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传

本书的责编张福生编审和译者王嘎不约而同地期望笔者能为他们多年心血的结晶写个序，但当我面对这部由俄罗斯著名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厚重专著时，竟忐忑不安起来。不错，笔者有缘接触过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特别是他的诗，也曾为“集艺术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翻译的难度于一体”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写过前言，但那只是从冲破语言的障碍的角度引导读者去“循着独特的艺术逻辑解读帕诗”。如今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俄罗斯诗人洞悉一位天才诗人的心路历程而得的精深感悟，我只是长年沾“与高人为伍”的光对帕诗的难与美略有所感而已，自知不够为如此高端的诗歌论著写序的分量。在我很不自信的关头，福生编审却鼓励我说，这是论俄文诗的专著，也是论俄文诗的译著，期望我凭多年译帕诗的经验能为本书把一把关，王嘎还特地为我提供了一份由他精心翻译的珍贵资料，即俄裔旅美文学评论家伊琳娜·柴科夫斯卡娅对《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书评《善与光的产儿》（刊载于俄罗斯《海鸥》杂志2006年12月第24期）供我参考，并且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前言在我国诗歌界受到普遍好评，被认为是国内学界对帕诗本体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建议我适当予以引用以飨我国读者。

笔者拟从借鉴先行者，即伊琳娜·柴科夫斯卡娅的视角切入，先梳理一下她对本书总的评价、对作者研究方法的剖析、对书中独特闪光点的捕捉以及她所看到的不足之处或瑕疵。诚然，伊琳娜·柴科夫斯卡娅凭着她精通作为母语的俄语、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等学术优势和在本论题上的厚积薄发，值得作为外国研究者的笔者借鉴之处肯定很多；但是，在学术领域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何况诗无国界，对于帕氏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各国学者的研究无疑是相得益彰的。“纵观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漫长道路，他以艺术家多维触觉的敏感、普通人的真诚和哲人的深邃毕生遵循着三条艺术逻辑：瞬间中的永恒、变形中的真实和繁复中的单纯。这也就是帕诗的纯诗意境、帕诗的意象结构和帕诗的风格特征，它们共同组成了帕氏与众不同的诗美体系。在这个诗美体系中，瞬间中的永恒是主体，变形中的真实和繁复中的单纯是两翼，两翼是主体衍生出来又为补充主体而不断完善的。……在号称“抒情史诗”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如果没有作者对近半个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各层面艺术信息海绵般的繁复汲取，怎么可能出现日瓦戈坎坷人生诗情的清泉般的单纯喷涌呢？……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是新的和美的，但不是一目了然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是深邃隐晦的，但不是无法解读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美需要通过恰当的解读步骤不断加以发现。所谓恰当的解读步骤，既包括认知诗人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更包括诗人与众不同的形象思维模式，即艺术逻辑。他的诗是思想的诗，更是艺术的诗，是用艺术阐述深刻思想的诗。他的诗是冷峻的诗，更是炽热的诗，他在对世界的各个瞬间感受中不断倾吐对大自然、人类和宇宙的永恒的挚爱”（参见顾蕴璞：《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伊琳娜·柴科夫斯卡娅在书评一开头先说:“德米特里·贝科夫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文字我以前读过……为了完成这部881页的厚重著作，根据标记的日期判断，贝科夫起码耗用了8个月的写作时间，而且据一档电视节目介绍，他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书中。毋庸置疑，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人公——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值得作者将大好时光消耗在书桌前，正如他在俄罗斯历史衬托之下所呈现的人生起伏和作家的命运，值得人们进行严肃而不失时代感的探讨。”在末尾又说：“在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德米特里·贝科夫的书将会占据应有的位置。这是一本智慧的、材料丰富的、具有现代感的书。还可以说是一本诗人写的书，其中充满新奇和深邃的隐喻……当古典艺术遇到基督，它便复活了——于是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

接着，她还说，贝科夫的作品……具有长篇小说与艺术研究相结合的自由文体……从序言到尾声，日期都不连贯——贯穿始终的只有时间的断面。序言截取了1890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报》和1960年5月30日《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一打开书，读者会惊异于这两个时代的如此不同，如此生疏，甚至相互敌对，而作品的主人公居然就生活在它们的疆界之内。尾声则以“死后的生命”为标题，详尽列举了帕斯捷尔纳克去世之后著作出版的日期、亲友去世的日期、电影开拍及剧作上演的日期、博物馆揭幕的日期等等。主人公的生命，从这些慧眼卓识所发现的时代界线当中倏忽而过。“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生，在贝科夫看来？这个人活着，不顾世道沧桑和它的可怕诱惑，不顾时常出现在周围的难以承受的重压——诗中向往着节日与光明。他善于发现它们，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将它们带给身边的人——不仅通过诗歌和散文，而且还借助于自身在世界的存在。没有田园诗。贝科夫充分展示着诗人的‘苦难历程’，从青年时期的彷徨失措到当局构陷和他身陷其中的绝境，接踵而来的是因肺癌猝然发作而过早降临的死亡。然而，当你在记述中听到帕斯捷尔纳克阅读自己翻译的剧作时发出的笑声，当你读到那位莉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对他的回忆——你就会明白，强加于他生命尽头的悲剧角色并非适合于他，也并非出自他的某一剧目……”

伊琳娜·楚科夫斯卡娅在德米特里·贝科夫所著《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捕捉到的个独特闪光点就是她在自己的书评一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我快乐”——这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留给世界的后一句话。另一个独特闪光点便是完全赞同书中对帕斯捷尔纳克在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剖析。她写道：“众所周知，当初帕斯捷尔纳克很久未能确定自己的‘职业’。他在音乐中，在哲学中寻找着人生之路，并且在这两个领域额里均有所成就：他的音乐作品吸引了斯克里亚宾，哲学作品——则吸引了赫尔曼·柯亨。贝科夫绕开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安全保护证》中提到的浅显解释，认为他徘徊不定的是不愿停留在太过轻易掌握的技能上，而诗歌则需要重新聚集和分配精力，需要对世界全新的定位和洞察。”笔者认为，伊琳娜·楚科夫斯卡娅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所捕捉到的这第二个闪光点恰恰彰显了她的高度智慧。黑格尔认为，诗是介于绘画和音乐之间，兼有二者优势并在更高的阶段上统一的艺术。天才诗人正是凭他多栖艺术和哲学的资质、学养和气度，超越了印象主义的局限而形成独特的诗美世界（他自称为“永恒的印象主义”）的。而“令我毫无保留并欣然接受的——是贝科夫对诗的分析”，伊琳娜捕捉到的帕斯捷尔纳克第三个独特闪光点也就在于此。通过密集的引诗与评析，帕斯捷尔纳克艺术发展和诗学特征的脉络尽显无遗。

后我们不妨也看看伊琳娜·楚科夫斯卡娅对于作者贝科夫的论述的美中不足，她是否也言之有理。她说：“我很想称贝科夫的书为总结性之作——因为所有的一切全都单独如此之多地汇集在这里：极其详尽的生平描述（详细探究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命‘周期’，并通过严整的思想联为一体）、对作品的大量解读、摘引和转述，对时代特征和力量分配格局的解析，映衬出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代人和诗友们的群像。如此之多，甚至略显过量——我反倒希望有更多的‘留白’。按照我的口味，在一本论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甚至完全不必详细转述《斯佩克托尔斯基》的内容，更不必详细转述话剧《盲美人》了。涉及这部剧作的冗长拖沓的20页出现在末尾，损害了书的结构。我还要说：在那些影响过帕斯捷尔纳克命运的人物中，就重要性而言，我看不值得以大篇幅来描写诸如奥丽嘉·弗莱登伯格等人的生活。不过，我重申：贝科夫这样做，正如读者所见，是希望把所有间隙都填满，并且试图创建某种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大全。不用说，材料确实十分充足，而关键在于—切材料的总结与归纳。”

笔者认为，她言之确实有理。她在这里说了两层意思。层面是她确认作者对帕氏的生平描述、作品解读和转述虽堪称总结性之作，但显得过量而缺少“留白”，特别是某些不必要的转述甚至还损害了书的结构。第二个层面是她虽肯定作者的初衷是试图创建关于帕氏的资料大全，但未见应有的总结与归纳。

下面，笔者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迪下，拟亲自把从通读王嘎译贝科夫著《帕斯捷尔纳克传》的浏览中我感震撼的章节摘录出来略加点评，以便读者能加深对作者贝科夫专著的领悟，并能更加深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世界中去。

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作者在“章幸福的人”中极其精炼而画龙点睛式地把一般读者心目中既熟悉又陌生、既单纯又复杂、既清晰又朦胧的天才诗人身上的融迥异的性格、气质、艺术风格、宗教氛围于一体的六个特征概括得入木三分：

1，古典传统的延续者与现代主义者；

2，著名苏联诗人与叛逆的非苏联诗人；

    3，知识分子，平民思想者，近乎旧贵族阶层的唯美主义者，同时也是来自农民阶层的良师益友；

4，精英人士与不被官方认可的大众人士；

5，犹太人——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言谈中对其犹太属性表示不喜爱与不认同的基督教作家；

6，哲学家，音乐家 ，文人——植根于日常生活，躬耕田园并且像真正的农民一样生火炉取暖的普通人。

作者贝科夫不愧为一个悟性颇高的诗人，他用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既有艺术性和哲理性的重合，又有永恒性和时代性的交织的复杂现状作为坐标，来深入剖析生逢极为复杂的20世纪的这位诗人的个性特征，他除了阐释帕氏为何早期在音乐和哲学中寻找人生之路外，还在第二十三章中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革命观作了独出心裁的阐释。他写道：“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观中，怜悯作为一种主要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的情欲观念。这种女性观也投射在革命方面，准确地说，是投射于现实：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现代性之于历史，犹如少女之于妇女。‘现实好比私生女，衣衫不整地逃离了明天，相对于合法的历史，它就是彻头彻尾的非法产儿，是没有嫁妆的姑娘’，在他眼里，革命是对于强暴的复仇，而与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之间的新生活，也成为一个类似的隐喻。这一命题极为鲜明地从《冰之春时》一诗中显现出来……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革命’（революция）与羡慕、忌妒（ревность）不仅是谐音词，而且在具体语境下还是同义词。另一个关键的词语‘嫉恨’（зависть）也由此显现，它包括着对革命的详尽解释，并且取代了先前所探寻的语义结构。”

作者除准确把握帕斯捷尔纳克不同凡响的六个诗人个性特征外，还捕捉到他在垂暮之年对往昔的逆反表现。他认为本书第四十一章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帕氏一生中又一个新的时期，它的特点是诗人对时代、朋友和妻子说够了那著名的“是—是—是”之后，突然冒出尖锐的“不”的时期，很像托尔斯泰在晚年谈起文学时难掩鄙薄和愤懑，甚至认为文学家应当尽量少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在生命的尽头，越来越恨当局，厌恨对手和追随者们的愚蠢，厌恨妻子……像托尔斯泰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也从家庭的宾朋中挑选几位忠实者，将他们聚拢在身旁；他对他们温和、亲切、坦诚，对其他人则很苛刻，近乎残暴。晚年的托尔斯泰能把任何话题都转换为必须爱所有人，在后的岁月里，帕斯捷尔纳克也总是把所有言谈转向他的长篇小说以及小说中所表达的非正统基督教哲学。对于自己的早期经验，晚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托尔斯泰均表示不满。他们的外在现实也彼此相近：老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托尔斯泰均成为国外崇拜的对象，几乎被视为圣经意义上的人物，而国内对待他们的态度则错综复杂，间或是挖苦加讽刺，难以一概而论。诺贝尔奖准备授予托尔斯泰，他提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也被授予该奖项，他同样拒绝接受，虽说是出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被苏联作协开除，托尔斯泰则被革除教籍，尽管这两个事件本质上不可相提并论。

晚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托尔斯泰一样，在一贯心地善良的背景下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宽容，当他的表妹奥丽嘉·弗莱登伯格——他永远的对话者去世后，他却连她的丧礼都不想参加；为了“创造性的工作”，贝科夫试图为他提出三种并非互相冲突，而是彼此互补的解释：

1，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基督教世界观，重要的不是安慰什么人，不是说些真诚或虚伪的话语，这类安慰有损双方的自尊，因为它们以假话为前提，尽管目的是救助，在语言中延续一切消逝事物的存在，才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存在。

2，帕斯捷尔纳克不认为死是值得关心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的世界里排除了死，并非出于惧怕，而是因为死被他视若世界存在的结束，仅此而已。福音书中对此也有令人惊颤的断语：“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去吧’”（《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1节）。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艺术是基督教徒献身的主要形式，是生动的事业。

3，帕斯捷尔纳克当初未去探望流放中的曼德尔施塔姆，是因为不想跟一个陷入困境的人争执，也可能是不想摆出一副健康完美的形象，让身遭病痛与恐惧的人感到难堪。

从以上贝科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死、祸福观的阐释，我国读者特别易于感悟帕氏后所达到的这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因为我国明代洪应明的名著《菜根谭》（下）“九九、祸福生死，须有卓见”比帕斯捷尔纳克早四、五百年就已道出他所感悟的普世奥秘：“幸福而先知其为祸之本，贪生而先知其为死之因，其卓见乎。”

从以上贝科夫直接论及或通过伊琳娜·楚科夫斯卡娅的中介而间接论及帕斯捷尔纳克所惯用的隐喻来看，都未曾从理论上加以升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却说过：“人不能永生，但却构想出永远的巨大使命，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譬喻。由于两者不相符合，人看待事物必须像鹰一样敏锐。从瞬间易得的彻悟来表达思想。这就是诗歌……”（见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现象已由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升华成很前卫的理论阐释：“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动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就是语言，也就是文学。”（摘自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可见，帕斯捷尔纳克的终极定位，无疑可视为用艺术改变人类命运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

如果说，我原先对本书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知之甚少，那么，我对本书的译者则是知根知底，远在拜读他这部译著之前就和他有多年交往了。1995年他从新疆考入北大，师从杰出的翻译家臧仲伦教授攻读文学翻译硕士学位，2000——2004年又由臧先生举荐在国际关系学院著名教授黄宗良名下攻读博士学位，实现了他使用语言的工具广采博收生活和思维的知识、悟性和灵感的志趣。令人称道的是他虽有较厚的中俄两国文化底蕴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仍长期在轻俗念重实学的险途上锤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的学风，他胸怀一种抢救人性光辉的使命感，得悉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巨著《帕斯捷尔纳克传》后，立即试译一部分并向人文社张福生编审自荐，深深感动了张编审，破例启用他翻译此书。

在当下因急功近利而浮躁病流行的我国学界，王嘎这样矢志于真知追求的学者给我们译界吹进了一缕春风：1，他译得十分精进，一定要等对原文吃透，表达恰当才肯罢休，决不草草地追求形式上的完成进度，因此他的译文不但准确、细致、晓畅，而且发挥了汉语的优势，总能译得出彩（其中当然不无责编的功劳！）2，出于对作者和我国读者高度负责的考虑，为本书添加了十分详尽的译注，不但搭建了沟通作者与我国读者的心桥，而且也纠正了作者的某些谬误。张福生编审特别珍爱译者的这份创造性劳动，像看待原著54幅插图一样全部把它保留了下来，这对我国读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3，在自己没有亲自翻译之前，决不先参看别人的现成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优良学风。但等他把所引帕氏诗译好后再去参考别人怎么译时已留不下任何余地了。因此，虽然我从总体上对本书译者的学养、学风和创新锐气的评价是发自内心和斩钉截铁的，但假如没有这点福生编审和笔者均不愿看到的美中不足，王嘎的作用定会发挥得更加充分，因为如果遵循“以格律诗译格律诗，以自由诗（体）译自由诗（体）”的我国译诗界的基本共识来翻译本书所有引诗，译者必将原创性地揭示帕诗所固有的全部音乐元素和音乐精神。

是为序。

 顾蕴璞，2016年3月6日于北大承泽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