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世界:世界海军强国主力舰图解百科:1880— 1990

本书编写的目的，是从1882至1992年拥有战列舰的海军中，各挑出一艘作为其代表详细介绍——其中，章节将按照军舰的下水时间进行排列，并和国家一一对应。我们首先需要指出，在本卷中，“战列舰（Battleship）”一词代指的是广义上的主力舰。20世纪初，这个词曾被英国海军上将—雷吉纳德·卡斯坦斯（Reginald Custance）爵士重新定义，并用于代指安装有至少一门大口径火炮的军舰。在本书中，它大致指的是那些舰炮口径超过8 英寸（1英寸约合25.4毫米）的舰船。读者们稍后就将看到，其领域实际包罗万象—由于订购者的要求不同，技术水平和服役时间（短的只有5年，长的可以超过50年）迥异，它们的尺寸和设计差别很大，服役历程也各具特点。

全钢制主力舰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赘述其发展史，但会覆盖它们的主要分支。到20世纪，这些分支的代表包括了炮塔铁甲舰“镇远”号（Chen Yuen，1882 年）；装甲巡洋舰“ 加里波第”号（Garibaldi，1895年）和“ 乔治·阿维洛夫”号（Georgios Averof，1910年）；前无畏舰“耶拿”号（Iéna，1898年）和“ 光荣”号（Slava，1903 年）；岸防战列舰“ 埃兹沃尔德”号（Eidsvold，1900年）和“ 彼得·斯克拉姆”号（Peder Skram，1908年，目前业内对这两艘军舰的舰型分类依旧存在争议），此外还有无畏舰“米纳斯吉拉斯”号（Minas Geraes，1908年）、“ 联合力量” 号（Viribus Unitis，1911年）和“阿方索十三世”号（Alfonso ⅩⅢ，1913年）；超无畏舰“ 拉托雷海军上将” 号（Almirante Latorre，1913年）；装甲舰“ 七省” 号（De Zeven Provincincën，1909年）和“瑞典”号（Sverige，1915年）；战列巡洋舰“戈本/ 严君塞利姆苏丹”号（Goeben/Yavuz Sultan Selim，1911年）、“澳大利亚”号（Australia，1911年）和“ 胡德”号（Hood，1918年）；岸防舰“维纳莫宁”号（Väinämöinen，1930 年）；以及快速战列舰“长门”号（Nagato，1919年）、“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1936年）、“利托里奥”号（Littorio，1937年）和“密苏里”号（Missouri，1944年）——只是没有包括浅水重炮舰和准无畏舰。如果你对主力舰的发展史感兴趣，便一定能意识到其中的变化是何等剧烈：从安装往复式主机和12 英寸巨炮的亚洲舰“镇远”号，到展现了“海军至上主义”的、由涡轮机驱动的“联合力量”号和“拉托雷海军上将”号，再到其中的—由雷达辅助火控、初充当航母快速护航舰、后来又安装了巡航导弹的“密苏里”号，这种趋势从未消退。

正如各章所述，一艘军舰的服役生涯、终命运、历史影响与舰型和舰种完全不是一码事，而且在本书中，后三者的地位无疑更为关键。事实上，本书不仅介绍了上述军舰的技术特征，还将视野伸向了国家、政治、金融和外交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也叙述了它们建造时的海上局势，并介绍了舰上的人员组织体系—只要情况允许，我们还会对军舰上的生活进行还原。在论述的过程中，各章均从多角度深度探索了以上领域。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和平或战争年代，这些军舰还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愿景、关切和文化发展情况。它们有力地证明：在本书涉及的很多时代，这些战列舰不仅是一国军事力量雄辩的证明，还是向远海扩张利益的重要手段，更是国家力量的终极表现形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本书的章节涵盖了这些主题，虽然其叙述也许称不上面面俱到，但我们依旧从前所未有的维度和深度对这些知名的海军做了解读。事实上，本书提供的不只有技术指标和服役经历等常见内容，还有深层次的背景和历史影响。正是这些论述，终缔造了这本《战舰世界：世界海军强国主力舰图解百科》——一部全景式介绍战列舰文化的作品。

有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对战列舰的崇拜实际是一种全球现象，在本书涉及的时期尤其如此——从智利到中国，从奥匈帝国到澳大利亚，这种热潮几乎席卷了每一片土地。不过需要坦承的是，虽然本书中的21艘军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大中型海军，甚至包括了一些小国家，但“漏网之鱼”依然存在。根据本书对战列舰的定义，我们显然遗漏了葡萄牙海军（Marinha Portuguesa），他们曾拥有英国建造的岸防铁甲舰“瓦斯科·达伽马”号（Vasco da Gama，1876年下水），另一个例子是泰国海军，1938年，日本也曾为他们建造了2艘类似的军舰。也许在未来的版本中，这些遗憾将得到补全。

我们所选的21艘军舰尺寸各异、型号不同，但它们实际只制造于13个国家，而且其中几个（尤其是西班牙、芬兰、丹麦和荷兰）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了国外的零件、原材料和专业知识。另外，即使是海军大国，有时也很难做到“100%国产”：“胡德”号的布朗-柯蒂斯（Brown Curtis）蒸汽轮机虽然是在英国建造，但设计原型来自美国；俄国战列舰“光荣”号虽然建成于圣彼得堡，但上面却有243吨由英国格拉斯哥比尔德莫船厂（Wm. Beardmore & Co. of Glasgow）生产的装甲钢。这一点不值得奇怪——因为战列舰设计浩繁、结构复杂、工程难度巨大，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拥有配套的专业技术、资金、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

在1922年，《华盛顿条约》签订前，各海军强国可以随意建造战列舰，能约束他们的只有经费、战术理论、技术和基础设施。当然，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总会倾向于国产而非海外采购，并对运转和维护开支思考再三。除此之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动机技术出现重大进步之前，由于军方的需求和技术思路不断发生变化，战列舰的设计者们还需要在火力、防护和航速之间做出复杂的取舍：其中一个例子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其中的经验曾影响了本书前半部分许多舰只的设计。这种情况，再加上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军舰尺寸的增加，还让小国背上了额外的负担—他们的军舰可能还没有离开舾装码头，便已经从技术和战术上落伍了。事实上，从1906年“无畏”号（HMS Dreadnought）建成到1920年“胡德”号服役，主力舰的排水量在短短14年内便增加了130%。在研究“七省”号时，本书的作者里昂·洪博格发现了一位荷兰官员—韦斯特韦德（E. P. Westerveld）的论述。在涉及军舰的战术价值时，韦斯特韦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型海军的困境：

我国建造战舰的关键因素，在于尽可能为小船配上大炮，也只有如此，它们才能在被敌人纳入射程和击沉之前发扬火力。

另外，在介绍“瑞典”号和“维纳莫宁”号时，我们还提到：虽然军方选择了合适的设计，但在技术角度，这些工程对于民间船厂却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同时还给议会和政府制造巨大的财政压力。在一些情况下，这会导致工期拖延或变长，比如“彼得·斯克拉姆”号就是这种情况，该舰的订单初于1896年下达，但直到13年之后才建造完毕。不仅如此，即便这些军舰相对较新，预算和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它们的使用，有个事实就是明证：在本书提到的军舰中，不管终命运究竟如何，其中有九艘都因为各种原因经历过长期的封存和搁置。

另一方面，不管这些军舰是国产还是来自海外，为了舾装、调试或是对该舰进行长期维护，期间必然会涉及许多重大的海军技术转让。其中一个例子是哥本哈根海军船厂（Orlogsværftet），该厂建造岸防舰的能力源于1862年时，丹麦向格拉斯哥的罗伯特·纳皮尔公司（Robert Napier & Sons）采购了“罗尔夫·克拉克”号（Rolf Krake）炮塔铁甲舰，随之而来的一切终为“彼得·斯克拉姆”号的建造奠定了基础。而在“拉托雷海军上将”号上，智利海军曾两次获得了英国海军的技术：其中次是在1920年、英军转交了还是“加拿大”号（HMS Canada）的该舰时；第二次则是1929年至1931年、该舰在达文波特（Devonport）接受现代化改装时。这种转让不仅涉及了引擎和火炮等设备，还包括了专业的操作知识。因为我们都知道，购买装备和熟练操作永远是两码事，在战斗环境中尤其如此—有外国顾问随行的“镇远”号就是证明。不过，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戈本”（严君塞利姆苏丹）号，它在1914年被连人带舰移交给了奥斯曼帝国海军。但有时候，传播这种知识的可能是某些特殊的个人。何塞·托比利奥·梅里诺（José Toribio Merino）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作为海军中校在美军轻巡洋舰“罗利”号（USS Raleigh）上服役，后来成了智利海军总司令和军政府成员。二战中在太平洋战场上服役的经历，帮助他为“拉托雷海军上将”号的损管中心和战情中心撰写了运转指南，后来，它们也成了智利海军的通用规范。

如果军舰想要拥有和保持远航能力，一个国家还必须完善行政体系、扩建基础设施，这些工作经常会成为一项国家工程，持续时间往往比这些军舰的服役期还要久远。对于海军强国，相关记载已经非常详尽，但本书也将目光投向了西班牙、巴西和阿根廷等相对不为人知，但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围绕着“阿方索十三世”号，作者奥古斯丁·拉蒙·罗德里格斯便介绍了1909年时英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曾如何主持了西班牙新舰队的建设—它们利用专业知识，为西班牙缔造了一个几乎完整的军工体系。结果，这些财团不仅只用10年时间便实现了目标，还赋予了西班牙主力舰建造能力—这种能力一直存续到今天。另外，正如若奥·罗伯托·菲尔奥在“米纳斯吉拉斯”号一章中展现的那样，对建造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军，巴西政府始终将其视为时代的重大挑战，期间，他们也始终在国家层面努力试图解决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来自硬件和人员层面，另一部分来自战略领域，而且与其独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无关联。同样，在阿根廷的案例中，吉列尔莫·安德烈斯·奥亚尔萨巴尔也介绍了购买“加里波第”号的始末，作为该国装甲巡洋舰队的首位成员，它的到来也需要政府投入重金，建造基地和维护设施。经过政界的长期争论，该国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40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处、大西洋沿岸的布兰卡港（Bahía Blanca）开挖了一座干船坞—这里后来成了该国主要的海军基地。不仅如此，这一举动还改变了阿根廷海军的传统活动区域，让它们远离了旧军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在的拉普拉塔河口一带。因此，“加里波第”号及其姐妹舰的采购不仅改变了阿根廷海军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布局，还从地理和战略角度改变了两者的定位，进而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在得到了同名的战舰之后，澳大利亚并没有完善管理体系，也没有为增建基础设施大费周章，但该舰的订购和服役不仅让他们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大英帝国的版图，还提振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意识。事实上，但凡本书囊括的舰船，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激起过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或是点亮了他们的历史传统或未来愿景：它体现在1903年8月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有众多外国政要参加的、“光荣”号的下水庆典上；也体现在1912年、“联合力量”号的入役仪式上，当时，奥匈帝国的海军上将鲁道夫· 蒙特库科里（Rudolf Montecuccoli）伯爵向代表团们保证：“我们将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让我国能在地中海的列强中谋取应有的地位”。同样，当“加里波第”号、“米纳斯吉拉斯”号、“乔治· 阿维洛夫”号、“澳大利亚”号、“拉托雷海军上将”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加入舰队时，不管这些军舰是本国生产还是外国制造，它们都成了公众的焦点，甚至是国家的里程碑。这一点绝不是虚言：比如“西班牙”级（Españaclass）战列舰的建造便大大提升了该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和外交地位，同样，作为当时日本海军的旗舰，“长门”号的竣工不仅标志着该国在军舰设计建造和外交领域的重大成就，还引燃了公众的爱国热情，甚至被写进诗歌中广为传唱。这种热情甚至蔓延到了普通家庭，1900年时，挪威新战列舰队的照片和明信片装点了每个沿海家庭的房间。就算它们的舰体上没有精心制作的装饰，这种爱国情绪也会在选择的舰名上得到体现，就像是“七省”号、“澳大利亚”号和“瑞典”号，这些名字要么直接取自国名，要么能与国家联系起来。在海军文化中，没有哪些军舰像它们一样承载过如此多的荣誉，它们甚至被赋予了身份和人格，这种特点永远不应被人遗忘。

这些舰只所在的社会背景，将我们带向了海军史中重要、也是少涉及的领域。这些主力舰的建造、运转和维护都费用惊人—更不用说它们背后的一整支海军。终，这些开支都会分摊到纳税人身上，并直接或间接地与普通居民产生联系。具体而言，它们不仅会为成百上千名男性及其家属提供就业岗位，还会产生政治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09年，当时，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John Fisher）呼吁为海军拨款建造8艘战列舰，期间他得到了公众和议会的广泛共鸣。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一战前，奥斯曼帝国向公众筹集了750 万英镑，试图购买战列舰“雷沙迪耶”号（Resadieh）和“ 苏丹奥斯曼一世”号（Sultan OsmaniEvvel），但这些尝试终失败。1912年1月，瑞典全国都在强烈抗议政府取消建造装甲舰的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一年内捐款多达1700万克朗，对建造1号舰“瑞典”号绰绰有余。与专业知识领域的情况一样，公民个人也有可能在购舰中发挥重大作用，比如希腊金融家乔治·阿维洛夫，他的捐赠便让希腊政府为一艘装甲巡洋舰付清了定金——该舰后来以他来命名。

表面上看，战列舰的任务就是参加战争，根据形势不同，他们将用于震慑敌人，或是防备敌人入侵。但事实上，这些有成百上千名舰员操纵的大船还经常充当着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注定不同于其他武器。由于在70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武库中强大的装备往往被掩藏起来，今天的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当年的情况。

这些战列舰之所以独一无二，与19世纪下半叶的技术进步不无关联。此时，它们的建造和运转成本和复杂程度已大幅上升，至于一流产品的入役数量则显著降低——于是，战舰愈发成了一种凝结先进技术、强大火力和民族认同感的特殊产品。

它们既能从容地穿越大洋，担任和平年代的外交工具，还能充当着本国海上实力的庄严宣告：这种情况不仅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还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比如北洋海军的“镇远”号（即“镇慑远方”之意），它的名字根本就不是机缘巧合而来。

《战舰世界：世界海军强国主力舰图解百科（1880–1990）》从前所未有的维度和深度，详尽解读了1880—1990年期间世界海军强国的21艘主力舰的方方面面，对这些曾被视为国家象征的明星战舰做出了感人至深的精彩解读。每个章节都记叙了一艘明星战舰的故事，它们曾是一国军事力量的有力证明，是民族价值观和国家愿景的集合体，在舰队中拥有超凡地位。本书有别于其他“图鉴式”的简单介绍，内容不仅涉及战舰所属国的地理、政治、金融、外交、文化等诸多话题，还对战舰所属国的海军实力做出了精彩评析，并且记录了与战舰生死与共的特殊社会群体——战列舰官兵及他们的生活。书中各章由23位经过挑选的供稿人分别撰写，他们都与相应战舰有着非凡“缘分”，他们的叙述也让本书的内容更丰富、真实。全书文字详实，观点新颖，资料考究，图片丰富，即使是对战舰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能受益匪浅。

作者：布鲁斯·泰勒（Bruce Taylor）

1967年生于智利，曾就读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1996年获牛津大学近代历史专业博士学位。他著有《荣耀落幕：“胡德”号的和平与战争，1916—1941》（2012年），并与丹尼尔·摩尔根（Daniel Morgan）合著《U艇攻击日志：来自原始资料的军舰击沉全记录，1939—1945》（2011年）。

译者：邢天宁

翻译经验丰富的专业译者，从事军事和历史类文字编写工作十余年。已出版译作《日俄海战1904—1905：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日俄海战1904—1905：第2太平洋舰队的末路》等。

公制—英制单位换算

供稿人介绍

致谢

序言

1.北洋舰队：炮塔铁甲舰“镇远”号（1882年）

2.阿根廷海军：装甲巡洋舰“加里波第”号（1895年）

3.法国海军：战列舰“耶拿”号（1898年）

4.挪威海军：岸防战列舰“埃兹沃尔德”号（1900年）

5.沙皇俄国海军：战列舰“光荣”号（1903年）

6.丹麦海军 ：岸防战列舰“彼得·斯克拉姆”号（1908年）

7.巴西海军 ：战列舰“米纳斯吉拉斯”号（1908年）

8.荷兰海军：装甲舰“七省”号（1909年）

9.希腊海军 ：装甲巡洋舰“乔治·阿维洛夫”号（1910年）

10.德意志帝国海军/ 奥斯曼帝国海军/土耳其海军：战列巡洋舰“严君塞利姆苏丹”号（前德国海军“戈本”号，1911年）

11.奥匈帝国海军：战列舰“联合力量”号（1911年）

12.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1911年）

13.智利海军：战列舰“拉托雷海军上将”号（1913年）

14.西班牙海军：战列舰“阿方索十三世”号（1913年）

15.瑞典海军：装甲舰“瑞典”号（1915年）

16.英国海军：战列巡洋舰“胡德”号（1918年）

17.日本海军：战列舰“长门”号（1919年）

18.芬兰海军：岸防舰“维纳莫宁”号（1930年）

19.德国海军：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1936年）

20.意大利海军：战列舰“利托里奥”号（1937年）

21.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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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鲁斯·泰勒（Bruce Taylor）

1967年生于智利，曾就读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1996年获牛津大学近代历史专业博士学位。他著有《荣耀落幕：“胡德”号的和平与战争，1916—1941》（2012年），并与丹尼尔·摩尔根（Daniel Morgan）合著《U艇攻击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