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文化——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

词向来被视为女性化的文学体式，女性词尤其受到读者的青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本书是叶嘉莹先生研究评论历代女性词人词作的专著，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为女性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演进构建了理论说明与评赏标准。叶先生集女性、词人、学者于一身，对女性词从早期歌伎、良家妇女到两宋名家、明清才媛，进而至于现代史家、学者之词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深细的评赏与平允的衡量。通过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古代女性词作中所蕴涵的追寻向往、苦难悲歌多一份理解与同情，更会对现代女性词作之能表现兴亡历史、时代关怀多一份倾心与尊敬。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8年赴台北，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20世纪60年代赴美国，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此外，还被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

自20世纪70年代末回中国大陆讲学，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更在南开大学创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2008年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2012年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章  前言

第二章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

——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

第三章  良家妇女之不成家数的哀歌

第四章  宋代两位杰出的女词人

——李清照与朱淑真

一  李清照

二  朱淑真

第五章  在晚明德才色并重之性别文化背景中的才媛之生活与作品

一  序论

二  以吴江叶氏为例的才媛之生活与写作

附录

从李清照到沈祖棻

——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

谈李清照与徐灿二家词对于国破家亡之变乱所反映的态度之不同

——兼考徐灿《忆秦娥》（春时节）一词是否与其夫纳妾有关

词向来被视为女性化的文学体式，女性词尤其受到读者的青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本书是叶嘉莹先生研究评论历代女性词人词作的专著，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为女性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演进构建了理论说明与评赏标准。叶先生集女性、词人、学者于一身，对女性词从早期歌伎、良家妇女到两宋名家、明清才媛，进而至于现代史家、学者之词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深细的评赏与平允的衡量。通过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古代女性词作中所蕴涵的追寻向往、苦难悲歌多一份理解与同情，更会对现代女性词作之能表现兴亡历史、时代关怀多一份倾心与尊敬。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8年赴台北，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20世纪60年代赴美国，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此外，还被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荣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

自20世纪70年代末回中国大陆讲学，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更在南开大学创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2008年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2012年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早在1986年至1988年间，我曾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版撰写过题为“迦陵随笔”的专栏，前后共写了十五篇文稿，这一系列文稿的主要内容，就是想借用西方文论为中国传统的词学做出一点理论的说明，并且于1988年5月，把这些短篇随笔所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其后又于1991年9月写成了另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将近四万五千字的更长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以及其后的发展和演化，做了一番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毫无疑问的乃是以男性作品为主所做出的论述。我们当然并不能完全以这些文稿中所做出的评量标准来衡量女性的作品，即以我所提出的《花间》词之双重性别之美感特质而言，其不能以之来衡量女性之词作，固已如前文所述。不过值得注意的则是，女性在词之写作中既是少数的弱势，故其美感特质与男性之作虽并不相同，但却无可避免地时时都受着男性词之风格演化的影响。因之我对男性词之论述，就时时也仍可作为我评说女性词时的一种参考和借鉴，这就是我何以在此特别提出了我以前所曾写过的一些论文的缘故。而这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点应注意之处。其次再就历史之演进而言，则如本章在前面所言，所谓“士”之文化，可以说一直是站在中国文化史中之主导地位。而“士”之文化既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因而男性的词作在其精神理念之贯串下，其词之内容意境，就也一直有一种不变的延续。但女性之作则不然了。从两宋时代良家妇女之不敢轻易为词，到明清两代的妇女诗词之大量的出现，以迄于近代的秋瑾之革命烈士词之出现，这当然关系于时代政治与社会风习等多方面之改变，而政治与社会风习之改变，则同时既关系于男性对于妇女写作之观念的转变，也关系于妇女自己写作之观念的改变。这种转变的因素和过程，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二点应注意之处。其三则就性别言之，男子与女子除去生来就有的生理上的区别以外，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是否原也有所差别？若以此一问题与前面我们所提出之两点应注意之处相比较，则所谓男性词之美感特质及“士”之一贯的文化传统与不同社会风习下男性与女性对写作之观念的演变，这其间所牵涉的还可以说基本是以中国之文化和文学为背景的界域内的问题，至于说到男子与女子在心理与智力等方面之分别的问题，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普世之问题了。因此在论及性别问题时，有时就也不得不参考一些西方的论著。而西方有关性别之论著，其所牵涉之范围极广。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原来并没有固定的身份，这种性别身份的区分，乃是由社会习俗所逐渐塑造而成的。至于心理学家则认为大多数人的内心原是兼有男性与女性之双重性质的。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曾经提出过两个词“Anima”和“Animus”，前者指的是男性中之女性，后者指的则是女性中之男性。而除去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各方面的论述以外，还有哲学方面的论述，近世研讨性别与知识的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便曾引述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其《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一书中的理论，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理解都不能脱离语言与传统，所以所谓“真理”的形成，总是受着特定的文化场境的影响。而如此说来，则“真理”便并非如启蒙思想或理性主义所指说的先验与，也并非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上。而在这种认知下，女性遂得以脱除了过去理性主义二元论所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这当然也包括了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传统的限制。于是西方女性主义者遂又提出了所谓“阴性书写”与“女性语言”的种种论述。而这种种有关性别的论述，当然是我们在探讨女性词之美感特质时，第三点应注意之处。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已可清楚见到，要想为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确如本章开端所言，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们在下面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此极少与极多的不平衡间来加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此种种不得已之情况下，本书只好将女性之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其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其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遂以此种当时习见易知之文学体式，写下了一己之不能已于言的一些情感和经历之作；其三是两宋良家妇女之有心用意于词之写作，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女性代表作；其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作者中，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其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之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其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大纲如此，具体选择，尚有待斟酌，故未一一列举其名氏。仅述本书写作之动机与大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