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 精装 启真·文学家

译者序

自成面包的面包师

拉丁美洲——这个词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移民、毒品、海盗、贫民窟、左轮手枪、逃亡者……鳄鱼、仙人掌、原始丛林……玛雅金字塔、印加传说、屠杀、复仇、纵欲、酗酒……还有海啸和火山。整个拉美的历史与地理，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神秘丛林，充满厮杀与争斗，却永远搏动着生机，从这里喷薄出诗歌的熔岩：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博尔赫斯、帕斯、巴列霍，当然，还有为炽热的——聂鲁达。

聂鲁达首先并不是什么“诗人”。他是野蛮疯长的原始大地喷发的岩浆，所到之处，女人、男人、树木、草原，都禁不住燃烧起来。即便这岩浆冷却了，也保持着火焰的形状，而它所点燃的火种，蔓延到天涯海角。

“文学”这个词从来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落日、海浪、罂粟花、七星瓢虫、广阔星空……拥抱、分离、狂喜与阵痛。“诗”也从来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诗。农民会告诉我们：理解果子的味道需要理解土壤的成分，理解云彩的形状需要理解天气的变化。

于是我们需要传记。需要看到一首更为原本、广阔、朴素的诗，看到沙漠上带刺的石头状植物上开出的红花并不是什么“情调”“风雅”“艺术”，它就是沙漠本身的凝结，万千干枯中收集起来的一滴水。

聂鲁达远不止是什么“爱情诗人”，尽管几乎所有读者都熟悉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以及《一百首爱情十四行》（1959），尽管众所周知他拥有三任妻子和无数情人。任何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在聂鲁达的丰富与蓬勃面前都是徒劳的炫技。如果纵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阿姆斯特丹或者东莞应当是诗歌的盛产地；如果禁欲可以创作出诗，那么，军营、寺庙、修道院应该是诗人的故乡。

然而，诗人的旺盛创造力与性欲、爱情之间，又似乎有着正比关系。我们一定还记得约翰·邓恩如何赋予情欲以思想的深度，惠特曼如何歌颂带电的肉体，雨果如何把欢爱之时的女人称作上帝本身，劳伦斯如何让原始的性爱来拯救文明社会的虚伪与疲软……

是的，通过聂鲁达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不仅爱而且性的纯洁、坦荡与美好。但我们更看到了一种更高的能量，生命本身蓬勃的热度，来自太阳蓄积在地球内部的岩浆，一切生命赖以永恒轮回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河水奔腾、花朵盛放，推动男人走向女人，也正是这种力量，推动诗人唱出他的歌。

如果一个人只在二十多岁写情诗，他可能只是个发春的动物；但如果他到六十多岁还写出遒劲的情诗，那么，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在人们心目中从来不曾呈现一个老年人的形象。直到六十九岁，他依然是一座活火山，同时撰写着八本著作。

这是一本良好的传记所应该告诉我们的：聂鲁达是谁？一个不倦追求女人者，情欲旺盛的雄性，沉醉于原始森林的甲壳虫热爱者，披着黑色斗篷浪迹于圣地亚哥的穷酸享乐主义青年，辗转于南亚热带潮湿国度的落魄外交官，钥匙与海螺收藏家，热爱美洲历史与地理的旅行家，共产党员，代表智利贫瘠省份的参议员，工人运动的热烈支持者，被通缉的逃犯，穿越安第斯山的冒险家，无数正义人士的终生好友，终生敞开家门的聚会热爱者，几千难民的拯救者，日常平凡事物的爱好者……然后才是，用精巧贴切的文字之容器收集上述这一切生命经历的创作者，这些容器分别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大地上的居所》《我心中的西班牙》《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伐木者醒来》《马丘比丘高地》，还有《元素颂》……

所以，聂鲁达说：我写诗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在写诗。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一个诗人的“底细”，远远不是好奇而已。我们有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期待：期待他的诗所带给我们的，也曾带给他本人。否则，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误会。虽然，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论调，宣称人品与诗品的分离，强调艺术独立于人格。是的，艺术可以独立于道德教条，但它不可能独立于它自己所歌唱的事物。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诗歌是生命的“成果”，而不只是“蓝图”。因此，一个叫拜伦的唐璜为解放希腊而拿起了枪，一朵叫做华兹华斯的水仙毅然返回山水之间的家乡，一艘叫兰波的醉舟随洋流漂泊到了原始部落……

因为我们不相信诗歌只是水晶花瓶、镶钻的戒指、裙子上的蕾丝花边……所以，聂鲁达不断地把诗歌比作面包。从生活的面粉中，我们烘焙出真正的粮食，可以减轻饥饿、忧虑与营养不良，让人恢复精力与信心。

固然，我们甚至更同情那些跟聂鲁达相龃龉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博尔赫斯、帕斯，当他们明确反对诗歌直接跟政治挂钩。我们也相信，诗歌的政治意义，并不需要像聂鲁达所认为的那样直接。诗歌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其独立性（独立于时政），而在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类政治进化史中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聂鲁达依然和他所不（被）理解的诗人同胞站在了一起，用自己的生命热忱去写诗。

我们发现，聂鲁达不仅歌颂女人的嘴唇、大腿、乳房、“腹部的阴影”……更多篇幅里，他胸怀中的爱人化作了蜜蜂、蝴蝶、浆果、落日、海浪、面包、风信子、紫罗兰、苹果、麦子、火山……毋宁说，他用全世界来爱他对面那个女人，他因为爱情而爱上了整个大地与天空。

很少看到谁有聂鲁达那么丰富的诗歌词汇。并不是说，他掌握或发明了比我们更多的词，而是说，他掘开了一扇扇敞亮的门窗，让万千世界都进入他写作的房间，聂鲁达很少说“我爱你”，在本该说“爱”的地方，聂鲁达说起了“采集”“挖掘”“耕种”“撒网”“航行”“盛放”……毋宁说，聂鲁达用他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还原了爱情的真相，那源自鸟兽草木天空河流的力量本身。

好的诗歌，是输油管道、太阳能集热板、时空之门、森林地质公园的步道，领我们抵达热力、能量、风景与神奇的日常。

好的诗歌，不仅为我们展开视觉的图画，更激活我们全部的感官，让我们感受赤道之热、南极之冷、海浪之咸涩、松林之歌咏、礁石之硬、瀑布之软、甲壳虫的刺鼻臭味、原始丛林的高大与深邃……

诗人的点金之笔，把“文明社会”抽象空洞的概念之石都化作光辉灿烂的感性世界，那富有色泽、音响、形状、气味、冷热、酸咸的勃勃生机。

这，就是聂鲁达。跟他的先行者普鲁斯特一样，在我们的感官中建筑起生活的纪念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聂鲁达的诗歌中竟没有用典，一个都没有。他的诗是直接从大地上长出来的植物、动物、山脉与径流。这是文学中一道罕见的风景。所有大自然的孩子，都可以读懂聂鲁达的诗。他用他随手摸到的事物写诗，从而让我们每个人也能随手摸到他诗中的一切。

谨守着朴素、日常、真诚、自然，诗歌以其小而成就了大，以其私密而遍及天涯。

有井水处，皆能歌聂鲁达。

聂鲁达成功了。不是说，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成功了。而是说，作为面包师的聂鲁达成功了。晚年在《日子之手》中羡慕手艺人的聂鲁达，其实也成了令人羡慕的手艺人。他的面包正被翻译成地球上多的语言，喂养着一代又一代饥渴的心灵，把天空大地都装入他们的胸腔。

值得谈一谈聂鲁达的“政治诗”。一个在大家眼中的“艳情诗”作者，著作的几乎一半竟然是“政治诗”（尽管他本人反对这种判断）：第三《居所》—尤其是《我心中的西班牙》《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大诗章》—尤其是《解放者》《征服者》《被背叛的沙子》《亚美利加，我不是徒劳呼唤你的名字》《智利大诗章》；赞扬古巴革命的《壮举之歌》；《打倒尼克松，赞扬智利革命》等。且不论这些“政治诗”在艺术上有什么得失，单就这些诗的出现，也值得我们沉思。在我们的“常识”中，爱情总是虚无缥缈之物，或者床笫之间的“苟且之事”，轮不到望革命斗争之项背，儿女私情与崇高宏大的人类解放无关。殊不知，恰恰相反，需要解放的，正是每个人天赋的欲望；需要大声疾呼的，正是每个人自然的满足；只有建基于个人的福祉，才可能真正走向类的共赢。

因此，在那个血雨腥风的20世纪初，歌颂爱情的诗人转而抗击专制、暴力与掠夺，并非什么稀罕的事情，不管具体政治见解何如，洛尔迦、阿拉贡、奥登、巴列霍……都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爱正是突破自身之物，那深切体会到爱情之美的人，正体会到一个人走出自己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结合，互相取悦的美妙，不仅肉体而且心灵都沉浸在完满之中，那片刻的沉醉与安宁，像极了时间停止后的天堂之永恒化境。抒情诗人让我们至今仍看到跳出一己之私对生命的益处，就像肉体走出房间去呼吸，去同化那些异己的蔬菜水果以获得健康，精神也要向其他精神走去。

爱，本质上就是“博爱”。身处爱情中的人，会感到与世界的和解，心中怀着祝福，周遭一切变得可爱，充满勃勃生机。因为，要相信，那点亮情人眼睛的，必然也点亮天地万物。一个看到且得到火的人，自然而然想要盗来此火，传递给世人。“如果你不曾为他人幸福奋斗过，你不可能幸福。”——他说。

这就是广义的“爱情诗人”——巴勃罗·普罗米修斯。没错，他写的所有诗，本质上都是“情诗”。世界对他，就是一个大写的女人，渴望着进入、拥抱、理解、赠与、孕育、诞生。

这个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者，虽然在政治上难免有幼稚和盲目，但他从未走上宏大叙事的套路，生命的热情让他一再返回为坚实的大地。在进入晚年的时候，带领他写出了三本《元素颂》，触手可及的“卑贱”之物：洋葱，西红柿、外套、手表、袜子……和洛尔迦、惠特曼、斯大林格勒、古巴一起并肩站在他的颂歌行列。这就是涌动的海浪聂鲁达，那高高扬起的宏大与崇高终究回落，在卑微琐碎的日常中发现按兵不动的同一股洪荒之力。

《元素颂》本身是值得歌颂的，它必须和《情歌》《大诗章》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智利诗人以其活火山的高大视野和广阔胸怀，所看到的众生平等，发掘出万化虽殊，道通为一的“强力哲学”，谱写出他西班牙语音韵铿锵的《齐物论》。于是，踏着聂鲁达层层叠叠的诗歌阶梯，我们来到了《马丘比丘高地》。这片聂鲁达诗歌的高地，神秘的堡垒，时空之门。“石头在石头中，人在哪里？/ 空气在空气中，人在哪里？/ 时间在时间中，人在哪里？”在马丘比丘高地，诗人看到了自己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复数的人，过去时与未来时叠加的人，他活生生感到自己就是那些死者，永恒轮回的生命之火正穿过他的蜡烛，向远方奔腾而去，“快来到我的血管我的口中。/用我的声音说话，用我的血液发声。”

聂鲁达的生命哲学在这首诗中展露无遗，聂鲁达置于爱情和政治两端之间复杂的诗歌光谱，在这里调制成绚烂也令人信服的渐饮渐醉的鸡尾酒。

谜底终于揭开，驱动这一切的、让看似无关的事物紧密嵌合的，无非是生命本身。聂鲁达继承了他的先驱诗人克维多对生命的痛感，但并未停留在悲伤与虚无中，他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是永恒轮回的信仰者；也因此，一个貌似与存在主义相仿佛的诗人，却与萨特格格不入，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意识到存在之虚无后，聂鲁达所感到的不但不是恶心，反而是酒神般的沉醉，“既然人生如梦，就让我梦下去吧”——弗里德里希·聂鲁达如是说。

于是，一条写诗的大河毫不犹豫地奔腾而下，他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有来生，我仍将这样度过。”

无疑，他是诚实的。他的来生，正是我们的此刻。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说：他的声音，此刻正在我们的脉搏里律动；他的丰沛，此刻正在我们血液里奔腾。毋庸置疑，这就是尽管命运阴晴不定，生活充满苦痛，我们依然需要诗歌的原因。它不是消遣，不是文艺，本就是我们血中的血，肉中的肉，必需中的必需。

这就是眼前这本亚当·费恩斯坦的《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所带给我的思绪。迄今为止，在中文世界，流传广的当属聂鲁达的自传（另有一本所谓《聂鲁达传》其实完全改编自聂鲁达自传，加了一些小说性杜撰）。聂鲁达的自传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更像是一本精彩的散文，他并非注重事实的还原，而是各种感受的收集，其中描写自然、史实与他人的部分，往往超过对诗人本身的交代。因此，他的自传被人戏称为“未必可信”的传记。

而费恩斯坦的这本聂鲁达传记，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资料为翔实的一本。他吸收了我们几乎能想到的全部聂鲁达著作、书信、文章、遗稿，其妻子及亲朋好友的回忆（录），采访了幸存于世的聂鲁达朋友亲人，咨询了众多聂鲁达研究专家（典型的如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普林–弥尔，军政府期间流亡莫斯科的全面聂鲁达传记作者博洛迪亚·泰特博姆，另一个重要的聂鲁达传记作者玛加丽塔·阿吉雷，聂鲁达作品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者埃尔南·洛伊拉等等），他直接或间接从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相关的大学、档案馆、专家那里索取文献资料，也因此带来了此前任何一个传记作家所未能触及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聂鲁达前两任妻子离婚后的状况，后一任妻子在聂鲁达死后的作为，很晚近才出版的个别遗作，聂鲁达死亡之谜的新近调查等等）。这是一种严谨的历史态度。一本好的传记，首先要提供给我们足够丰富且可信的历史资料、客观角度、事实基础。然后，读者才可以据此作出各自的判断与反思。

因其冷静、细心、翔实，我们得以进入诗歌背后，把握聂鲁达用六十九年时光写出的为重要的一部鸿篇巨制。

这本传记的翻译以准确为标准，查对信息所花费的时间超过语言本身的转译，尽管如此，好几次校读，依然发现了错误和不一致之处，译者愿意为译文中任何纰漏承担责任，对批评建议充满期待。我也相信，作为一个忠诚的研究型译本，它带给其他读者的收获，一定不会比带给这篇序言作者的更少。

后，感谢编辑赵波先生的信任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