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处（袁凌历时十三年写就，深汲每个离乡人的生命记忆，人在离乡的过程中成长，在返乡的路上安顿）

序一
一位非虚构作家摊开的内心世界
袁凌是从我老家小镇上走出的作家，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作家一直认为这里是“世界尽头”。出北京至西安，穿过世界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顺着岚河上行两百多公里，进到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八仙镇就到了。
镇子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河，天空是那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番薯形状，人就像被装在番薯形状的荷包里，有一种洞天感。山川封闭之下，语言、见识和世界观都有某种局限，等到人成长起来，走出番薯形状的洞天，看到的都是新天新地，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随之而来。袁凌离开家乡，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西安读书，随后去重庆、北京工作，天地开阔，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八仙这个小镇。
从大学教师岗位上辞职，袁凌投身媒体，从山城的《晚报》，辗转到京城的《新京报》，之后又在几家杂志社供职。职业状态的变化，让袁凌看见了更大的世界，但是他却没有驻足在繁华地带，他注目凝视着微末寒酸的地方，直抵一个个被忽视的细小命运。十几年的媒体生涯中，袁凌一直坚持写作，他还一度辞职回到八仙镇，和乡民一起生活，埋头创作了一年。
然而，常年写作给袁凌带来的反馈极少，刊物发表的也很少。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袁凌把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网络的声势聚集，推动了作家的本作品的诞生，这就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这一作品让袁凌备受瞩目，并获得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的荣誉。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袁凌锋芒初试，所写的都是细碎微末的命运，却拥有穿透人心的质地与力量。直视苦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回避，成了袁凌显著的写作风格。八仙是高寒苦楚之地，生活其间的人也多凄苦。袁凌对于苦难的直觉是天生的，借助文字，他让喑哑的一切如同血一样流淌了出来。世界尽头的边缘感，让作家和喧哗、浮躁保持了距离，他笔触细微，定要使沉默之物发出声响。
之后，袁凌又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前者是媒体特稿作品的精粹，后一本则专门写无人管顾的留守儿童群体。热爱袁凌的读者们，将袁凌比喻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文字澄澈。毫无疑问，袁凌是当下国内值得瞩目的非虚构作家。
我次见到袁凌，还是在2010年夏天的北京。从新闻系毕业的我，进入凤凰周刊杂志社面试，并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留了下来。杂志社领导决定，给我指定一位陕西同乡编委作为指导老师，并把我带到了一位身形瘦削貌似西北老农的人面前，说他就是袁凌。细聊之下，我们惊觉两人居然出生在同一个小镇，故旧颇多却从不认识。
借助同乡身份和这次见面，我有幸与袁凌成为朋友。先生年长我十三岁，按理说是我的业界前辈，可他从不以师长自居，平易坦率的性格让人感到畅快。工作之余，袁凌曾将他从未发表的二十多部作品发给我看，当时我经历浅薄，可一读之下，仍然被这些文字深深吸引。袁凌的写作自成风格，文字天然质朴，日常事物也能在他笔下生发知觉，显现脉络与力道。
袁凌的文字带给我的体验，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我很难说清楚他是先锋文学或者是散文，但有一些东西弥久不散。再等到后来，看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我才再度体验到这种感觉。电影和非虚构写作一样，都是从欧美生长出的艺术创作形式，初的语言和技巧也都是人家的，是枝裕和把欧美的电影创作形式拿过来，里面的语言却是东方的，那种流淌的日常与不散的味道知觉，充盈在他的电影作品里。
在非虚构写作中，袁凌如同是枝裕和一样借助了规则和框架，但内在的知觉和审美趣味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当下国内非虚构写作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创作者都热衷研习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法与意义框架，却在表达上缺乏力量，始终无法深入。袁凌的写作，无疑将是中国非虚构写作未来的道路。
“真实故事计划”一直致力于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试图让更多人阅读并创作，写下他们在乎的故事。非常有幸，我们曾一度邀请到袁凌先生担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他的写作在“真故”广受欢迎，甚至，部分作品取得了爆款式的传播。在我阅读的袁凌作品中，《在别处》是特别的一本，这部作品是袁凌从小镇八仙走到北京天通苑的自我叙事，作家以极大的勇气和坦诚，讲述自己童年成长、家庭以及婚姻的挫败与消解。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非虚构作家常常是强悍的观察者，当他把自我置于观察的视角下，会发现怎样的人生真相呢？欢迎你打开《在别处》，这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彻底摊开的内心世界。

雷磊
2020年5月22日

序二

2019年的某个秋日，我在天通苑地铁站天桥上看到了半截彩虹。彩虹从楼群之间矗立起来，短短的一段，引得行色匆匆的下班族纷纷驻足观看。这一时刻变得有点异样，像是对着许愿桌上的蜡烛，短暂地相遇，又寻常地逝去，只在朋友圈和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
我想到了童年时出现在山谷间的彩虹，更完整，更修长，像是我脚下站立的天桥，真的可以由此出发去寻找什么，跨越什么，即使只是在孩提的梦中。
我出生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在童年，时间缓慢，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封的瓮里。四周岭际是完整界限，离外面的世界很远，只有垭口传递些微信息。
长大后渐渐走出脚程，身后留下线索，其实也是家乡人的寻常轨迹：出巴山，渡汉水，过秦岭，出潼关，天南地北。过于悠长，多有阻隔，却又含曲折情味。到了平原，才算是真正跨越天堑，迈入外面的世界，再也没有家乡的地标。
有天发现自己走得已够远了，有一丝驻足顾盼的自得，下一刻涌上的却是心慌：牵扯的线路太长，归途难寻。纵使地理上回到了老地方，却认不出曾经熟悉的物事，找不到生身的证据。旧日的瓮破碎，时光之水似乎原封贮存至今，却倏然流尽。
面对残存水迹，心中怀疑：我算是活过吗？昆德拉有一句话：只生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有活过。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两度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在匆忙急促的路途中，除了半段彩虹的偶尔征兆，我们能落得什么随身之物？即使是获得了房屋户口，在寄居的城市有了一个位置，心里仍然有一道过于拉长的针脚，绷紧了会疼痛。
没有人可以活两次，没有人可以真正两次走上同一条路，就连我们自以为可靠的身体，下一刻也变成另一个。比起把握在手的身体和物质，记忆更为忠实。它就像是我们预先拥有的一座矿藏，不论我们自以为人生如何贫乏。
靠着回忆，我们在一次人生之中就活过了千百回，在一条离乡路上年年回家，在封缄一个信物之后又拿起它无数次，在一次亲吻中就度过了爱欲轮回。
我在微博和豆瓣的树洞里看到一个辞世者的抑郁，在回乡和舅娘的聊天中挽回了一份童年时光，在上海亭子间的寒冷里触到肖邦手模的裂纹。当老屋里尘气侵蚀的橱柜风化，事物已在另外的容器中保存。它们更可靠，无须占据空间，却坚固有重量。可以毁坏一座城池，却打不破一个人的记忆之橱。所有黑暗与丰盛、耻辱与幸运的内情，只顺从心灵之钥的开启。
它并非自闭。在旅程之中，我们与他人分享落脚休憩之地，有偶然邂逅的十字路口，驻足躲避风雨的廊桥，也有候车室、影院、教堂和墓地。这些地址像一口口保险柜，牢固地储存着人们共通的记忆，也像是区块链的一个环节，不会丢失、腐化或被权力涂改。
眼下，在过于迅疾的变动里，许多事物正从视线里消逝，水井、胡同、铁轨、家鼠、石磨、瓦楞和洪水的印记，包括方言、风俗、亲属。我们感到舒适的时候，也在失去切身的什么。
硬座车厢里硌人的夜晚，让人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和邻座的身受联结。在高铁和飞机上，我们的身体感受没有这么强烈。一栋钢筋水泥的单元楼里，不会有木屋阁楼上随楼板颤动的心跳，和瓦楞下雨声的滴沥。在对未来的信仰之下，人们对待手边和身后之物过于粗暴了，坟土被掘开，路面被开挖，河流被截断，瞳仁被掏空。
高铁奔驰而过的田野上，风物倏然消逝，像是全然陌生的场地。大地上依旧忙碌的父老，像旅客眼中的蚂蚁，从事不可理喻的劳役。北京的五环内外，胶囊公寓和地铁车厢里欲望相互压榨，没有出路地生灭，和大地上的父辈音信阻隔。
我想记录下这些，亲手往那口共有的保险柜里添放一些物品。凭借信物，和血缘亲近的人们彼此认出。
我想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达成回归出生地的道路。带上一个个地点寄存的行李，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在旅程中寻求安顿。
每件行李中，有我们的一份生命。从候车室，到出生地。

袁凌

故乡这个记录出生、成长、迁移、死亡的地方，牢固地寄存着每个离乡人共同的记忆。
《在别处》是袁凌深汲生命记忆的个人自传散文集，成书历时十三年。他用柔软有温度的文字，忠实追溯了一个人的离乡与回归、青春到不惑的心路：孤身离乡的线索、在外漂泊的孤寂、城乡沉默的变迁、自我成长的印记……
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从候车室回到出生地，真实记录了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一段城乡中国的无声变迁。

袁凌
杰出的非虚构作家，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曾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
已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序一 /01
序二 /05
上卷
北漂纪 /002
候车室 /029
在县城 /065
中卷
西安往事 /084
过秦岭 /117
洪水 /161
下卷
住瓦屋 /180
出生地 /217
寻梦记 /257

故乡这个记录出生、成长、迁移、死亡的地方，牢固地寄存着每个离乡人共同的记忆。
《在别处》是袁凌深汲生命记忆的个人自传散文集，成书历时十三年。他用柔软有温度的文字，忠实追溯了一个人的离乡与回归、青春到不惑的心路：孤身离乡的线索、在外漂泊的孤寂、城乡沉默的变迁、自我成长的印记……
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从候车室回到出生地，真实记录了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一段城乡中国的无声变迁。

袁凌
杰出的非虚构作家，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曾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
已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数十万字。

序一

一位非虚构作家摊开的内心世界

袁凌是从我老家小镇上走出的作家，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作家一直认为这里是“世界尽头”。出北京至西安，穿过世界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顺着岚河上行两百多公里，进到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八仙镇就到了。

镇子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河，天空是那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番薯形状，人就像被装在番薯形状的荷包里，有一种洞天感。山川封闭之下，语言、见识和世界观都有某种局限，等到人成长起来，走出番薯形状的洞天，看到的都是新天新地，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随之而来。袁凌离开家乡，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西安读书，随后去重庆、北京工作，天地开阔，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八仙这个小镇。

从大学教师岗位上辞职，袁凌投身媒体，从山城的《晚报》，辗转到京城的《新京报》，之后又在几家杂志社供职。职业状态的变化，让袁凌看见了更大的世界，但是他却没有驻足在繁华地带，他注目凝视着微末寒酸的地方，直抵一个个被忽视的细小命运。十几年的媒体生涯中，袁凌一直坚持写作，他还一度辞职回到八仙镇，和乡民一起生活，埋头创作了一年。

然而，常年写作给袁凌带来的反馈极少，刊物发表的也很少。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袁凌把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网络的声势聚集，推动了作家的本作品的诞生，这就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这一作品让袁凌备受瞩目，并获得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的荣誉。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袁凌锋芒初试，所写的都是细碎微末的命运，却拥有穿透人心的质地与力量。直视苦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回避，成了袁凌显著的写作风格。八仙是高寒苦楚之地，生活其间的人也多凄苦。袁凌对于苦难的直觉是天生的，借助文字，他让喑哑的一切如同血一样流淌了出来。世界尽头的边缘感，让作家和喧哗、浮躁保持了距离，他笔触细微，定要使沉默之物发出声响。

之后，袁凌又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前者是媒体特稿作品的精粹，后一本则专门写无人管顾的留守儿童群体。热爱袁凌的读者们，将袁凌比喻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文字澄澈。毫无疑问，袁凌是当下国内值得瞩目的非虚构作家。

我次见到袁凌，还是在2010年夏天的北京。从新闻系毕业的我，进入凤凰周刊杂志社面试，并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留了下来。杂志社领导决定，给我指定一位陕西同乡编委作为指导老师，并把我带到了一位身形瘦削貌似西北老农的人面前，说他就是袁凌。细聊之下，我们惊觉两人居然出生在同一个小镇，故旧颇多却从不认识。

借助同乡身份和这次见面，我有幸与袁凌成为朋友。先生年长我十三岁，按理说是我的业界前辈，可他从不以师长自居，平易坦率的性格让人感到畅快。工作之余，袁凌曾将他从未发表的二十多部作品发给我看，当时我经历浅薄，可一读之下，仍然被这些文字深深吸引。袁凌的写作自成风格，文字天然质朴，日常事物也能在他笔下生发知觉，显现脉络与力道。

袁凌的文字带给我的体验，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我很难说清楚他是先锋文学或者是散文，但有一些东西弥久不散。再等到后来，看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我才再度体验到这种感觉。电影和非虚构写作一样，都是从欧美生长出的艺术创作形式，初的语言和技巧也都是人家的，是枝裕和把欧美的电影创作形式拿过来，里面的语言却是东方的，那种流淌的日常与不散的味道知觉，充盈在他的电影作品里。

在非虚构写作中，袁凌如同是枝裕和一样借助了规则和框架，但内在的知觉和审美趣味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当下国内非虚构写作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创作者都热衷研习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法与意义框架，却在表达上缺乏力量，始终无法深入。袁凌的写作，无疑将是中国非虚构写作未来的道路。

“真实故事计划”一直致力于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试图让更多人阅读并创作，写下他们在乎的故事。非常有幸，我们曾一度邀请到袁凌先生担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他的写作在“真故”广受欢迎，甚至，部分作品取得了爆款式的传播。在我阅读的袁凌作品中，《在别处》是特别的一本，这部作品是袁凌从小镇八仙走到北京天通苑的自我叙事，作家以极大的勇气和坦诚，讲述自己童年成长、家庭以及婚姻的挫败与消解。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非虚构作家常常是强悍的观察者，当他把自我置于观察的视角下，会发现怎样的人生真相呢？欢迎你打开《在别处》，这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彻底摊开的内心世界。

雷磊

2020年5月22日

序二

2019年的某个秋日，我在天通苑地铁站天桥上看到了半截彩虹。彩虹从楼群之间矗立起来，短短的一段，引得行色匆匆的下班族纷纷驻足观看。这一时刻变得有点异样，像是对着许愿桌上的蜡烛，短暂地相遇，又寻常地逝去，只在朋友圈和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

我想到了童年时出现在山谷间的彩虹，更完整，更修长，像是我脚下站立的天桥，真的可以由此出发去寻找什么，跨越什么，即使只是在孩提的梦中。

我出生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在童年，时间缓慢，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封的瓮里。四周岭际是完整界限，离外面的世界很远，只有垭口传递些微信息。

长大后渐渐走出脚程，身后留下线索，其实也是家乡人的寻常轨迹：出巴山，渡汉水，过秦岭，出潼关，天南地北。过于悠长，多有阻隔，却又含曲折情味。到了平原，才算是真正跨越天堑，迈入外面的世界，再也没有家乡的地标。

有天发现自己走得已够远了，有一丝驻足顾盼的自得，下一刻涌上的却是心慌：牵扯的线路太长，归途难寻。纵使地理上回到了老地方，却认不出曾经熟悉的物事，找不到生身的证据。旧日的瓮破碎，时光之水似乎原封贮存至今，却倏然流尽。

面对残存水迹，心中怀疑：我算是活过吗？昆德拉有一句话：只生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有活过。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两度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在匆忙急促的路途中，除了半段彩虹的偶尔征兆，我们能落得什么随身之物？即使是获得了房屋户口，在寄居的城市有了一个位置，心里仍然有一道过于拉长的针脚，绷紧了会疼痛。

没有人可以活两次，没有人可以真正两次走上同一条路，就连我们自以为可靠的身体，下一刻也变成另一个。比起把握在手的身体和物质，记忆更为忠实。它就像是我们预先拥有的一座矿藏，不论我们自以为人生如何贫乏。

靠着回忆，我们在一次人生之中就活过了千百回，在一条离乡路上年年回家，在封缄一个信物之后又拿起它无数次，在一次亲吻中就度过了爱欲轮回。

我在微博和豆瓣的树洞里看到一个辞世者的抑郁，在回乡和舅娘的聊天中挽回了一份童年时光，在上海亭子间的寒冷里触到肖邦手模的裂纹。当老屋里尘气侵蚀的橱柜风化，事物已在另外的容器中保存。它们更可靠，无须占据空间，却坚固有重量。可以毁坏一座城池，却打不破一个人的记忆之橱。所有黑暗与丰盛、耻辱与幸运的内情，只顺从心灵之钥的开启。

它并非自闭。在旅程之中，我们与他人分享落脚休憩之地，有偶然邂逅的十字路口，驻足躲避风雨的廊桥，也有候车室、影院、教堂和墓地。这些地址像一口口保险柜，牢固地储存着人们共通的记忆，也像是区块链的一个环节，不会丢失、腐化或被权力涂改。

眼下，在过于迅疾的变动里，许多事物正从视线里消逝，水井、胡同、铁轨、家鼠、石磨、瓦楞和洪水的印记，包括方言、风俗、亲属。我们感到舒适的时候，也在失去切身的什么。

硬座车厢里硌人的夜晚，让人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和邻座的身受联结。在高铁和飞机上，我们的身体感受没有这么强烈。一栋钢筋水泥的单元楼里，不会有木屋阁楼上随楼板颤动的心跳，和瓦楞下雨声的滴沥。在对未来的信仰之下，人们对待手边和身后之物过于粗暴了，坟土被掘开，路面被开挖，河流被截断，瞳仁被掏空。

高铁奔驰而过的田野上，风物倏然消逝，像是全然陌生的场地。大地上依旧忙碌的父老，像旅客眼中的蚂蚁，从事不可理喻的劳役。北京的五环内外，胶囊公寓和地铁车厢里欲望相互压榨，没有出路地生灭，和大地上的父辈音信阻隔。

我想记录下这些，亲手往那口共有的保险柜里添放一些物品。凭借信物，和血缘亲近的人们彼此认出。

我想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达成回归出生地的道路。带上一个个地点寄存的行李，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在旅程中寻求安顿。

每件行李中，有我们的一份生命。从候车室，到出生地。

袁凌

北漂纪

一

十六年前，我次乘坐火车北上，穿越黄河的分界线和华北平原，地图上显眼的黄河已变得微小，我没有注意到何时经过了它。平原一望无际，土地比南方干燥松散很多，几乎没有成形突出之物。时值初夏，农人在铁路线两旁的田地里收割小麦，还有在北方出产的花生，挖掘出植株后就地摊开晾晒，他们自己的脸面和手臂也现出手下庄稼的颜色，皱纹在无遮无挡的太阳下摊开。我写下了一句诗：

我晒到了北纬39度的阳光

到达北京近郊，景物倏然变得不同，和斑驳楼群一起出现的，是分布于铁路两旁的大片灌木丛，挂罥无数的塑料袋和垃圾随列车裹挟的微风飘动。我知道这是一座大城的序幕，但还是对这种邂逅有些不适应。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住在六铺炕附近一家招待所里。扭开门把手时我被电击了一下。躺在床上，头往铁床架上靠的时候又被电了一次。伸手去揿床头灯，再次被金属按钮电了一次。我的心恐惧起来，似乎来到了一间四处漏电的房屋，稍不留意即会身亡。我翻身起床小心地开门，叫来了服务员大妈，告诉她屋子漏电。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似乎看着一幅难以理解的画面，没做出任何解释便离开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是北方的静电，是每一个从南方初来北京的人都曾经历过的恐惧。

秋天在清华园里安顿下来，宿舍里的主要陈设是两张铁架子床，倒不再时常经历皮肤一激灵的恐惧，或许北方干燥的空气渐渐接纳了我，架子床上层书籍的尘灰安抚了静电。

我每天在走廊尽头的大水房里洗漱，有一段时间学着电影里“混社会”的样式，省去洗发精用洗衣粉洗头，水流到眼睛里，龇牙咧嘴，仰头浇上半天冷水。大水房朝向西边，夕阳照射下，远处的山脉依稀连绵，近处的院落也现出参差，像是深宅大院，常常让我生出无端幻想。我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少内情，它过往沉积的秘密，有几分会与我有关？这似乎是我来到北京的缘由，眼下却阻碍重重，无从穿越。

校园里有一条弯曲的人工河流，淌着黑色的污水，一直往西边流出校园，进入北大的地界。我顺着河流走去，离开宿舍区食堂、林荫道和百年大礼堂，穿过河边的灌木，后来发现到了校办殡仪馆，那里有火化炉的烟囱。四处隆起小丘，深秋树木荒凉，感觉园子已经死去了一百多年，又仍旧在活着，有一种回声，想到那个不久前铊中毒的女生，似乎自己也会不经意遇难。

去到师兄居住的单身宿舍，进门像是一间库房，书籍堆到了屋顶，只给人留下穿行的缝隙。线装书陈年的气息统治着这里，不论如何泛黄、落灰、虫蛀，书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师兄不过是书页中一条蜗居的虫子，等待出头之日。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不想待在这里，成为另外的一条，从生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