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白话全译本全六册）

　　谢生卷一见大     上 智 部
　　总叙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译文：
　　智谋的运用本无定式可言，乃以恰如其分为上策。于是常可见到愚者偶虑忽有一得，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其原因何在呢？那是因为上等的智谋往往发之于无心，合乎于情理，进而顺其于自然，而绝非是仅仅通过千虑便能得到的。事发于前时，常人大多从小处着眼，而智者却总是从大处入手；常人大多从眼前出发，而智者却总能从长远考虑；常人轻举妄动而使事情更加纷繁，智者镇静自若而将事情归于自然；常人束手无策，智者则游刃有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万难之事智者遇到后必会使其变得简单容易，天大之事智者遇到后定会将其化得细小入微。静思时，悄无声息而虑得良策；行动时，出人意料而屡收奇效。时而开始抵触而终相合，时而貌似矛盾而实则一致。神情自若，令豪杰望而生疑；英明果断，使圣人超之不易。呜呼！智谋达到如此境界，难道还能够不称之为上等吗？然而上等的智谋却是很难轻易学到的，有意效法上智的人，往往后只能退而得其中。俗语说：“下下人有上上智”，这恐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急中生智吧。我将这些实录的事件大概分为《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统称之为《上智》。卷一见大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
　　操纵之间，收放自如，审时度势，随心所欲；常人惊诧于表，豪杰了然于心。集《见大》。
　　太公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消灭商朝之后，武王将众多诸侯国中的齐国加封给了太公。当时齐国有一位坚决不肯辅佐天子、结交诸侯的名士，名叫华士，被人们广为称赞，视作圣贤。太公到齐国后，立即派人再三召请他，但都遭到了拒绝。太公在得到禀报后当即下令将华士处死了。武王得知后，大惑不解，于是召见太公询问道：“华士乃是齐国的高士，为何要把他杀掉呢？”太公答道：“华士如此执意不肯辅佐天子，结交诸侯，我如何能够得到他的辅佐并与他结交呢？而如果我既不能使他称臣，又不能与他结交，这样无用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应该舍弃的臣民。此外，我曾多次派人前去召请他，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这样执迷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叛逆的臣民。而这样的人如果得到了表彰推崇并成为百姓的榜样，举国上下纷纷效仿他，那么我还给谁当君主呢？”
　　正是因为这样，齐国从来没有过懈怠的臣民，从而也就始终没有沦为弱小的国家。韩非子所著《五蠹》中的论点正源于此。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孔子门下的弟子因为少正卯的蛊惑，曾经几进几出，时多时少。后来，孔子在做鲁国的大司寇时，下令在宫门外左右两座台观的下面把少正卯杀了。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深感不解，于是拜见孔子，问道：“少正卯在鲁国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人，现在夫子您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太妥当，有些失误呢？”孔子答道：“人有五种大的恶行，而盗窃都还不能算在里面。这五种恶行，一是内心通达明了而又阴险无比；二是行为古怪邪僻而又冥顽不化；三是言辞虚伪浮夸而又巧舌善辩；四是怀恨在心而又假装博大；五是倒行逆施而又冠冕堂皇。这五种恶行，一个人如果有一种，就难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五种恶行兼而有之，可以说是小人中的枭雄，所以不能不杀啊。”
　　小人如果没有过人的才能，也就不会有能力扰乱国家。但倘若小人有过人的才能而又愿意受君子的管理，那对于国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君子对待小人也不要一概而论，完全摒弃他们。
　　少正卯暗地煽动蛊惑孔子的弟子，想用这样的手段超过孔子，继而凌驾于孔子之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同朝共事呢？孔子对少正卯毫不留情，不仅是为了防止虚言巧辩扰乱朝政，更是为了防范后世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用学术思想去杀人。
　　华士徒有虚名而实际毫无可用之处，少正卯对于国家貌似有很大的用处，但却不能重用。奸诈邪恶的小人，只要是明白的君主，就一定会除掉他们；而那些心怀叵测的所谓名人高士，却只有英明圣贤的人才能够发现他们，并坚决将他们清除掉。唐朝的大臣萧瑶信奉佛教，唐太宗传旨让他出家了。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阳、县丞郭仙舟向朝廷呈献诗词。玄宗看后，下诏书说：“观看诗文的内容，词句的条理，可以知道二人非常崇奉道教，然而在时下却显得不合时宜，不切实际，不过好还是尊重他们的信奉，让他们做自己所爱好的事情。”于是，二人被罢官，奉旨做了道士。这种做法的效果与圣人所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如果真的能让所有盲目信奉佛教的人都削发为僧，痴迷道教的人都去做道士，那么我想就一定不会再有群臣迷信邪教异端的现象了。
　　诸葛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三国时期，曾经有人批评西蜀丞相诸葛亮很少赦免有罪的人，对此诸葛丞相回答说：“治理国家应该依靠大德，而不能仅仅凭借小恩小惠。西汉元帝时期的丞相匡衡、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司马吴汉都不肯轻易赦免有罪的人。先帝刘备也曾经这样说过：‘我经常与陈元方、郑康成商讨如何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方法都谈到了，但始终没有涉及过赦免的事情。’回头看看刘表父子，他们曾经年年大赦天下，但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在诸葛丞相去世之后，费袆执政，并开始实行姑息宽容的政策，致使蜀国逐渐削弱，走向衰灭。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曾经对儿子太叔说：“治理国家，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运用宽松的方法使百姓臣服。而如果做不到宽以治国，就不如采取严厉猛烈的方法。火猛烈，令人望而生畏，但却很少有人死于火中；水柔弱，使人愿意置身其中，但却有太多的人死于水中。由此可见，用宽松的方法治理国家是难的。”等到日后太叔执政时，却不忍运用过于猛烈的方法，而是采取了宽松的政策，致使国家盗贼四起，这让太叔后悔不已。
　　孔子曾经说过：“政策过于宽松，就会导致民众怠慢，这时应该用严厉刚猛的政策加以纠正。反之，政策过于严厉，则会使民众受到伤害，而此时则应该用宽松的政策加以补偿。用宽松矫正严厉，用严厉弥补宽松，宽严适度，刚柔并济，只有这样才能够政通人和。”商鞅用刑连尸骨都不放过，未免过于严厉。而梁武帝每每看见死囚就掩面而泣，继而赦免死罪，又不免过于宽松。《论语》主张赦免小的过错，《春秋》则讥讽放纵大的过失，而倘若能够将两者加以融合，巧妙运用，必能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国家昌盛。
　　光武帝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在做大司马时，家中的仆人触犯了法律，被官拜军事令的祭遵处死。刘秀得知后大怒，当即命人捉拿祭遵，准备加以惩治，但被主簿陈副及时拦住了，陈副对刘秀进谏道：“您经常希望所率军队纪律严整，而祭遵此次执法可以说是不畏权贵，按章办事，何罪之有呢？”刘秀听后，沉思片刻，转怒为喜，不但没有责怪祭遵，反而加封他为刺奸将军。之后，刘秀对部下众将说道：“以后大家如有不轨的想法，就一定要先想到祭遵，我家中仆人犯法，尚且被他杀了，因此也不会姑息大家。”
　　有过必罚则法令才能够得以实行，法令得以实行君王的威信才能够确立。正因为如此，光武帝刘秀才能够平定四方，建立东汉王朝。
　　使马圉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殊貌，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由于不慎，马跑出去吃了一位农夫的庄稼，农夫看到后非常生气，扣住了那匹马。孔子的学生子贡毛遂自荐，主动请求到农夫那里要回马匹。然而等子贡见到农夫后，无论他的言辞如何谦卑中肯，农夫都始终不肯将马归还。子贡无奈，只好无功而返，回来后很是惭愧，孔子得知后，不失时机教诲道：“用一个人听不懂的言辞道理去说服他，就犹如用马、牛、羊这样的祭品去祭奠野兽，用《九韶》这样动听的乐章去愉悦飞鸟一样毫无用处。”说罢随即派马夫前往去要马。但见那马夫径直来到农夫那里，高声地说道：“你不在东海耕种，我不到西海出游，我的马怎么能不碰到你的庄稼？”听了马夫的话，农夫被逗乐了，随即解开缰绳，把马还给了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在农夫面前大谈《诗》、《书》这件事，可以清楚地发现迂腐的儒士所以误国的原因。然而马夫所说的话虽然管用，但如果出自子贡之口，农夫可能仍然不会听从。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子贡和马夫外貌和气质完全不同，举止和神态更是相差甚远，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效果也就大不相同。那么孔子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派遣马夫去呢？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先派马夫前往，纵然成功地要回了马匹，子贡的心中也必然会不服气。让子贡先去，并遭到了拒绝，从而使马夫得以施展才能，同时也使子贡心悦诚服。圣明贤达的人通晓人情，知人善用，所以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后来的人却往往用教条去束缚人，用资格去限制人，又用才能是否全面去要求衡量人，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怎么能够做好呢？
　　选押伴使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嘿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
　　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亵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北宋时期，南唐广陵人徐锴、徐铉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名满江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徐”，同时他们又都以知识渊博而闻名于北宋朝中。而这三人中又以徐铉的名望。一次，恰巧南唐派遣徐铉到北宋商讨进贡的事宜，按照惯例北宋需要派遣官员陪伴，但满朝文武都害怕自己的言谈辞令比不上徐铉，所以均不愿前往陪同。一时间，连宰相也感到无人可选，左右为难。后他万般无奈，只好向宋太祖赵匡胤请示，太祖听后，沉吟片刻，然后微微一笑，说道：“你暂且退下，这个人我亲自来选。”不一会儿，太监传旨给宣殿前司，命他挑选十名不识字的殿前侍从，然后将名单呈上。不久，名单呈到了宋太祖面前，太祖看后，提起御笔随意圈点了一个人，随后说道：“这个人就可以。”太祖的这个做法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然而中书省的官员不敢再次请示，只能照旨行事。于是他找到那名被太祖钦点的侍从，并催促他迅速前往徐铉那里。可怜这个侍从，既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又无法多问，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渡江前往。见到徐铉，双方各自施礼落座后，徐铉立即口若悬河，辞锋如云，旁观者无不惊骇，而那位可怜的侍从却不知所云，无言以对，只能唯唯诺诺地频频点头，这倒让徐铉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不停地说个没完。就这样，过了几天，那位侍从始终没有任何应对，而此时精疲力竭的徐铉终于闭上了嘴，沉默不语了。
　　岳珂(岳飞的孙子)曾经这样评论说：“当时陶谷、窦仪等名儒均在朝为官，倘若派遣他们去与徐铉辩论骋词，难道会输给徐铉吗？从这一点来看，宋太祖非是无人可派，而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国的国体为重，认为不应该那样做。而这不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吗？”孔子派马夫去应对农夫，是用愚钝应对愚钝，而宋太祖派目不识丁的侍从去应对徐铉，则是用愚钝去围困智慧。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虽然恃强去面对愚钝的人，但愚钝的人却不能理解他所说的意思，这样无形之中就使得智者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了徒劳。而如果让智者去应对智者，那么双方都不会轻易屈服，那样一来，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这里还有一则故事是关于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朝吴江人)的，一次，他前往定山拜访庄孔易(名献，明朝江浦人，人称定山先生)，临别时，庄孔易用船送陈公甫，船中有一位同行的书生，这个人平时就非常滑稽，此时更是口无遮拦，言辞低俗。看到此人如此的肆无忌惮，庄孔易虽然强压愤怒，但已是忍无可忍。与庄孔易不同的是陈公甫在那人信口开河，夸夸其谈时，却充耳不闻，泰然处之。而等到那人离开的时候，陈公甫更是好像没有见过此人。对于陈公甫从始至终所表现出的沉稳镇定，庄孔易大为叹服。而陈公甫所采取的不正是宋太祖制胜徐铉的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