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
批量上传，套装书可能不全，下单前咨询在线客服！ 正版书 ！！！
￥
49.6
6.4折
￥
7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丁开杰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28340
出版时间2015-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8元
货号23888606
上书时间2024-10-2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1]荣敬本[2] 一、《比较》杂志创办的缘由《比较》杂志创办于1985年，到现在正好三十年。在杂志创办的前一年，正好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肯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议在当时意义非常重大。是否发展商品经济，建国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因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比较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都怀着革命的理想，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实践和理论相背离的现象。作为以翻译《马恩全集》为己任的中央编译局，早是从事马恩著作翻译的。但从建局伊始，编译局的领导就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翻译和研究相结合，并于1985年成立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王惠德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局领导们也认为编译局的发展在于“走出36号院”。因此，中央编译局的领导派我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当时经济研究所的刘国光所长和董辅礽等同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吴敬琏、赵人伟老师提出研究比较经济学，首先要搜集一些比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我记得我早搜集的资料是一本关于比较经济学的书，书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提法：“主义”的比较已经过时，应该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体制。因此，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应该摒弃“主义”的简单对立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去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时，我们把一些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翻译过来，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所也邀请了一些东欧国家早主张对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经济学家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些讲学材料和有关著作，依靠编译局的翻译力量很快译成中文，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做了报告。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体制的差异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是按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按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在经济所访学期间，我们曾到深圳去调研，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火车站全是从香港运来的产品。根本问题在哪？在于我们的企业没有自主权，只是按照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需求来确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企业缺乏激励和动力，提供的产品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因此，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大背景下，当时分管编译局研究工作的副局长林基洲同志和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建议我们主办一个刊物，以便开展更广泛系统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林基洲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办刊的问题，刊物的名称也是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大家都赞成要突出“比较”，但在刊物名称上当时提出了两种方案：一个是《比较社会主义》，另一个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前一个名称容易陷入“主义”的比较，后一个名称虽然太长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考虑到经济社会体制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组织形式，通常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必将成为时代的主流，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采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个刊名，现在回想，这个刊物的名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经受住了考验。在确定刊物名称后，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在当时，办刊物本身就存在很多困难，主要有三大困难，或者说是三大风险。一是政治上的风险，万一犯错误怎么办？二是经济上的风险，如果办刊物亏损怎么办，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呢？三是工作风险，谁来做，谁来编，如果自己做，那么意味着编者要额外承担很多工作，翻译、编辑、出版、发行等，纷繁复杂。但是，回头一想，我们为发展商品经济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中央给了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要相信党。经济困难虽然有，但是如果能得到社会资助，困难可以克服。至于工作风险，一些青年人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吴敬琏老师当时也很支持，说任何报酬都不要，要把杂志办好。因此，在编译局领导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于1985年面世了。二、比较杂志的办刊宗旨——理论联系实际杂志在创刊之初目标就很明确，不搞“主义”的比较，不去评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是要做体制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体制的比较来吸取经验，探索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比较》杂志创刊时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为基础开展研究，系统介绍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国家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还翻译和刊载了以这些经验教训为蓝本的经济学重要文献。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杂志当时围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价格、金融、财税、外贸、劳动、企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同时，改革也会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必然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波动，因此维持社会稳定对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要保持社会稳定，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控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腐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不合理扩大，等等。这些论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体改委领导的重视，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同志曾召开座谈会，并把《比较》杂志推荐给其他相关部门。我们在座谈会上主张财税、价格联动改革。但是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大家主张价格改革，在讨论价格改革怎么改的时候，有的学者主张实行价格双轨制，但这样又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从1988年起，我们就组织了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把“寻租”这个概念引入到国内来，并指出“寻租”是我国改革进程中某些官员腐败的根源。当年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寻租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于1989年汇编成《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企业改革是《比较》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关注的又一个焦点问题。《比较》杂志当年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问“中国有企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久，杂志又在国内首先发表了科斯的著名论文《论企业的性质》，由此引入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构成企业重要的因素是产权明晰，而我们的国企名义上产权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产权是模糊不清的。关于企业改革，当时各方意见不一。有人提倡承包制，因为农村实行承包制的成功，那么是不是承包制进城，就能取得成效？但企业的承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企业的承包关系到企业包给谁，如何监督，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会造成更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反对搞承包，因为“承包制”解决不了产权明晰问题，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那时的青年学者周小川发表了很多文章讲法人资本主义，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不要关注它姓资姓社，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形式是可以研究的。我们当年对企业管理形式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还多次专门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参会的不仅有学者，还有各类企业如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1988年的企业座谈会在江门召开，与会学者指出，不改变原来的所有制形态，很难推行面向市场竞争的企业改革。那时有人提出搞企业承包制，但搞企业承包负面作用很大，也许暂时会收到效果，但长远不行。周小川提倡法人资本主义，研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当时国内很多有名的企业领导都来参加江门会议。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企业家吗？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创新何来企业家呢？没有企业家，又如何能办好企业呢？企业都是依指令定生产，缺乏创新精神。所以杂志主张，真正地走现代化的科学的产权明晰的有科学管理的企业制度。这个议题我们当时讨论了很多很多，认为不能说姓资姓社，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评判姓资姓社。股份制企业不能说它姓资还是姓社，更不能否定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要好好学习借鉴。1988年在庐山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更明确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明晰，建立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的现代股份公司，只有把企业改造成为现代股份公司，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展翅的雄鹰。杂志后来还曾在苏州召开座谈会，陈清泰和楼继伟都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们到了上海，时任市长的接见了我们，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人不懂经济，你们可以大胆地搞。碰巧的是，我们这次上海之行还见到了上海前市长汪道涵同志，他看了我为杂志出版的《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所做的序言，说写得很好。在诸位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下，我们《比较》杂志此后放心地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三、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预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提上日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展开深入研究。1996年初，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以杂志为中心，组织了编译局当代所的一些研究精英，成立了“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考虑到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因此，在反复讨论后，我们决定从县乡两级政府入手。课题组的调研选择在河南省的新密市进行，除了在新密市走访市级党政部门外，课题组还分别去当地的一些乡镇做实地调查。在新密的调查中，当地官员经常提到三句话：“加压驱动”、“热锅理论”(形容官员是热锅里的蚂蚁，必须不断运动来避免被灼伤)、“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显然，这三句话形象地描绘出基层政府运行的基本模式。上级给下级施压，制定各种指标，完成指标就可以提拔，但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就要被降级、处罚，实行一票否决制。我们在《比较》1997年第4期上发表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课题组的总报告又对“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压力型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中的动员体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压力下的延续，是经济转轨过程的产物。1998年，课题组将其研究报告汇编成书，以《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为书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出来以后，在当时获得了学术界，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农村问题研究领域学者的认可。四、寄语未来与以往相比，杂志现在所处的境况要好得多，领导也非常重视。尽管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机会和机遇也很多。因此，在杂志未来的发展中，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更开阔些，不仅要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研究分析不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比如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很多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此外，我们国家农业人口占比很大，农村地域广阔，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因此，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角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比较研究。 总之，希望杂志在回顾发展历史、总结以往经验的同时，在未来能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办得更精彩、更有影响。
导语摘要
本书属于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这一杂志30年来倡导比较的方法，开创出各种独特的视角去研究变革中的经济、社会、政府、制度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这一纪念丛书中，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杂志六大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本书汇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年来在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讨论的经典文献。精选入编的25篇文献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等议题。入选文章的作者均是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文章在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具体的金融政策改革和实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罗纳德.麦金农，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尼古拉斯.拉迪，以及青木昌彦等等均是国际权威的经济学家。本书坚持中外制度比较的视角，既收入原创性文章，也收入译文，力图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30年的主要发展脉络。本书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参考，有助于开阔广大读者的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商品简介
本书属于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这一杂志30年来倡导比较的方法，开创出各种独特的视角去研究变革中的经济、社会、政府、制度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这一纪念丛书中，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杂志六大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本书汇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年来在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讨论的经典文献。
精选入编的25篇文献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等议题。入选文章的作者均是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文章在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具体的金融政策改革和实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罗纳德.麦金农，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尼古拉斯.拉迪，以及青木昌彦等等均是国际权威的经济学家。本书坚持中外制度比较的视角，既收入原创性文章，也收入译文，力图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30年的主要发展脉络。本书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参考，有助于开阔广大读者的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作者简介
周红云，社会学博士，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核心成员，“中国社会创新奖”组委会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曾经在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等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社会治理、社会创新与政府创新。出版专著《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和《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编著《社会资本与民主》、《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集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案例集粹》，译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英]安东尼吉登斯著）、《为社会学辩护》（[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美]格利高里·迪斯等），发表学术论文百篇。
本书主编丁开杰，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学者。曾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执行主编，现任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国外理论研究处处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央编译局比较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东北财经大学特聘研究员，贵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城乡发展、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政府创新。在中外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论著10多部，参与和主持中央调研课题、*课题和部委课题25项，其中个人主持课题8项。专著《社会排斥与体面劳动问题研究》获中央编译局社科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曾获中央编译局首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中央编译局优秀中青年专家等奖励。
目录
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
荣敬本/ 1
序二：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序张定淮译
/ 7
前言
丁开杰/ 1
辑 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停滞膨胀问题
比奇托尔德
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刘易斯
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
青木昌彦
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
斯蒂芬·罗斯
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格·卡普里奥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
许成钢
第二辑 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
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
高西庆
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
小约翰·科菲
美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伊斯特布鲁克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
麦金农
金融自由化、危机和救助：拉美和东亚对中国的启示
第三辑 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吴敬琏
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改革
贝瑞·诺顿
论中国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
小宫隆太郎
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
约翰·伯宁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尼尔·格雷戈里
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
张晓朴
第四辑 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尼古拉斯·拉迪
中国的金融深化：顺序性与难题
麦金农
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
李扬
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
刘遵义
关于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想与建议
魏加宁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评价与体制机制优势的比较
胡鞍钢
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黄海洲
内容摘要
本书属于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这一杂志30年来倡导比较的方法，开创出各种独特的视角去研究变革中的经济、社会、政府、制度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这一纪念丛书中，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杂志六大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本书汇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年来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