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

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本书叙述、论析的是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史论结合得当。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再版前言
前言
篇 探寻新道路
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二 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
三 八大的局限性
四 八大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章 阶级斗争扩大化失误的开始
一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
二 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三 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全民整风
四 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第三章 1958年“大跃进”
一 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的批评
二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三 “‘大跃进’口号是个伟大的发明”
四 ：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五 成都会议的两本账
六 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
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八 一种新构思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
九 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十 北戴河会议的决策
十一 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
第四章 八个月纠“左”
一 划清两个界限
二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三 不能陷入超阶段的革命空想
四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五 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
六 指标定高了反而会泄气
七 的矛盾
第五章 庐山会议的逆转
一 会前党内外的思想状况
二 谈“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三 “神仙会”
四 彭德怀上书
五 张闻天发言
六 政治反击和历史清算
七 “反党集团”
八 何以发生如此错案？
九 全党“反右倾”运动
十 “包产到户”的挫折
十一 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
第六章 1960年“大跃进”
一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
三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四 艰难的维持
五 总结十年工作
六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 紧急指示信
八 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
九 全力保钢
十 三年“大跃进”的代价
第七章 军队的磨难
一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二 1959年的反彭黄斗争
三 1960年的反谭政斗争
第八章 中苏关系的破裂
一 分歧起自苏共二十大
二 中共对苏共领导人的批评与支持
三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
四 苏共领导人要求批判南斯拉夫
五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之争
六 国庆10周年时不愉快的会谈
七 共运战略与理论上的分歧
八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冲突
九 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
十 81国党代表会议
第二篇 克服困难的斗争
章 工作方针的转变
一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二 人民公社60条
三 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
四 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
五 一批工作条例的制定
六 甄别平反轮训干部
七“已经丧失一年时机，再不能犹豫了”
第二章 坚决调整后退
一 七千人的盛会
二 “现在类似非常时期”
三 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
四 大幅度调整的决策
五 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第三章 政治关系的调整
一 与民主人士、人民代表坦诚沟通
二 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 统战工作的调整
四 侨务政策的调整
五 民族工作的改进
第四章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 再用3年调整
二 国防科研和工业的发展
三 “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
四 调整胜利完成与“四化”目标
第三篇 “反修防修”的迷误
章 八届十中全会前党内思想状况
一 刘少奇在纠正错误中对路线的维护
二 经济形势估计上的差异
三 “包产到户”的重新兴起和争论
四 甄别平反的界限与彭德怀的申诉
五 国际环境与王稼祥的建议
六 对国内“修正主义”的初看法
第二章 八届十中全会上“左”倾理论的升级
一 北戴河会议的议题与的变化
二 批判“三风”
三 “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五代到十代”
四 公报的断言与过渡时期理论的迷误
第三章 四清和五反运动
一 目的是“挖修根”
二 两个“10条”
三 “三分之一”的估计与“追根子”
四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五 夺权的样板
第四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 “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
二 文化战线的形势估计
三 京剧现代戏会演
四 “哨兵”江青
五 一批文艺作品和代表人物的厄运
六 “理论权威”康生与学术界的风波
第五章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加剧
一 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批判
二 中苏两党矛盾的重新激化
三 尖锐激烈的两党会谈
四 九*苏共中央公开信
五 一次改善关系未成功的努力
六 “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派”的提出
七 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 的发表
二 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
三 江青请“尊神”
四 《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和被批判
五 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
结束语

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本书叙述、论析的是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史论结合得当。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篇 探寻新道路
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地建设这个崭新社会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要研究中国1956年及其以后年份的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状况。
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起，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人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尤其是东方大国新中国的出现并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切，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地积累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56年里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经济上，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这既使苏联迅速发展而站稳了脚跟，并经受了苏德战争的严峻考验，又形成一种统得过死、比较僵化的模式，转而限制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直至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皇俄国年份1913年的水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政治上，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和相伴随的。这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关。更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又主要是斯大林），没有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初步巩固之后自觉地扩大党内外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必要条件。过分集中而民主不足，个人崇拜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有重大缺陷，导致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长期以来，斯大林和苏共既有贡献，也有重大错误。帮助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苏共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实质上是苏共中央的领导，又加上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衡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使得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指挥、干涉他党他国事务的作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形式变了，作风未改，以苏联的利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推行苏联的模式，以与之相适应；在国际活动和外交上，要求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每一具体政策。由于有1943年德黑兰会议和1944年雅尔塔会议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又有战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出现和对峙，使得这种控制具备了客观条件。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不愿受苏联控制，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被斯大林视为异己的力量，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组织，并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一些具有独立性思想和要走自己建设道路的领导人，进行预防性清洗，制造了一些严重的错案。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一度怀疑是“第二个铁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了向新方针、新格局发展的转变期。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进程。1953年3月27日，释放了一部分斯大林时期关押的政治犯，4月4日，对斯大林生前亲自部署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7月，除掉了身居一人（斯大林）之下、万人之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贝利亚，并开除其党籍，随即开始了陆续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1955年6月，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的态度是错误的，表示“衷心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的一切芥蒂。”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错误正面作了系统的揭露纠正，标志着这个转变期的结束。会前，苏共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工作报告中，写上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坚决纠正其错误的内容。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中央具体揭发个人崇拜的后果。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让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随后，苏共中央于6月30日作了Ⅸ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苏联党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因而这种揭露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但是，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必然要产生强烈震动的；加之赫鲁晓夫的报告罗列斯大林的大量错误事实，用语激烈，感情气氛甚浓，却没有作冷静客观的理论分析，本人又没有作必要的自我批评，因此难以令人充分理解。而这些重大问题的揭露，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缺乏思想准备，却被美国搞到秘密报告抢先发表，掀起反共大浪潮，造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大被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纷纷退党，出现了一时的混乱。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苏共中央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农业加速发展的任务提到重要地位。苏联30年代集体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下降，长期发展缓慢，中间又经苏德战争的严重破坏，到战后的1945年，全国农业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40年的60％。1945年至1953年，恢复和发展也不快，第四个五年计划（1948-1952）农业的任务没有完成。1952年的农业总产量仅达到1940年的99％，1953年才只达到1940年的104％。改进农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苏维埃会议上，同年9月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都对改进农业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规定，包括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物产税和取消对某些财产（果树、奶牛等）的实物税，代之以一户家庭为单位按人口比例计算来收取现金的做法，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40％-200％不等），以及一笔勾销集体农庄欠国家的过去未付清的农业税尾数等陈年老账。并从1954年起，开始对农业的体制进行改革，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得了一时的效果。
在工业发展的方针方面，意见不一，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1953年8月，马林科夫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基本投资主要地用在发展重工业和运输系统方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来和以发展重工业同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必须大大增加投资，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改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不过，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确保供应人民以粮食、供应轻工业以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当时，西方的评论将这种政策调整称之为“新方针”。苏联有一些经济学家接受这种说法，并论证和宣传这种“新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