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的情绪生活

人们对于各种生活际遇会有怎样不同的情绪反应？这些差异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样两个问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我希望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幸福。这本书记录了我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在个人和职业两个层面上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将这本书比作一幅壁毯，那么其中的“职业”线索反映的是被称为情绪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一门交叉学科的进展。情绪神经科学研究影响情绪的大脑机制，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人们的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培养积极的心灵品质。这幅壁毯中的“个人”线索则是我本人的故事。我坚信，正如哈姆雷特对霍拉旭所说的那样，“天地之间的事物超出了”主流心理学和主流神经科学标准理论的“想象”。怀着这样的想法，我闯出了这两门学科的疆域。尽管有时曾被击倒，但我希望，终我至少部分实现了自己初的目标：通过科学和严谨的研究证明，情绪对大脑功能以及精神生活都处于中心地位，而绝不像如主流科学一度认为的那样，情绪仅仅是神经学（neurology）中的一个琐屑现象。    我从事情绪神经科学研究已有30年，产出了数百项研究成果，包括：同理心（empathy，又译“共情”）如何生成的大脑机制；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大脑有何差异；大脑支配理性的部分如何导致我们陷入深度抑郁所带来的狂躁情绪，等等。我希望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理解拥有一种情绪生活意味着什么。但随着这些研究发现的积累，我发现自己同我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实验室的日常生活正渐行渐远。过去的几年里学校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公司：在行文至此的2011年春，我要管理11名研究生、10名博士后、4名程序员、21名其他的研究和行政人员，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方面拨款的总额约2 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从2010年5月开始，我担任我们学校的健康心灵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ng Healthy Minds）主任一职。健康心灵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致力于了解自文明曙光出现以来人类看重的那些心灵品质——如慈悲、幸福、宽厚、无私、善良、关爱等，这些品质代表着我们人类高尚的一面——在大脑中如何产生，又可以如何去培养。该中心可贵的一点在于，我们不会把工作仅仅局限在研究上。我们也非常希望将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从而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开发了一个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的课程，旨在将他们培养成心地善良、做事用心的人。我们同时会评估这样的训练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专注力、同理心和合作精神的影响。该中心的另一个项目，是研究呼吸训练和禅修是否有助于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归来的美国退伍军人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不管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还是将我们的发现向真实世界推广。我经常戏称我同时拥有几份全职工作，包括监督研究资金的使用，以及跟学校的几个生物伦理委员会周旋以获准在志愿者身上做研究，等等。当然，这些活动很容易就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这是我会尽力避免的。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对我们以及其他情绪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是个别的重要发现，而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勾勒出这个学科的总体发展面貌。我发现情绪神经科学家数十年来的工作揭示出了关于大脑情绪生活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由一系列被我称为情绪风格（Emotional Style）的维度来刻画。在我开始介绍情绪风格之前，我想简单谈谈情绪风格与其他分类系统的关系，后者同样试图帮助我们理解千差万别的人类性格。它们是情绪状态（emotional states）、情绪特质（emotional traits）、个性（personality）和气质（temperament）。小、不易把握的情绪单位是情绪状态。情绪状态通常只能持续数秒钟的时间，往往由某种经验触发——看到为了帮你庆祝母亲节你的小孩用通心粉制作的拼贴画时，你心里会涌起喜悦之情；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个大项目之后你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得知三天小长假期间你还要上班，你准会恼火；听说你的小孩是他们班上没收到派对邀请的人，你会为他感到难过。纯粹的心理活动，比如白日梦、自我反省和设想未来，也可能引发某种情绪状态。但不管是由真实世界的经验还是由心理活动所引发，情绪状态都会很快消失，一个情绪状态会迅速让位于下一个。    能够持续且可以在数分钟、数小时乃至几天内保持不变的感受，被称为心境（mood）。这里的“心境”跟我们我们平常所说的“某君近心境不佳”中的“心境”是一个意思。而如果一种感受不仅仅会持续几天，而是会持续数年，它就成为了某种情绪特质。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会说他脾气不好；如果一个人总是对生活不满，我们会说他是个爱发火的家伙。一种情绪特质（习惯性的、一触即发的愤怒）会增加一个人经历某种情绪状态（狂怒）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情绪特质降低了该情绪状态的触发门槛。    情绪风格指的是人们对生活经验做出反应的某种持续不变的方式。情绪风格由特定的大脑回路控制，可以用客观的实验室方法来进行度量。情绪风格会影响特定的情绪状态、情绪特质和心境出现的可能性。因为相对于情绪状态和特质而言，情绪风格完全是基于左右情绪的大脑系统，我们可以把情绪风格称为是情绪生活的原子——它们是搭建起情绪生活的基本的积木。    我们更习惯用个性来对人们进行描述。但比较而言，个性在理论体系中并不处于某种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个性也没有建立在具体的神经学机制之上。个性由一系列较笼统的特性组成，而后者又可分解为具体的情绪特质和情绪风格。这里，我们可以用已有大量研究的个性特质“亲和力”（agreeableness）为例。那些被标准的心理学评估技术认定为极具亲和力的人（也包括根据其自我认知以及身边熟识者的评价，被归为极有亲和力的人），都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们体贴、友善、大方，乐于伸出援手。但是，每一种情绪特质本身，又都是不同的情绪风格的产物。与个性不同，情绪风格可以追溯到具有特定特征的脑信号。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大脑在亲和力形成中的基础作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作为亲和力构成要素的那些情绪风格。    近年来，心理学不断沾沾自喜地炮制出各种分类系统，声称存在着有四种气质、五种个性要素或者天知道有多少种的性格类型。毫无疑问，这些分类系统都很有趣甚至好玩——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津津乐道某一种性格类型的男人适合找什么类型的女人，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当老板，甚至什么类型的人有发生心理变态的危险。不过，这些分类系统在科学上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对基本大脑机制的精确分析。人类的所有行为、感情和思维方式都源自大脑，因此任何科学的分类系统都必须建立在对大脑的研究之上。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前面提到的情绪风格。

《大脑的情绪生活》开创性地将大脑结构与情绪风格联系起来，认为情绪并非大脑中一些琐屑的现象，对于情绪的控制也并非大脑边缘系统的专有职责，相反，高度进化的前额皮质对情绪有决定性影响，而前额皮质恰恰是传统研究所认为的理性所在之地。作者甚至指出，大脑的活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通过禅修等一系列以前被科学家所不齿的活动，人们可增强同理心、慈悲心、乐观态度和幸福感。

《大脑的情绪生活》开创性地将大脑结构与情绪风格联系起来，认为情绪并非大脑中一些琐屑的现象，对于情绪的控制也并非大脑边缘系统的专有职责，相反，高度进化的前额皮质对情绪有决定性影响，而前额皮质恰恰是传统研究所认为的理性所在之地。作者甚至指出，大脑的活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通过禅修等一系列以前被科学家所不齿的活动，人们可增强同理心、慈悲心、乐观态度和幸福感。

理查德·戴维森，获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教授，2000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沙伦·贝格利，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编辑兼科学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科学专栏作家。

代序  认识我们的大脑

《大脑的情绪生活》开创性地将大脑结构与情绪风格联系起来，认为情绪并非大脑中一些琐屑的现象，对于情绪的控制也并非大脑边缘系统的专有职责，相反，高度进化的前额皮质对情绪有决定性影响，而前额皮质恰恰是传统研究所认为的理性所在之地。作者甚至指出，大脑的活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通过禅修等一系列以前被科学家所不齿的活动，人们可增强同理心、慈悲心、乐观态度和幸福感。

理查德·戴维森，获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教授，2000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沙伦·贝格利，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编辑兼科学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科学专栏作家。

 情绪风格，人类性格的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