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史：第二版

再版序

在本书的版中，我以平均一页10年的节奏讲述了2000年之久的历史，故而读者视其为一部索引，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的数字、事件和研究线索，大致了解低地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出版5年后，我改变了想法：只概述有趣的部分，其他的则交由读者自己探索。这一点借助日益丰富的互联网资源便可实现，例如可在网上免费获取的《低地国家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y in the Low Countries），或者莱顿大学的“荷兰起义”网站（http://dutchrevolt.leiden.edu），更不用说还有iTunes、维基百科、谷歌图书和YouTube等提供的海量通俗易懂的资源。

在版中，我鲜少提及1970年之后的历史。因为我不喜欢对近代历史过多着墨而忽视了有意思的古代历史，尽管后者对于当代的影响没有前者明显。近年来，比利时和荷兰再次成为国际探讨的焦点，有趣的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称荷兰将会成为一片地狱般的荒原，而英国独立党的成员则向比利时籍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扬言，比利时并没有存在过。当然，这些只是媒体报道的边角料，关于比利时与荷兰的自身特点和未来发展，人们还在不断地进行严肃探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荷兰及比利时的媒体和政治家们在公开发言时还不免自鸣得意。荷兰人骄傲地认为，荷兰作为文化多元的“后民族”国家，远优越于那些思想狭隘的守旧国度。荷兰的一些公众人物，有时不带半点戏谑地声称本国是现代改革的“向导”或“先锋国”。荷兰人深入贯彻“万物共存”和“个人主权”的原则，毒品、卖淫、安乐死和同性婚姻这些不为社会传统所鼓励的事物在这里都是合法的，国家也以此闻名。然而，它也是欧洲一个议会之中存有保守党的国家，该党主张基于《圣经》施政，反对女性竞选公职。

当其他国家或沉浸在喧闹不堪、分化撕裂的“文化战争”中，或试图消除差异以寻求社会团结时，荷兰人已经凭借简便易行的策略，创造出了一个高度包容的多样化社会。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群体以各自舒适的方式共同生活，通过妥协与共识达成彼此间的合作。但是，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方面不受法律规范，而是受其生活“圈子”（由阶级、宗教、邻里、地区、教育、就业和人生观的相似度与黏合度决定）带来的社会压力所影响。20世纪的鼎盛时期，社会机构呈现“柱化”（pillarization），人与人之间既礼貌又疏离，借此，加尔文主义者、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纷纷建立了具有荷兰特色的机构团体。20世纪末，荷兰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傲视他国，因为荷兰对互不干涉原则的坚决贯彻，遏制了文化的冲突。但这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个利益群体是以礼貌或激烈的言辞提醒内部和外部的人彼此间的界限。这为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文化下，新的民族和宗教组织需要同现有的社会组织一样，坚持限度的忠诚，尤其要包容他人的独特性。但随后的穆斯林打破了游戏规则，自由主义的狭隘也逐渐显露，这些都威胁着荷兰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对此，直接的信号是荷兰下议院近日禁止以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方式屠宰牲畜。这一次，国家将牛的动物福利（目前出于人道主义，规定割破牛的喉咙前必须先电击它们的头部使其麻醉）置于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之上。

正如荷兰自称为“当代自由”之典范，20世纪末的比利时同样大肆鼓吹自己是以和平方式处理种族差异的佼佼者。实际上，比利时的“种族”差异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其国内荷兰语“社群”和法语“社群”之间很少有真正的人种、社会、经济、宗教甚至文化差异。截至2011年6月，即本书撰写之时，比利时已有一年多没有选民授权的联邦政府，因为荷兰语党派和法语党派之间无法就共同规划达成一致。在后一章，我会简述这一现象。在19世纪，相较于“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人们更接受“佛兰德斯民族”这一说法，认为佛兰德斯是寄生在比利时的民族，因为“佛兰德斯”一词的定义就是“居住在比利时而讲荷兰语的人”，像许多寄生物一般，它会削弱宿主的能力，但还没有到杀死宿主的程度。

近年来，荷兰的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瓶颈，而比利时为缓和紧张局势、促进相互合作所采取的权力下放措施也陷入僵局。对此，一些守旧且排他的国际社会组织（呼声的是英国的“疑欧派”和美国的“文化战士”）表示喜闻乐见。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评论家宁愿看到城市战火四起，也不希望任何社会和平与种族共存的尝试取得成功。或许终这些尝试还是会失败，但这样的失败并不值得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几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直位于西欧的十字路口，它们的国土面积虽然相对较小，但对欧洲经济、宗教和艺术的发展均有巨大贡献。在国际层面，该地区往往既充当周边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调停者，又充当缓冲区。三国之间往来密切，与邻国的交往也十分频繁，离开了其中的任一国家，比荷卢的历史都无从谈起；而若忽视了低地国家，欧洲的历史也无从谈起。

在历史上，法国北部的和德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也曾被归为低地国家，因此“低地国家”这个术语的定义必须保持宽泛和灵活性，它就像一个方便使用的标签，很少代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整体。在更早的年代，部落和王国扩张到超出现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广阔区域，那么就更难给这一地区设定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欧洲是一个整体。直至今日，低地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呈现出高度多元化，那里的居民讲多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弗里西亚语和德语，这个风景秀美的地区仿佛是欧洲历史的迷人缩影。比利时和荷兰则越来越多地参与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们总是共享利益，并采取相似的政策，在今日欧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保罗·阿布拉斯特︱ Paul Arblaster

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低地国家史和早期现代欧洲史。曾任教于鲁汶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及比利时那慕尔大学，现任教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南方应用科技大学。主要作品包括《安特卫普与世界：理查德·维斯根特与天主教改革时期的国际文化》（Antwerp and the World: Richard Versteg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of Catholic Reformation）、《旅者的荷比卢历史》（A Traveller's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等。

再版序

前言（版）

引言                                              

章  从异教徒到十字军战士：公元前57—公元1100年

第二章  权力和虔诚的形式：公元1100—1384年        

第三章  低地国家的统一和分裂：1384—1609年        

第四章  从代尔夫特陶器到瓷器：1609—1780年        

第五章  自由秩序的兴衰：1776—1914年              

第六章  世界大战与世界和平：1914—2011年          

低地国家大事记                                    

王朝与统治者                                      

1918年后主要政党及政府机构                        

延伸阅读著作

几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直位于西欧的十字路口，它们的国土面积虽然相对较小，但对欧洲经济、宗教和艺术的发展均有巨大贡献。在国际层面，该地区往往既充当周边大国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调停者，又充当缓冲区。三国之间往来密切，与邻国的交往也十分频繁，离开了其中的任一国家，比荷卢的历史都无从谈起；而若忽视了低地国家，欧洲的历史也无从谈起。

在历史上，法国北部的和德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也曾被归为低地国家，因此“低地国家”这个术语的定义必须保持宽泛和灵活性，它就像一个方便使用的标签，很少代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整体。在更早的年代，部落和王国扩张到超出现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广阔区域，那么就更难给这一地区设定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出欧洲是一个整体。直至今日，低地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呈现出高度多元化，那里的居民讲多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弗里西亚语和德语，这个风景秀美的地区仿佛是欧洲历史的迷人缩影。比利时和荷兰则越来越多地参与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们总是共享利益，并采取相似的政策，在今日欧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保罗·阿布拉斯特︱ Paul Arblaster

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低地国家史和早期现代欧洲史。曾任教于鲁汶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及比利时那慕尔大学，现任教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南方应用科技大学。主要作品包括《安特卫普与世界：理查德·维斯根特与天主教改革时期的国际文化》（Antwerp and the World: Richard Versteg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of Catholic Reformation）、《旅者的荷比卢历史》（A Traveller's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等。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是著名的“人造”国家，它们的边界只是以往外交和军事活动的产物。在这一区域两端，法国和德国占领了所有能占领的土地，余下中间部分，法德双方都无法建立统治，形成了比、荷、卢三国。在某些人，例如法国前总统夏尔·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看来，这一情况使比、荷、卢成了一种异常或多余的存在。但在19世纪低地三国的史学家眼中，这反而让比、荷、卢成了（预先）确定的幸存者。如果“边界”不是指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重叠的区域，那这块土地恰当的称谓应是边界地区。不是说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瑞士对这三个国家没有影响，而是虽有影响，却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主导这片区域。

多样性

各种类型的边界线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分割开来。一度被法国人称为“天然边界线”的莱茵河（Rhine），穿过了荷兰的心脏地带。另外还有三条语言边界线：比利时境内的荷兰语—法语边界线、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法语—德语边界线以及荷兰境内的荷兰语—弗里斯兰语（Frisian）边界线。荷兰还有一条划分天主教和新教传统主导区域的分界线。比利时的巴勒—海托赫镇（Baarle-Hertog）四面与荷兰南部省份北布拉班廷（North Brabant）为界，还与荷兰的巴勒—纳绍（Baarle-Nassau）相连，这种一个欧洲国家的某一内陆领土却在邻国境内的情况，目前非常罕见。就其语言多样、宗教交织以及地理边境地带的情况来看，低地三国与在法、德交界处另一端的瑞士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瑞士几乎不参与西欧的强权政治，而比、荷、卢三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强权政治的中心，它们还在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瑞士与低地国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瑞士向来是一个松散但极其稳固的联邦国家，由各个州组成。而低地国家则趋向于彼此分裂，1815—1830年间曾有人尝试把低地国家作为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统治，却终导致了革命与战争。令人诧异的是，任一低地国家内，都存在着省级和地区性的语言和观点的差异。甚至在面积小、使用双语的卢森堡，也有母语是法语而非卢森堡语的人。同时，卢森堡分为西北部的林业区、东部的农业区、西南部的工业区，中心的卢森堡城则由服务业主导。

文化差异在日常接触中非常明显。荷兰人的率直会无意中冒犯他人，而比利时人的含蓄又会被误解成虚伪。比利时人会讲荷兰人抠门的笑话，而荷兰人则会调笑比利时人犯蠢。讲笑话的人会觉得有趣，因为他们都期待所讲的笑话会产生一样的恶搞效果。文化差异甚至不完全由国界限定。一国之内，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Flemings）会嘲讽林堡人（Limburgers）“乡巴佬”；荷兰人也会这样嘲笑弗里斯兰人（Frisians）。在荷兰，狂欢庆典流行于莱茵河三角洲以南的传统天主教城市，如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埃因霍温（Eindhoven）和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直到近年，这些习俗才流入更加拘谨保守的北方，带去了异域之风。

比、荷、卢除了在习俗、语言、法律、宗教方面分界不清，以及排外主义和狭隘主义的地区差别，三国的公民社会机构也呈现奇怪的分裂状态。英语史学界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比利时和荷兰的社会机构呈“柱化”现象。柱子的形象表示社会各个部分共同支撑起屋顶，但没有一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新教徒、天主教徒、自由—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有些共产主义人士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机构，保障其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方方面面：教堂和宗教场所、政党、工会、保险联合会、储蓄银行、医院、中小学、大学、报社，有时甚至还包括广播、电视公司以及文化、音乐和体育机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机构的“柱化”达到，甚至大型的企业也会归属于某一教派或某个“生活—哲学”阵营。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或加尔文教徒不仅仅是信仰上的承诺；同样地，信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单单是政治选择。对某一事物的忠诚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抉择：送孩子上哪所学校，去哪家银行开设账户，在哪里办理医疗保险，加入哪一足球俱乐部或军乐队（不论他们是否在周日活动），订阅哪种报纸，甚至是去哪个商店采购。商人尚且会与和自己基本生活观念不同的人来往，而其余人则很少有机会走出生活“圈子”去参与外界的社会文化活动。

同比利时、荷兰一样，卢森堡的教会和政府之间也存在争执，但是卢森堡奉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更愿意政府支持天主教的教育和慈善机构。而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不干涉，教会精英也非常习惯于国家对他们更大力度的监督。这使得卢森堡成了更加统一的社会和政治整体。但在比利时和荷兰，各方都不愿意在原则上妥协。在比利时，受该政治因素影响，“柱化”影响着社会生活（即假设的“屋顶”）的方方面面，荷兰也一样，只是程度更小一些。诸如警察局、邮局、铁路系统里负有权责的职位，甚至是司法官员和礼仪官员的任命，都在不同的“支柱”间分配、替换。这样的现象目前尚有残留，但主要是在比利时。

比利时的分离趋势进一步加深，这点在荷兰和卢森堡并不明显。比利时已经联邦化了，许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移交给了三大“领区”：讲荷兰语的佛兰德斯区（Flanders），法语的瓦隆区（Wallonia）以及官方双语（荷兰语和法语）的布鲁塞尔首都区（Brussels Capital Region）。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在三个不同语言——荷兰语、法语、德语——的“社区”间所共有。其中，佛兰德斯区和荷兰语区高度吻合，瓦隆区和法语区也高度吻合，但是德语区位于瓦隆区内，并且法语区和荷兰语区在双语的布鲁塞尔首都区均有自己的势力。这种社区上的分离，使得支撑国家的所有“支柱”，不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或是经济机构，在每个语言社区中均有重复。不同社区间，彼此不变的刻板印象形成了严重的意识差异，甚至相互对立，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甚至今日，一些关于“日耳曼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胡言乱语还可以听到，尽管听起来有理有据，但更多是虚构出来的“文化差异”。有关欧洲人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一再表明，佛兰德斯人和瓦隆人之间的相近程度超过了他们与荷兰人或者法国人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接近德国的莱茵兰人（Rhinelanders）。他们很少在身材、长相、穿着或行为上有什么分别，能区分的是他们的耳朵。讲荷兰语的人也会起像法语的名字，讲法语的人也会起像荷兰语的名字。每当比利时人谈起他们的不同时，应该铭记那句格言：越是相似的，越强调差异。

除了语言的分离，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在信仰上的分歧更加严重，同时分裂着比利时社会。19世纪的反教权主义影响力广泛。纪律各异的共济会会所在自由党和社会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英国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墨西哥人却很熟悉。在荷兰，世俗主义和宗教之间的分歧也很明显，只是没有比利时反教权主义那般激烈。此外，比利时的新教徒数量很少，少到可以忽略；而荷兰的新教徒数量却很庞大，在宗教活动中积极活跃。除了新教徒，荷兰还有一个基础坚实、组织良好的天主教群体作为少数派，他们大多数集中在莱茵河三角洲南部，但不局限于此。和所有西欧国家一样，低地三国存在已久的文化、信仰和社会特质正在慢慢消减，逐渐同化于一个范围更广、更为成熟的社会，该社会对除伊斯兰教外的任何宗教均保持中立，同时，也在寻求各种办法安置从欧洲以外涌入的大批移民。

尽管低地三国存在着教区的、地方的、民族的、语言的及信仰的分歧，但它们长期以来都是民主的、多党协商的政治典范，采用了大量机制防止各社会机构发生文化战争，缓解了社区间的紧张氛围。20世纪末，这些机制日渐式微，甚至对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带来了负面影响。21世纪初，人们开始质疑这些机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更多细节会在后一章谈到。低地三国面临的威胁来自一个不断壮大的意见发声群体，他们专注于民族这个神话，多数人对未同化的移民群体抱有敌意。

水和风车

除了“人造”的国家边界之外，荷兰在另一方面也以“人造”闻名于世。其北荷兰省（North Holland）、南荷兰省（South Holland）、弗里斯兰省（Friesland）、格罗宁根省（Groningen）和弗莱福兰省（Flevoland）的大多数地区低于海平面。城市之外的主色调是大地的绿和水天一色的灰。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一首随笔诗中，首次记录下其荷兰之旅的印象：

水和风车，满眼的绿，绿色的岛屿；——

杨柳垂垂，洒下一片绿荫，福泽了沼地；——

间间农舍，似是停泊在那天空的倒影，

高耸的塔尖，将浓雾穿透——

水啊，是那么的宽广；到处，是绿色的生机，

美好风光，尽收眼底——

据传，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上帝创造了世界，但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每当荷兰人提到祖国心生自豪时，便会反复提及这句话，但这也暴露了荷兰的缺陷。在荷兰，大自然献上了它的一臂之力。南北荷兰省和泽兰省（Zeeland）的土地之所以干燥，得益于河流和潮汐不断带来泥土形成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