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当我们能说故事，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有可能解读往事。当我们回首过去，所能讲述的并非是单一且不容置喙的故事，而是能呈现各式各样的叙事与议论，“解读往事”就会变成一个课题。“解读”的概念意味着“往事”具有文本的性质：一个文本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往往还会掺杂更早的文本。这些更早的文本有可能是口述，也有可能是书面流传的。无论如何，一个文本往往会包含过往的文本所附有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同时，解读的概念把我们带到了古人初对历史产生自觉意识的那一瞬。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历史，他们会进而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换句话说，我们能在什么范围内质疑历史？质疑历史本身又具有什么意义？

这本书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左传》（《春秋左氏传》）来探讨这些问题。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为什么要把这一部记录了255年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各种故事与言论的巨著视为“信史”？尽管以往也曾经出现少数著名的质疑者，其中包括朱熹（1130—1200）、顾炎武（1613—1682）、崔述（1740—1816），但传统论述一般认为《左传》的信史地位高于其他中国早期文献。许多现代学者也继承了这种看法，肯定《左传》是春秋时代的可信史料，把其中记录的历史事件当作事实，并从《左传》的文本中探勘春秋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在现代通行的杨伯峻的注本里，假如其他早期文献与《左传》有所出入，其他文献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编年的体例、对时间与地点细致的描写，使《左传》的叙事和言辞看起来比其他早期文献更具历史的真实感。人们通常会认为《左传》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取向不一，甚或互不相容。比如，坚称《左传》写实的人经常质疑屡见于文本中的鬼、神、预言和密谈，而文学史家却乐于把它们视为中国小说虚构手法的开端。《左传》对年月日的关注和大量的细节描述远远超过其他先秦文本。这些细节有时似乎无关宏旨，没有呈现明显的“教训”。仅就此而言，似乎也足以证明《左传》“实录”的美名。

然而，有人相信，读者应该把这些反映史实的特征与构成它的丰富的语汇区分开来。这种想法不免会误导我们。《左传》能否准确地描写史实，似乎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能确定的是，《左传》的文本反映了它形成的时间（约公元前4世纪）里主导的修辞模式与思想潮流。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本书通过对《左传》文本进行解读，力图去把握其中所蕴含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当古人开始有意识要探寻历史，他们会进以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本书回答这问题。

李惠仪：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8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晚明与清代文学、先秦两汉历史著作等。著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

《左传》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要典籍。本书通过对《左传》文本进行解读，力图去把握其中所蕴含的阐释往事的原则和模式。当古人开始有意识要探寻历史，他们会进以思考重现阐释过程的方法，会更加重视阐释历史的基础。那么，阐释的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瓦解？对历史的理解有哪些可能，又有哪些局限？本书回答这问题。

李惠仪：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8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晚明与清代文学、先秦两汉历史著作等。著有《引幻与警幻：中国文学的情爱与梦幻》。

“历史”的特质。
――Stephen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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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