元冲突。

韦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德国古典学大家。1914年，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1921年，继承其师维拉莫维茨的教席。1936年，移民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一生从事古典作品的校注和古典学研究，《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是其代表作之一。

译者简介：
陈文庆，1968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

卷 古风时代的希腊与雅典精神

中译本前言
中译本导言
前言
德文第二版前言
英文第二版前言
英译者的话
导言：希腊人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编 古风时代的希腊
章 贵族与德性
第二章 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
第三章 教育者荷马
第四章 赫西俄德：农夫的生活
第五章 斯巴达的城邦教育
第六章 城市国家及其正义理想
第七章 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个体形成自己的人格
第八章 梭伦：雅典政治文化的创建者
第九章 哲学的沉思：世界-秩序的发现
第十章 贵族阶层：冲突与转型
第十一章 僭主的文化政策

第二编 雅典精神
章 埃斯库罗斯的戏剧
第二章 索福克勒斯与肃剧人物
第三章 智术师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四章 欧里庇得斯及其时代
第五章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诗
第六章 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

索引

第二卷 探寻神圣的中心
前言
英译者的话
章 公元前四世纪
第二章 回忆苏格拉底
第三章 柏拉图及其后世子孙
第四章 柏拉图的小苏格拉底对话
第五章 《普罗泰戈拉》：智术师的教育，还是苏格拉底的教育？
第六章 《高尔吉亚》：作为政治家的教育者
第七章 《美诺》：新知识
第八章 《会饮》：爱欲
第九章 《王制》
索引

第三卷 柏拉图时代文化理想的冲突
前言
章 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
第二章 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及其文化理想
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泛希腊理想
第四章 君王的教育
第五章 自由和权威：激进民主制内部的冲突
第六章 伊索克拉底为他的教育辩护
第七章 色诺芬：理想的绅士和战士
第八章 柏拉图的《斐德若》：哲学和修辞学
第九章 柏拉图和狄奥尼修斯：教育的悲剧
第十章 柏拉图的《法义》
第十一章 德摩斯提尼：城邦的垂死挣扎和变形
索引
译后记

《教化》卷分为“古风时代的希腊”和“雅典精神”两部分，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作品、希腊肃剧与谐剧、智术师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史著等作为文献基础，以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生活作为社会背景，探讨了古希腊文明与城邦政治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危机，描述了paideia得以形成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及其在希腊文化与社会中的实践，试图阐明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从精神、心灵层面的逐步完善，到寓于城邦的政治理想之中，直至后终结于雅典帝国及其联盟的失败与消亡的整个过程。
第二卷从古希腊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柏拉图对话录，尤其以近半的篇幅对柏拉图的《王制》（亦译《理想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作者以哲学这一希腊知识文化的成熟果实为核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出发，深入探讨了教育、德性、智识、公民的养成等希腊精神的基本方面，着重揭示了从古风时代孕育的paideia如何转变、成熟，如何体现于希腊人德、智、体、美的全方位塑造，并现实化为希腊城邦生活、社会交往的规范和理想形态，使得paideia成为塑造希腊精神形态的基本源泉。
第三卷在更为广阔的希腊文化背景中，将柏拉图《法义》所体现的政治教化与神圣观念作为参照，对古希腊医学、修辞学、泛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激进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教育和德摩斯梯尼的政治实践，由此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晚期的复杂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理想，及其对于希腊精神、文化乃至paideia理想造成的多元冲突。

韦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德国古典学大家。1914年，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1921年，继承其师维拉莫维茨的教席。1936年，移民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一生从事古典作品的校注和古典学研究，《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是其代表作之一。

译者简介：
陈文庆，1968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

贵族与德性
（节选）

德性是全部希腊文化的核心理想。通过概览原初希腊贵族阶层的生活——如“荷马时代的”史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补充和说明我们关于德性的已有知识。我们会发现这种概览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得到的观点。
     在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证据来考虑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好像它们是单个诗人的独立作品。实际上，我们确实还在继续谈论“荷马”；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早把许多其他诗歌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古典时期（其时，历史意识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希腊人首次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其他史诗文集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其他诗歌配不上荷马之名，而将它们抛弃了。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且对我们称之为历史传统的东西也并无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伊利亚特》是一部比《奥德赛》更为古老的作品，《奥德赛》则描述相对较晚阶段的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把每部史诗纳入创作它们的世纪就非常重要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考察史诗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有花费在这一考察上的智力劳作都导致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希腊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古老的英雄传奇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观念。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们已经帮助我们确定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时期，因为它们的创作要比作为史诗核心的英雄传奇晚上好几个世纪。
因此，对史诗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们确定其创作日期的主要向导。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一开始就是指向这一目的的。史诗的后修订完成于相对较晚的时期毋宁说是受到古代传统的启发——这一传统激发了对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史诗作为无数独立的叙述故事的民歌流传于民间）的想象性重建。起初，这种分析是在纯粹逻辑和审美的基础上行进的，做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他把这种分析同我们关于原初希腊的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把历史分析局限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考察之中（这等于是放弃了这种考察），还是将这种考察适当延伸，从而不可避免地进行一种假设性尝试，即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层次？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那种可以证明为正当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主张：即诗歌首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的层次并对其加以考察的理想可以影响任何关于荷马诗歌价值的讨论；尽管如此——打一个比方——如果《奥德赛》中合乎考察目的的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创作的话，那么把这部作品作为希腊原初贵族的一种历史描述来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简单的怀疑态度并不能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反驳来解决它，或者就是全盘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论结果。

耶格尔用“Paideia[教化]”这个古希腊语词作为书名，再配以副标题“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形塑古希腊人”），不外乎要表明他关切的政治德性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古希腊的教化所追求的精神品格。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耶格尔为学之博大精深、深刻敏锐，在《教化》中得以充分展现，希腊精神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恢弘气象跃然纸上，该书遂成为莱因哈特所言“第三次人文主义”的扛鼎之作，进而成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命运的缩影。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教化》是写给大众的，也可能是给教育工作者的礼物，因为它以清晰而吸引人的形式，全面地向读者传递了作者对于古希腊社会和文化主要观点的理解。
——Edmund Wilson，《纽约客》

这是我所读过关于希腊的有启发性的著作！
——Edith Hamilton，《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