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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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基松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1545
出版时间2015-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8元
货号23757600
上书时间202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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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西方哲学的演进
——两大思潮的对立、接近与合流
本书阐述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20世纪及其以后西方普遍流行的各主要流派和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这是西方哲学比较繁荣的时期，各种学说纷纷出现，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同时也是一个轮换多变的时期，哲学之花朝放暮谢，匆匆来去，教人目不暇接。它们都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发人深思的问题，促进了人类哲学思想的繁荣。
现代西方哲学虽流派众多，看来漫乱无序，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内在的历史逻辑与思维逻辑，并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征，掌握了它，就把握住了它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对它的全面理解和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是前期，二十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是中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是后期。
一、早期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兴起
早期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两者都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科学主义思潮来源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原是唯物主义的，后至贝克莱转化为主观经验主义，而后至休谟又转化为不可知主义的经验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休谟的不可知主义经验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早表现为孔德等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原则，把一切知识局限于经验范围，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问题；力图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推广应用于一切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推行知识的实证科学化。马赫主义是实证主义的下一代。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实证主义哲学进一步物理学化，汲取假设主义把一切科学理论归结为假说的观点，从而使实证主义假设主义化和约定主义化。继马赫主义之后而兴起的是新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它们区别于前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继承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不同程度吸收了柏拉图主义承认“共相”存在的观点，以此企图证明数学与伦理等抽象观念的实在性。美国的实用主义可列入科学主义范围，它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性质，但因强调人的行为的实用性，又具有人本主义性质，因而后来成了两大思潮合流的“催化剂”。
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渊源于近代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康德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先验论批判哲学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费希特等人则把这种强调主体性的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则是这种非理性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早表现。狄尔泰等人的生命哲学是它的后继者，它们把哲学对象归结为（人内心的）“意志”或“生命”等，故称为“人本主义”，反对或贬低观察、实验与逻辑的自然科学方法，提倡内心体验或直觉的非理性方法，故称为“非理性主义”。它们与科学主义形成严重对立。科学主义斥责它们是“没有经验内容的形而上学”（空话），它们则斥责科学主义为不具有“解决人生价值意义”的琐碎的“实用性言论”，从而彼此否定，拒话，互不交流，如隔大山。
二、中期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运动与现象学运动流行
20世纪初以后，这两大思潮的发展从严重对立转向逐渐接近。“语言学转向”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语言学转向”，即哲学研究的重点或基础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它促进两者彼此接触。强调科学（经验）语言的科学主义与强调内心语言的人本主义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语言学转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动力是科学研究的群体化和大科学化。20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是“小科学”。各个科学家分散在不同狭隘领域，各自孤立地研究自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认识论是个体认识论，其基本模式是笛卡尔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个体认识论模式。20世纪以后，相应社会生产大发展，科学研究进入群体性阶段，“大科学”出现。“大科学”就是广大科学家集团（科学共同体）群体性攻关，研究自然的科学，如美国的曼哈顿核武器开发的研究，后来各国的氢弹、核导弹、宇宙飞船、人造卫星、行星探测，星际航行等等计划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国际广泛合作的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等等。它们的兴起与发展否定了笛卡尔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个体认识论模式，促进了关心科学家集团之间的成果交流的语言哲学的发展。“语言学转向”的社会人文方面的原因则是20世纪后各种社会政治情况的复杂化：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各种战争频繁发生，生态危机全球化等等。它们都需要通过协商谈判等语言交流的手段加以解决。
科学主义思潮方面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二十世纪初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学说。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贯彻科学主义，把人类一切知识自然科学化或数理逻辑化。他们主张建立一种数理逻辑化的人工语言代替一切人文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以消除传统哲学与人文学科中的逻辑混乱与语义分歧，从而消除一切哲学争论。响应弗雷格和罗素上述号召的个哲学流派是逻辑实证主义。它的中心理论是“经验证实的意义理论”，它的基本原则是“经验证实原则”。这个原则规定：一切语句或命题必须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才是有意义的科学语句或命题；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伪语句或伪命题，应被拒斥于科学之外。在他们看来，只要坚持这种意义理论或原则，就不再会出现因无法判定其真伪而争论不休的问题了。这种主张似乎合理、可行。然而深入研究却发现了致命性问题。证伪主义者波普指出：一切科学命题是普遍有效的全称命题，它们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如果坚持上述经验证实原则，那么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命题都成了无意义的伪命题而必须拒斥于科学之外，从而也就否弃整个科学了。逻辑实用主义分析学派哲学家奎因指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单个命题的集合，而是由许多命题的结合而成的整体性系统。它们可以通过内部的不断调整而逃避任何经验的证伪。社会历史分析学派哲学家汉森则指出：经验观察要受理论指导（污染）。同一个经验观察在不同理论的解释下，既可以证实同时也可以证伪同一个科学语句或命题；等等。在这些责难下，理想语言分析学派的建立理想语言的“理想”终于成为幻想而彻底破灭了。
理想语言分析学派的失败导致另外几类分析哲学的兴起：一是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奎因是它的代表。他认为，科学语句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科学系统的整体性变化而改变的。至于应该如何调整科学的理论系统以决定某个科学语句的意义，则要看它们对人的行为的实用性或方便性如何，而由科学家共同体协商选择决定。这就使传统的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理论倾向于相对主义和人本主义。二是社会历史分析学派哲学：库恩是它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科学理论是一个由许多命题、定律、原理有机构成的统一系统，其中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他称之为“范式”。范式是整个理论的基础。如地心说是托勒密天文学说的基础，日心说是哥白尼天文学的基础等等。范式是不能被经验证伪的。因为科学家可以修改或调整理论的其他部分以保护范式而使整个理论系统不受经验的反驳。而历史上出现理论兴衰和交替的原因不是理论被经验证伪或证实，而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所引起的科学共同体心理上的信念变化。他还认为，他的这种范式理论与欧陆人本主义者伽达默尔的语义可变论的解释学观点是一致的，并预言这种一致性必将导致英美语言哲学与欧陆解释学的合流。三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它的创始人是维特根斯坦。他认为根治“哲学病”的办法不是建立人工语言，而是研究并正确使用日常语言规则。他认为语言的意义与语言的外部无关，它全由语言内部的使用规则决定。这就像不同的游戏由不同的游戏规则决定一样。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不问意义，只问用途”。他的后继者奥斯汀等发展了他的这种观点，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是由人的语言行为决定的。这是一种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
总之，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运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明显表现出向人本主义靠拢的趋向了。
欧陆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于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与发展中。“哲学解释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语言哲学。如果说科学主义的语言哲学重视科学语言，强调科学语言的外在经验性，那么人本主义的语言哲学重视的是人文语言，强调文学艺术语言的内在体验性。哲学解释学所说的“理解”与“解释”，就是通过文本（广义的语言）对人的内心思想与体验的理解与解释，或者说是对人的行为的内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解释学”又被称为“现象学”，这是就其方法论而言的，因为它是一种主张排除一切外部世界知识，从而对“现象”（自我意识、此在等）作直观呈现式的内在体验的方法论的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或现象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早期流行的是胡塞尔建立的先验自我意识现象学，它把“现象”归结为“自我意识”，具有明显的“唯我论”倾向，因此严格说来，它只是“自我独白”，而不是彼此语言交流的解释学。后来海德格尔抛弃他的先验自我意识论，继承和发展了他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建立了以“此在——在世”为现象的核心内容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哲学。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此在——在世”，通俗地说，就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在世”，不过不是“在世”于外在世界，而是“在世”于“共同体验”中。因此，他的解释学就有了彼此语言交流的群体性“解释学”的性质。后来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进而阐发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本体论的解释学思想，建立了“系统哲学解释学”，他的这种“系统哲学解释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是：（1）强调“理解”的“此在性”，即强调对文本（广义语言）的意义的理解不是对语言的外在指称的理解，而是对“此在——在世”的内在体验性理解，（2）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即强调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解释者的理解的“视域”（所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等）变化而变化的。不过他肯定语言的相通性，即认为这种理解的不同或变化是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而彼此沟通的。因此，它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意义不变论或确定论不同，而是一种语言意义的相对可变或相对确定论。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之外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等等。它们虽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哲学解释学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对人的内心思想的压制。
伴随伽达默尔的“系统哲学解释学”而兴起的还有利科的“现象学的解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的解释学”以及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等等。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自觉地把欧陆的解释学与英美的语言分析哲学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如利科认为“文本”具有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英美日常语言哲学研究的是文本表层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意义，而欧陆解释学研究的则是文本深层的关于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意义，因而两者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等等。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思潮都出现了彼此靠近倾向，以至导致了两者的合流。
三、后期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合流、后现代哲学出现及其影响
两大思潮的合流出现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时期，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是促进这种合流的重要力量。合流后的哲学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直接从人本主义思潮中孕育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结构主义”，从科学主义思潮中脱胎出来的则是“新实用主义的后哲学”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等，前者广泛流行于欧美，而后者主要局限于美国，且影响较小。一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是指后结构主义哲学。
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现已逐渐衰落。它认为人的内心潜藏着先验的语言结构，它无意识地制约着人的语言行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外在的，而是由其先验的语言结构决定的。这种结构是稳定的，因而语言的意义也是稳定的，可以彼此理解、互相交流的。
后结构主义哲学继承了结构主义关于先验语言结构对人的语言行为的无意识制约的观点；而否定了它的结构相对稳定的思想，认为语言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因而语言的意义也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这是一种语言意义不确定主义。因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语意确定主义，经伽达默尔等的语言相对确定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语意（）不确定主义是一个方向性的大逆转。属于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意义不确定主义理论的主要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尼采主义权力理论、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德勒泽（Gilles Deleuze）的反对一元中心主义的异质多元主义以及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超真实论等等。
1．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语意不确定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它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反在场形而上学”，也就是一种反笛卡尔“主体——客体”二元对立认识论模式的理论。德里达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客体——主体”、“存在——非存在”、“在场——非在场”、“真理——谬误”等等二元对立的体系结构的基础上的。“存在”、“在场”、“客体”、“真理”等等这一方永远占主要地位，而“非存在”、“非在场”、“谬误”等等另一方则永远屈居于次要地位，不可改变。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教条，其实它们的对立是相对的、变化不定的。他称这种变化不定为“分延”，即“彼此区分”又“互相牵延”的意思。他认为语言意义的差别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变化不定的“分延”关系。它们随语言的内在结构的不断变化而永不确定地变化，一切无不在“解构”中。只有“异”，没有“同”；只有“不确定”，没有“确定”。因而他说：“语言就是一种意义永不确定的任意性游戏”。 它们是不相通的，因而有人称之为“游戏主义的语言理论”。
2．文本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这种语意不确定主义理论，又称“文本主义”或“文本主义的解释学”。这在巴尔特的理论那里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巴尔特原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后受德里达等人的影响而皈依解构主义，成为一个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或文本主义者。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纯粹游戏性活动。文本（广泛的语言，包括书本语言等等）的意义随读者的不同理解而任意变化。他主张把“作品”与“文本”严格区分开来。“作品”是单数的，“文本”是复数的。同一个作品因读者的不同理解，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文本”。他写道：“作品”是用来阅读的，而“文本”是用来游戏的。因此，“文本是利用指称作任意游戏的乐园” 。
从上述观点出发，巴尔特把文本分为两类：“作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他强调：“作者文本”是传统的写作文本，它要求读者完全以屈服的态度，消极地按照作者愿意僵死地阅读，压制读者的想像，使之成为文本的奴隶；“读者文本”则是真正富有艺术价值的文本，它赋予读者以充分主动性，任意性和创造性，鼓励读者毫无约束地尽情游戏，充分享受创造的乐趣。读者可以对文本作随意的颠覆、解体、切割与重组，从而在颠覆、切割中寻找文本的“断裂”、“缝隙”、“边缘”与“空白”，在碎片的拼凑与重组中创造文本的新意，获取愉悦的感受。他的口号是“作者死了”，“读者诞生了”，并说“作者是该死”的，“没有作者的死，就没有读者的生”。他的一个追随者伊科甚至说，“为了不成为障碍，作者好在作品完成后就立即死去。”
3．反一元中心主义
后结构主义者们在上述不确定主义语言哲学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反对一元中心主义”，提倡“异质多元主义”的政治、伦理、社会、文化哲学理论。他们反对现代主义（传统资本主义理论）的一元中心主义，反对把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观念、理论僵硬地塞进一个“原则”、一种“真理”、一个“正义”，而实际上是一个“权力”之中。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指出：资本主义的一元中心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元叙事”（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它们在“贸易自由”、“等价交换”、“契约民主”等虚假口号的掩盖下，实行其“钱权等值”的一元权力中心主义的统治。他们宣扬上述“自由”、“平等”、“民主”等元叙事如同自然科学定律那样是“不可改变的永恒真理”，和一切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础。但是，这种教条已遭到多方面的否定：（1）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等等不确定性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否定了这种“元叙事”的自然科学根据；（2）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主义语言哲学的流行，否定了这种“元叙事”的哲学根据；（3）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政治矛盾激烈，经济危机频发等等当前大量社会事实都否定了这种“元叙事”的事实根据等等。他说，“后现代就是怀疑各种元叙事的时代。” 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于被现代主义奉为圭臬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元叙事都作了的怀疑与否定。
另一名著名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元中心主义的权力统治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权力中心社会，权力不仅统治一切，决定一切，而且生产一切，创造一切。他创造一切社会现象。不仅创造各种“政治斗争”、“战争”、“屠杀”、“贪污”、“腐化”等等宏观社会现象，而且创造“监禁”、“癫狂”、“性变态”、“精神病”等等边缘性的、不为常人所关注的微观社会现象。它创造知识。他说：“权力就是知识”，“没有权力就没有知识”，一切人文科学知识是权力创造的，它压制并统治人民的思想；一切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权力创造的。它同样起着统治人民的权力作用。他还说：“权力不仅创造一切知识，而且创造一切真理”。权力总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真理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有了真理”，别人只好按照他说话，谁失去了权力，谁就失去了“真理”，真理就变成了谬误。“真理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话语”，等等。 总之，他认为，在权力一元中心主义现代社会中，“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掩饰性口号，而权力就像“天罗地网”（无形大网络），它潜在地，无微不至并无所不在地统治和支配着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
后现代主义者德勒泽则把资本主义的一元性权力统治说成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器”。他说：历史上存在过三种社会管理机器：一是原始社会的野蛮的管理机器，二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管理机器，三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管理机器。前两种管理机器是对人的欲望的压制，而资本主义管理机器则是对“人欲”的“大解放”。它以巧妙的“契约自由”形式进行前所未有的、更深刻、更广泛、更细致、更隐蔽的再管理和再压制。它以高度“精巧化”、“现代化”、“科技化”的手段，使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还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正常人由于适应这个病态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而成了“非正常人”（病态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他提出：在当前高度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中，不仅人们的心理受到压制和扭曲，而且一切现实也因符号化、抽象化而失去真实。他把这种抽象化、符号化的“不真实”称为“超真实（hyperreality）”。他说：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商品化了。不仅是一切物的商品化，而且是一切人的商品化：文化商品化、学术商品化、艺术商品化、道德商品化、思想感情商品化、爱情与友谊商品化，等等，所有都成了与金钱等价，可以随时交换的符号。其次是消费的广告化。铺天盖地的传媒的广告制造、支配、控制着人的消费。消费者失去理性与自由，为追求名牌，显示身份，夸耀财富等等而疯狂地消费，成了广告商任意摆布和牵动的玩偶。再次是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购物网络化、社会交往网络化、娱乐网络化、谈情说爱网络化、犯罪网络化等等，人们生活在不真实的或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鲍德里亚认为：一切商品化、广告化、网络化，后统统都是符号化。他说：“符号”不是“原象”的表征或再现，而是原象的记号化、抽象化、空洞化、超真实（不真实）化。 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传媒、千万亿次/秒高效能计算机的符号转换，它们把一切真实统统都抽象、扭曲成变换不定、模糊不清、失去了原意的“幻影”或“噪音”。他称此为“内爆炸”。他认为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性”社会是“外爆炸”社会，大量商品爆炸式激增。而信息化、符号化的“后现代”社会则是“内爆炸”社会。它象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黑洞”，无休止地生产出大量抽象的符号群，彼此瞬息万变地转换不定，吞噬了一切真实的意义，成为一大团“超真实”，也就是“不真实”的“混沌”。他说后现代人就是这样一群不停地“转换”在这个“不安全”、“不稳定”、“极可怕”的黑洞里而不自觉的符号群。他写道：“内爆炸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消失殆尽”。 他还认为，正是这种符号化的不真实性造成了例如美国追捕“9-11”恐怖分子事件等等的极度困难。有人认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过度激进的否定性，因而称他是一个“知识恐怖主义者”。
4．异质多元主义
利奥塔、德勒泽等后结构主义者们在反对现代主义的一元中心主义的同时，提倡与之对立的“异质多元主义”。他们认为“同一”就是“封闭”、“僵化”、“扼杀”，而“异质多元”才是“开放”、“平等”、“繁荣”，他们提倡“异质标准”与“容忍原则”：认为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理论、不同观点应采取不同评价标准与宽容态度，以宽广的气度，容忍、尊重、支持、发扬一切不同见解，特别是对一切边缘力量、弱势群体等等的理论与见解。德勒泽还把现代主义的一元中心主义比喻为：冰天雪地里的一支孤梅，它冷冷清清，抑杀生机，而把异质多元主义比喻为生气勃勃的茎根植物，它们在广阔原野里迅速繁衍生殖，开遍鲜花，迎来无限春光。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持异反同”、“抑强扶弱”的理论，虽有一定片面性，但在霸权主义流行的当今，却具有一定的时代针对性意义。
在西方，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理论的评价极不一致或者说极不确定。有人说它是“颓废的虚无主义”，有人说它是“促进时代转变的进步力量”，有人说它是“既具有消极性，又具有时代启发性的中间理论”，还有人认为“它是在西方五月风暴失败和苏联解体后某些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消沉；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弊害仇恨依旧的情绪反映”，等等。对于后结构主义的现状的评估也同样很不一致或不确定。有人说它“已进入坟墓”，有人说它“正方兴未艾”，有人则说“它开始退潮，但余波未尽”，等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们各有不同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评论的不确定性正好表明了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后结构主义关于“不同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理解”的不确定主义观点的支持。
5.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
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非主流哲学在西方正统哲学学术界影响并不甚大，但在西方文化领域却引起了不小波浪。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后殖民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等等应运而生，形成了一股声势相当浩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哈桑（Ihab Hassan）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詹克斯（Charles Jenks）等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e）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等等，都是把文学、艺术、建筑、历史等等理论文本主义（不确定主义）化。他们认为，不论文学文本、艺术文本、建筑文本、历史文本等等，其意义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因人的不同兴趣、爱好、理解而变化的。它们只具有“休闲性”或“游戏性”意义，而不具有任何严肃的社会意义。赛义德等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则是把反殖民文化斗争“话语革命化”，主张以解构文本理解上的二元对立，以解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文化霸权。而赖利（Denise Riley）等的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则反对早期资产阶级的传统的“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而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仅争取男女权利平等，而是从观念、职业、服饰等方面消解性别上的二元对立，以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等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音乐（如摇滚音乐等）、舞蹈（如街头舞蹈等）、时装、服饰（如不男不女的中性时装服饰——男女混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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