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尺牍新编（全二册）

王韜（1828-1897）是晚清維新變法的先驅，是中國社会发展古今交匯、中西碰撞之際，既深受正統教育、又極具開放眼光的知識分子。在王韜傳世的大量著作中，影響力的是他以時評政論為特色的《弢園文錄外編》，但其中的政治思想、改良主張，其實也同時、或許還更早地反映在他大量的與人往還的尺牘中，甚至可以說，其尺牘中反映的是他經過後期提純的思想體系的原初樣態，並且顯得更為豐富、具體而生动。“山川阻跡，惟凭尺素遥通；風雨懷人，端藉寸箋代訊”，尺牘，是研究王韜生平經歷、人際往還、心靈驛動、思想軌跡的手資料。
對尺牘一體，王韜向來極為重視，在其自刊尺牘集的自序中，他開篇即謂“尺牘一道，少即留意”。對自己“數十年來世途之所酬酢，交流之所往來，投縞獻紵，剖鯉傳鴻，贈答回環”所撰的尺牘，王韜通常注意留下底稿，於生前屢加彙集刊版，並且一直沒有放棄不断增廣續刊的計劃。光緒戊子（1888），王韜曾序王虎榜所輯《分類尺牘備覽》，更是高度肯定尺牘的功能和價值，認為尺牘“洵肺腑之能語，誠喉舌之是司”，“統朝野士商而不可廢”。認為哪怕漁樵駔儈，憑尺素寸箋，亦可議論朝堂、高談理學，發為心聲，所作“要非紙上空談，畢竟言之有物”，不可視為等閑。可見在王韜筆下，尺牘並非一般的風雅酬應文字，而可以是偉詞鞺鞳，承載沉甸甸的思想的。作為一種文體，王韜提出了尺牘該有的審美標準：以“典雅為工”，须“情文並重”。
正因為對尺牘抱持這樣一種認識高度，用心結撰的王韜尺牘因而具有特定時代下的歷史文獻價值、學術思想價值、文學審美價值，从而在王韜生前和身後，風行一時，影響不小。撰主屡自编刊、幾番增校暫且不論，在王韜去世数十年后，中華書局1938年曾從其手自編刊的尺牘集中選取161函，匯為《王弢園尺牘》，以之與王陽明、歸震川、侯朝宗、錢牧齋、方望溪、尤西堂、吳穀人、姚姬傳尺牘並列，號稱“明清十大家尺牘”，加以斷句出版。此後，又於1959年選取弢園尺牘136函，加以鉛印直排，斷句出版。弢園尺牘，被當作了這一文體寫作的楷式和範本而加以推廣，其思想性和文學性之受後人重視，由此可見一斑。但毋庸諱言，兩書選篇皆出自王韜已刊尺牘，且兩書相加，去其復重，王韜尺牘經中華書局標點出版者234函，與王韜手自編刊的《弢園尺牘》及其《續鈔》總數328函比，約為三分之二強，數量仍屬有限。而王韜尺牘更有大量散佚於其已刊尺牘集之外者，未得整理者關注。王韜尺牘是一座未经深入挖掘的富礦，為了方便讀者一覽全貌俾便採擇，裒集王韜存世尺牘並加以全面的校理出版，極有必要。
本次王韜尺牘整理所做的工作有二，一是擇取王韜生前已刊尺牘之完足本，據為底本，再廣羅其他版本及本人日記、筆記、詩文集等相關著述，加以讎校標點，不作主觀刪汰，程度保持文本原貌，繁體橫排付印。二是從檔案資料及相關文獻中廣泛蒐集王韜尺牘之不見於刊本者，彙為一編，加以校點，妥為編排，以為補遺。
一、王韜已刊尺牍的整理
王韜生前手自編刊有《弢園尺牘》及其《續鈔》，前者有八卷本、十二卷本之不同，後者為六卷。王韜《天南遁叟著述總目》另著錄有“《弢園尺牘三鈔》六卷，二本，價三角”，《弢園著述總目》之“未刊書目”中又列有“《弢園尺牘續鈔》八卷”，然皆未之見。這或許是因為王韜晚年醵貲刻書，“尺牘三鈔”擬有續刊計劃，預作廣告，而終力有未逮而未能遂願之故。
（一）底本選擇
王韜自編之《弢園尺牘》生前曾有過四次刊版。首刊於光緒二年（1876），僅八卷148函，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活字版排印。然印成後“不逮三年，求者日多，幾無以應”，於是於光緒庚辰（1880）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增訂重刊，廣為十二卷，總224函，比八卷本增76函。因此版刊於香港天南遯窟，且校對欠精，文字訛誤時有，故王韜返滬後，又於光緒十三年（1887）付上海重文書局重校三印。第四次刊行於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在滬北淞隱廬。此版有該年夏六月合肥龔心銘景張序，謂：“家君觀察蘇松，余隨侍衙齋，承先生高軒枉過，時得以商榷文字。家君以先生述撰大半未授手民，助梨棗貲，促其問世，余乃得盡讀先生所著。”則此番重刊，得龔氏之助。其時龔氏助刊的，當還有王韜其他著作，尺牘為其一耳。此版除龔氏序外，卷首另有王韜光緒二年（1876）初刊八卷本原序，光緒六年庚辰（1880）香海天南遁窟重刊十二卷本自序，以及茶磨山人汪芑光緒丁亥（1887）第三版十二卷本序。汪序謂該年王韜“薄游西湖，道出吳門，留數日”，兩人始得獲交。王韜“暇出尺牘十二卷，重付手民，屬為校勘。”此即王韜自撰《弢園著述總目》所謂汪茶磨手校大文書局刊本。王韜曾謂此第三次刊印本“行密字小，似非精品。暇當細加校勘，刪其贅累，重付剞劂氏。”
可見王韜對其《弢園尺牘》的前三次刊本都不甚滿意。既然是不斷地細加校訂，自然是後出轉精，且十二卷本較之光緒二年（1876）天南遯窟初刊活字八卷本（即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八卷本），篇目也有不少增益，所以我們本次整理就以後出的1893年滬北淞隱廬第四次刊本（通行的有影印《清代詩文集彙編》本）為底本，以見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0輯的初刊八卷影印本、光緒六年庚辰（1880）重刻本、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茶磨山人校勘本為校本，重點參考王韜尺牘稿、日記稿等手資料，加以校核整理。此番整理在書末附有《弢園尺牘》上述四種版本篇目對照表，該表以1893年版十二卷本為依據，詳細列明各卷篇目，其它版本則只注明篇目增刪情況及篇名文字差異之處，篇目相同並無異文的則不注）。從該附表可直觀地見出王韜手自編刊的《弢園尺牘》四種版本內容互有多寡，文字時有差異，總體而言，後出轉精。但四種刊本同屬王韜尺牘自選集。
同樣由王韜自編自刊的還有《弢園尺牘續鈔》,光緒十五年己丑（1889）由滬北淞隱廬活字排印。《續鈔》所收尺牘“始辛巳（1881），迄戊子（1888），歷年八，為卷六”,共有尺牘104函。此本《清代詩文集彙編》亦影印收入，筆者據此點校整理。
（二）校本採用
對王韜已刊尺牘的整理，參校本中值得關注的是刊本之外的手稿本，這是王韜尺牘刊行所據的底稿，其存世情況及在整理中被採擇的情況有必要作重點說明。
就筆者目力所及，《弢園尺牘》刊印時所據底本部分保存於日本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名《蘅花館尺牘》。這是據王韜尺牘原稿過錄的謄清稿本，並在付印前作過修訂，為修改稿，三卷，另有未編卷的零篇。全稿小楷端整，點畫不茍。卷首鈐有“增田涉文庫”印，版心印“弢園述撰”，魚尾處印“天南遁窟精鈔”“吳郡王韜存本”。卷一凡60函，署“長洲王韜仲弢甫”；卷二凡15函，未署名；卷三原署“吳郡王韜紫詮”，又抹去，有尺牘14函。又第三卷之後另有《與方觀察》《與懶雲上人》《與黃捷三副將》三函，僅籠統題《蘅花館尺牘》，未標卷次，亦未署名，後有空白頁，似未鈔完。
從上述版心、魚尾之標記和署名情況看，該稿本當謄清於王韜南遁香港時期。因為王韜1863年流亡香港後，為了“韜跡潛形”，才改名韜，字子潛（紫詮），號仲弢，又號天南遁叟。以《蘅花館尺牘》為《弢園尺牘》的初名，也隱約透露出此乃王韜早期的尺牘之匯編。因為此命意或與王韜初戀“某女士”有關。“某女士”名菊華，號蘅閣內史，早逝，王韜給髮妻取號夢蘅，給繼妻取號懷蘅，自號蘅花、蘅花館主，皆寓追念悼惜之意。
該清稿本有尺牘總97函，其中前93函見於刊本《弢園尺牘》之前五卷，皆撰於南遁香港（1862年10月）之前；另有第94函《與醒逋（閉置一室中）》屬之刊本卷六，撰於因上書太平天國事發而避禍於英國理事館第135日時（1862年10月）；另有《與方觀察（薄游穗石得挹清徽）》《與懶雲上人（浪跡穗垣賞音寥?）》《與黃捷三副將（薄遊穗石旬又五日）》3函，屬之刊本卷八，則為南遁後游廣州（穗垣）所作。而王韜游穗在1873年，與前一函《與醒逋（閉置一室中）》寫作時間有十餘年之隔，這也是此數函未編入卷的原因，由此也可判斷該稿本謄清的時間亦大約在此際，統加校訂當在此後不久。
總體而言，《弢園尺牘》初刊本凡八卷128函，而該三卷97函清稿本雖分卷情況與已刊本有較大出入，且分卷及編次先後也與刊本完全不成對應關系，但其篇目已居有刊本篇目的五分之四強，可謂構成了刊本之主體，因而顯得極為重要。
之所以認為該稿鈔本為刊本所據之底本，基於下述理由：
1.該稿本謄錄自王韜尺牘原手稿，真實性毋庸置疑。一方面，從稿本紙張看，用的是王韜獨有的專用稿紙；從字跡看，也是王韜親筆。更重要的是在內容方面，亦有充分例證證明真實可靠。僅舉一例：稿本所收寫於不同階段的尺牘，但凡需要對受信人自稱本名時，尺牘集從前往後，用了三個不同的名字：賓、瀚、韜。比如，清稿本卷一總第19函《呈嚴馭濤中翰師》，行文中有五處用到撰主本名時，原底稿皆用“賓”；卷一總第43函《與楊莘圃》（讀足下手畢感甚）有“賓之所學，不過經史諸子”，“殘編斷簡，賓且未能遍閱”等句。以上兩函分別撰於1845／1848年，是王韜在家鄉甫里坐館為塾師時。再如稿本卷一總第50函《與楊三醒逋》（別來二月），有“紅蓼花開，碧梧葉落，翰如不歸，足下可來”；第60函《與錢蓮谿茂才》（一昨江樓對酌），有“瀚悼亡新賦，玉骨未寒，何忍遽言此哉！”句；總第62函《寄曹醴卿上舍》（小桃開後），有“瀚也幽恨茫茫，百端交集”句，三函分別撰於1850／1852/1852年，皆自稱“瀚”；而撰於1873年的第97函《與黃捷三副將》（薄遊穗石），則自稱“韜”了，如“韜亦非與之有一面之雅”，“韜前日所擬上馮子立都轉書”等。這些自稱的變化，完全符合王韜的履歷，以此可知稿本內容完全根據手稿原本樣貌。因為王韜原名利賓，字仲衡，號蘭卿，又號嬾今；1849年至滬入職墨海書館後，改名翰，字子九，號蘭卿；1863年流亡香港後，方改名韜。當然，凡底稿中原來稱“賓”稱“瀚”之處，後來皆塗去，改為“韜”，與刊本同。這是清稿本付刊時統一體例的結果。當然，在王韜寫於前兩個階段（甫里讀書、墨海傭書）的尺牘稿裏，也偶爾可見他自稱“韜“名的情況，如稿本卷一總第24函《與王紫簴茂才》（一昨過高齋），大約撰於1849年，卻有以“韜”自稱的“韜屏棄帖括，壹志讀書”句，這大概是因為這些早年寫的尺牘謄鈔時間實際上已是南遁香港、韜光養晦之際，故對早年的稱名，不自覺地也有隨手改動的情況。
2.此稿鈔本文字有較多增刪潤色痕跡，天頭處也有些篇目選汰記號及文字增刪說明，已多為初刊本所採納。如卷三總第85函《與醒逋》（辱惠手書），文字有頗多改易，將改易後文字與刊本比勘，可以發現與刊本同；且此函天頭處有標記曰：“添入《與賈雲階明經》《奉顧滌庵師》”，而所及此兩函雖不見於此《蘅花館尺牘》中，卻已見收於《弢園尺牘》刊本中。又如稿鈔本卷二總第65函《與曹竹安茂才》（話別十閱月），函末天頭處標“此六行不要”，則所指六行文字的確已不見於刊本中。再如許多標題，稿本多有塗改，改後標題與刊本同，這也大概是為了付刊而將寫於不同年份的尺牘統一標題體例的結果。由此可知該稿鈔本雖然不全，卻是刊本所據底本的主體組成部分，《弢園尺牘》初刊八卷本系在此稿基礎上潤色、增益、重加編次而成。
正因為清稿本的特殊地位，整理中筆者將該《蘅花館尺牘》列為重要參校本之一，故將其目次也一並列入“附錄一”中，以與刊本目次形成對照，方便研究者利用。
然而改定後的稿本與刊本仍然存在不少文字差異之處，說明筆者所見也並非的、更非後的謄清改定本。這些異文在整理中如何採擇取舍，讓人頗費躊躕。王韜在給日本友人重野成齋的信中曾說：“我輩文字，生前當自删定。丁敬禮云：‘後世誰復相知定我文者！’此言爲沈痛。”（《弢園尺牘續鈔》卷二）這種“沉痛”，或許有擔憂世無知音，文字被人誤讀改易的成分在吧！《弢園尺牘》及《續編》在王韜生前曾再三而四地由本人或托友人校訂印行，其中每版文字都經作者寓目，一次次校訂，日趨完善，第四版尤其得王韜本人認可。這後的定稿雖然有修飾潤色的成分，不盡合特定時空下尺牘寫作的原生態，但畢竟那是王韜希望後展示給讀者的樣貌，理應得到更多的尊重。為了尊重作者的意願，有些無關緊要的異文，筆者以為沒必要再循常例，給出繁瑣的註釋，更沒必要仍以稿本為底本，回改刊行本中的異文。
正因為在整理中更多地尊重後刊行本，稿本的作用似乎未能完全彰顯，故在此不嫌詞費，對稿本和刊本中的異文情況和取舍情由，作一些舉例說明。
1.對有些很明顯屬於刊本訛誤的文字，在整理中筆者直接據稿本徑改，如卷一《與夢蘅內史》有“朝來彤雲如幕，山容不開，殆天工欲飛六出梅花矣”一句，“彤雲”，刊本作“形雲”，據稿本改為“彤雲”，意指下雪前密布的濃雲，因“六出梅花”正指雪花。而對有些明顯是稿本錯誤的文字，筆者直接沿用刊本，不作註釋說明，如卷一《與楊莘圃》有“辱來書，教以懺除綺語、杜絕面朋”，“面朋”指非真誠相交之友，稿本作“匪朋”，則不知所云了，故忽略。
2.有的文字原底稿與初刊本同，後經塗改，然並未被初刊本採用，故忽略。如卷一總第7函《與楊絕幻》末尾，原底稿有“覼爾縷陳”一句，與初刊本同，改易為“覼縷莫罄”，則不同了；再如卷一總第14函《與醒逋》（梅花落矣），原稿有“齊竽濫廁，漢瓦易鳴”一句，與初刊本同，後改定為“瑟竽濫廁，瓦釜易鳴”，則與刊本異了。對此，筆者尊重原底稿和刊本，忽略改易文字，不出注。
3.有的底稿文字與刊本有異，若刊本明顯妥於底本，則徑用刊本，不出注。如卷一總第13函《覆醒逋》（手書遠賁），其中有句曰：“閒齋挑燭，翻關漢卿談鬼之篇；古硯研朱，校晉于寶搜神之記”，後一句刊本（包括八卷本、十二卷本）作“校干令升搜神之記”。稿本以“干寶”為“于寶”，顯然手誤；以“關漢卿”對“晉于寶”自然不工，然而這樣的訛誤在校訂中未經標出糾正，整理中也沒有再出校訂文字的必要。緊接以上數句之後，原稿有“束五傳以不觀，擁萬書而難遍”，與刊本同，而稿本中則用了兩句前後互倒的標識，無甚意義，且也未被刊本採用，故忽略修改稿中的改動。
4.刊本文字對原稿多有潤飾，如卷一總第44函《與友人（契闊以來）》中，有段文字刊本如下：
滬瀆據江南之一隅，南控閩粤，北臨淮漢，近接江浙，遠達瀋遼，帶長江以爲險，襟大海以爲固，居然一重鎮也。彼自議欵通商以來，實逼處此，保毋有覬覦之心，所以安靖無虞者，亦待時而動耳。吴淞一帶，船艦相連，首尾交接，大小約數十艘，而此外又有兵舶，託爲保衛商旅計，包藏禍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近又聞整舟砲， 利器械，嚴戒備，欲以截遏海運之北上，隱然若一敵國。雖事即潛消，而勢已可慮。
這段文字稿本則顯得簡略許多：
滬瀆據江南之一隅，控閩粤而臨淮徐，襟大海以爲固，實逼處此，保毋有覬覦之心。之所以安靖無虞者，亦待時而動耳。吴淞一帶，船艦相連，首尾交接，約有數百艘，帶甲可數千，包藏禍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近又聞修砲礮，利器械，嚴戒備，駸駸乎有虎視之勢焉。
以上比較可以直觀見出王韜尺牘刊行本“失真”的情況，這既有彌縫史實的成分，也見文字潤色的功夫。
5.刊本有時也對原稿文字進行刪削，有的塗乙使字跡漫漶，難以辨認；對仍可辨識者，在此錄出以作補足。如上文已及的卷二總第65函《與曹竹安茂才》（話別十閱月），函末天頭處標“此六行不要”，刊本中不見此六行，現補錄於下：
至於巫臣為桑中之期，本所不可，且其害有三：小港必以舟通，彼姝必以夜出，或起篙工之疑，致為匪人所劫，此一害也；未離虎穴，遽為狼呑，桎梏橫受，鞶帶旋?，此二害也；掌珠已亡，必興巨波，藏嬌不密，遂來驚?，此三害也。有三害而無一利，即愚者知其難為，況乎鴆媒已洩，魚書又阻，奇事皆知，芳蹤易躡，雖有崑崙健奴、黃衫俠客，能善其始，不能善其終矣。
這段被刪去的文字關乎王韜早年的一段情事：與其友人孫正齋之女孫韻卿即紅蕤閣女史私相授受，在紅蕤已有婚約的情況下，請曹竹安設法成全，考慮私奔之事。這對王韜其人的研究，自然是別具價值的軼事。
以上是筆者經眼的王韜存世尺牘稿概況和在已刊尺牘整理中的利用情況。
（三）和刻本的比勘
除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所藏清稿本《蘅花館尺牘》外，東京圖書館也藏有大谷孝藏訓點本王韜《弢園尺牘鈔》。此本明治十六年（1883）十二月刊行，首列王韜光緒二年所撰《弢園尺牘》原《序》，《序》後有編刊者文字說明，曰：“原本分為八卷，今鈔錄為三卷”。所謂“三卷”，其實篇目極為有限。就筆者經見卷一而言（另兩卷未見），僅鈔撮《代上蘇撫李宮保書（閣下經略江左）》《上丁中丞書（今天下之大要）》《與周弢甫徵君書（聞足下將入都應詔）》三函，在王韜自刊本中分屬卷七、卷八、卷四。此《鈔》刊板文字有不少訛誤，所謂訓點，亦多破句，有失雅馴，不足比勘參校。從卷一篇目看，所選皆有關大清時政或世事之可資日人參詳者，編纂宗旨耐人尋味，而王韜尺牘的時代、社會、歷史價值，亦由此可見一斑。
總之，對王韜已刊尺牘，本次整理，以王韜手自編刊的終版足本為底本，以初刊本、清稿為校本，細加點校，擇善而從，仍名《弢園尺牘》及《弢園尺牘續鈔》，以存其舊。
二、王韜未刊尺牘輯佚與整理
據王韜《弢園尺牘續鈔自序》，《續鈔》印行後，很快，尺牘之新增者“又如束筍”，若能“得喜事小胥，隨錄隨編”，其數量定當“兩牛腰所不能載”，惜以“嵇生性懶”而未果三次結集。故自1889年直至王韜去世（1897），其所撰尺牘都未加編印，因而都在當輯佚之列。再加上王韜已刊尺牘原也只是選本，只是“得之字簏中捐棄所餘”，並非完璧；而王韜生平交游廣泛、經歷特殊、思想複雜、一生困頓，自加選篇時顧忌難免，編纂中裁汰、刪節、修飾多有，其尺牘散佚、失真的自然不少，校勘、輯佚工作，非下力氣不辦。
（一）《弢園鴻魚譜》
王韜早年尺牘散佚不知凡幾。其《弢園尺牘自序》開篇即謂：“尺牘一道，少即留意，當弱冠時，曾搜集所遺友朋書為《鴻魚譜》。”雖然王韜少年所作的部分函札當已入選《弢園尺牘》中，然從《弢園尺牘》所收少作的數量看，當非全部。惜乎王韜弱冠所集之《鴻魚譜》之原本筆者不曾獲見，亦向未見人提及。所幸今從上海圖書館覓得王韜《弢園鴻魚譜》謄清稿本一種，中有尺牘65函，多寫於光緒庚寅年（1890）前後,可見王韜“鴻魚譜”之編集，自少壯至老邁，一以貫之，數量當是頗為可觀的。
因為此稿本《弢園鴻魚譜》於王韜晚年思想研究極為重要，而向未為人關注，故在此不嫌詞費，將整理情況作一著重說明。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弢園鴻魚譜》，封面題“弢園鴻魚譜”簽，內鈐“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章，有書信凡65通。扉頁題“墮地倏忽六十有二，素性所耽惟有書史”，據此可知此集為王韜1889年62歲以後寄郵師友親朋書信之匯鈔。王韜自編《天南遁叟著述總目》著錄有“《弢園尺牘三鈔》六卷，二本，價三角”一目，因此稿《鴻魚譜》與《弢園尺牘續鈔》所收在撰寫時間上相賡續，且亦為作者親手所鈔錄，故疑此稿或為《弢園尺牘三鈔》之未能付刊的底稿本，與從其它文獻中零星輯錄的王韜尺牘有所不同，故作為《弢園尺牘補遺》的種，接排於《弢園尺牘續鈔》之後。原稿第六函《與胡芸楣運憲（自陸韻樵貳尹稅駕津門）》簡末署“庚寅（1990）四月杪”，自此函至《致趙靜涵孝廉（久未通尺一之書）》止，凡41函，均光緒庚寅年（1990）年所撰，大致以時間先後排列。《致蔡毅若觀察（獻歲發春）》《與李子木觀察（兩奉華翰歡喜無量）》《與陳宇山軍門（揖別以來兩更裘葛）》三函則撰於癸巳（1893）正月，此後各函，雖不署撰作年份，然至《與鄭玉軒京卿書（自違懿範彈指兩年）》止，大體皆癸巳年所撰。此後七函，或系補錄前作，如《與日本寺田望南（一別八九年矣）》，撰於光緒辛卯即1891年；又如《與龔星使書（六月六日連肅雙緘）》，撰於1892年，大體不出王韜晚年尺牘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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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卷末附錄有《弢園尺牘》四種不同刊本及存世清稿本的篇目對照表，並對《弢園尺牘》及其《續鈔》中各函的收受人和撰作年份略加稽核，列表以示，以供讀者參考。
在王韜散佚尺牘資料蒐集過程中，筆者曾得上海圖書館、蘇州博物館、日本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大力支持；得到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教授，國家圖書館田曉春博士，上海圖書館楊敏女士、孟駿先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徐茂明教授，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陳年福教授、慈波教授，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潘德寶博士，浙江師範大學圖書館孫巧雲博士、陳健先生，以及研究生劉茹、谷曉微、陳含笑、郭少辰、姚文潔等的幫助；同時也採用了鄭海麟、劉雨珍、吳嶺嵐及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不少專家學者的相關整理成果，在此一並深表感謝。尤其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副總編、劉賽主任對本書出版的支持，感謝責任編輯祝伊湄博士辛勤而卓越的付出。由於本人水平與聞見都很有限，在王韜尺牘整理與補遺工作中，錯訛及遺漏定當不免，尚祈讀者見宥並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