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北美 北美作家访谈录

小说家波丽娜·盖纳和丈夫摄影师吉尧姆·比内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开着露营车出发旅行了整整一年，去探访二十六位北美的大作家，探寻那些地方的灵魂，从地理意识上追寻“一本小说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

这次由加拿大穿越大半个美国的旅行，不仅让她领略了城市的喧嚣、繁华或衰败，大自然的静谧、丰盛或毁坏，更从二十六位北美作家的谈话中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心境，感受了他们作品中和现实中的北美以及他们所理解的这个谜一般的世界。

作者简介：

波丽娜·盖纳，法国作家，曾在出版社、文学社和杂志社工作过，著有三部长篇小说——《河流》《帕诺尼卡》《遗忘何其多》。北美访谈大作家的旅行对她而言既是朝圣和学习，也是一家人一次美好的冒险。

吉尧姆·比内，摄影师，偏爱政治和重大的报道。合作创办了知名的Myop新闻摄影社、小黑母鸡当代摄影画廊（la galerie de photographie contemporaine La petite poule noire），为各大杂志社到世界各地拍摄。

译者简介：

黄荭，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6月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获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做过《东方文化周刊》《法语学习》《辞海新知》《译林》《书城》《经济参考报》等报刊杂志的特邀撰稿人，《文汇读书周报》的特邀撰稿人并曾任该报“阅读西方”版的特约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

多伦多，安大略

克雷格·戴维森

蒙特利尔，魁北克

马丁·温克勒

蒙特利尔·魁北克

吉尔·阿尔尚博

切尔西，密歇根

劳拉·卡塞斯克

基恩，纽约

罗素·班克斯

东布斯贝，缅因州

理查德·福特

多伦多，渥太华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罗切斯特，纽约

乔安娜·斯科特

奥尔巴尼，纽约

威廉·肯尼迪

哈莱姆区，纽约

迪奈·门格斯图

布鲁克林，纽约

西瑞·阿斯维特

下东区，纽约

约翰·埃德加·怀德曼

布鲁克林，纽约

珍妮弗·伊根

达里恩，康涅狄格州

詹姆斯·弗雷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乔治·佩勒卡诺斯

卡罗维，北卡罗来纳州

罗恩·拉什

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

约瑟夫·波登

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

约翰·毕盖奈

奥斯卡，路易斯安那州

厄内斯特·盖恩斯

桑塔莫妮卡，加利福尼亚州

丹尼斯·勒翰

桑塔莫妮卡，加利福尼亚州

1. C. 波义耳

卡梅尔谷，加利福尼亚州

简·斯迈利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

大卫·范恩

波特兰，俄勒冈州

帕特里克·德威特

密苏拉，蒙大拿州

詹姆斯·李·伯克

麦克劳德，蒙大拿州

托马斯·麦葛尼

小说家波丽娜·盖纳和丈夫摄影师吉尧姆·比内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开着露营车出发旅行了整整一年，去探访二十六位北美的大作家，探寻那些地方的灵魂，从地理意识上追寻“一本小说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

这次由加拿大穿越大半个美国的旅行，不仅让她领略了城市的喧嚣、繁华或衰败，大自然的静谧、丰盛或毁坏，更从二十六位北美作家的谈话中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心境，感受了他们作品中和现实中的北美以及他们所理解的这个谜一般的世界。

作者简介：

波丽娜·盖纳，法国作家，曾在出版社、文学社和杂志社工作过，著有三部长篇小说——《河流》《帕诺尼卡》《遗忘何其多》。北美访谈大作家的旅行对她而言既是朝圣和学习，也是一家人一次美好的冒险。

吉尧姆·比内，摄影师，偏爱政治和重大的报道。合作创办了知名的Myop新闻摄影社、小黑母鸡当代摄影画廊（la galerie de photographie contemporaine La petite poule noire），为各大杂志社到世界各地拍摄。

译者简介：

黄荭，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6月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9月获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做过《东方文化周刊》《法语学习》《辞海新知》《译林》《书城》《经济参考报》等报刊杂志的特邀撰稿人，《文汇读书周报》的特邀撰稿人并曾任该报“阅读西方”版的特约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做一个加拿大作家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法国有个有趣的现象，这片不算大的土地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差异，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而在加拿大，如果要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则需要穿过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永远都无法忽视加拿大的广袤无垠。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伦敦的距离不算什么，从哈利法克斯到温哥华（Vancouver）的距离才叫远呢。我的家族在美国大陆上生活的历史悠久，在那里，有在十七世纪被赶出去的美国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他们中一部分人去了美国，一部分人去了爱尔兰（Irlande）或柏林（Berlin），还有一部分去了新苏格兰（Nouvelle-Ecosse）。应该就是我这一支……

您的作品中有哪些主题是典型的加拿大主题呢？

（她突然开始用法语说话。）有很多。我在1962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加拿大文学专题指南》（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1]里面涵盖了所有相关内容。（她换回用英语说话。）虽然后来情况有了一些不同，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建议您去看看1972年发行的那版里关于印第安人的那章，再和约瑟夫·博伊登聊聊。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的书。虽然已经有几个人开始写自传了，但那就是全部了。其他相关的作品都是之后才有的。

…………

我们得还原一下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极少有出版社愿意冒发表加拿大作家作品的风险。他们更愿意找美国作家和英国作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家英美出版社一起分担成本。他们常说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们抱怨作品“没有加拿大特色”，另一方面又说“您的小说加拿大味太浓了！”所以对加拿大作家来说，诗歌是容易的。当时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起源于旧金山的咖啡馆开始普及，在多伦多也有一家咖啡馆开张了，叫流浪者大使馆（Le Bohemian Embassy）。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了大使馆，寄信过去申请签证！（她笑。）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家咖啡店。上楼我们就到了一个四壁砖墙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被刷成了黑色，桌上铺着桌布，放着一个插着蜡烛的瓶子，还有一台咖啡机，我们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看它……每周四晚这里都会举办一场晚会，供大家朗诵诗歌，放爵士乐。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曾在这为我们表演过。

听起来棒极了。

有谁意识到了呢？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了，没意识到那究竟有多棒。我们只是想着：“啊，今天是周四了，有人要唱歌了。”在那个年纪，我们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我们认为这很正常，之后，又以为那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但其实那只是短短的一刻，画着眼线，穿着黑套衫的“朱丽叶·格雷科[2]一刻”，属于存在主义的一刻。我们读萨特、加缪、波伏娃。太可怕了。（她从嗓子里发出愉快而讽刺的笑，谈话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一切都沉浸在这种气氛里，那时正好处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之间。我当众朗诵我写的诗歌——或者不如说，我当众朗诵我那“灾难般”的诗歌。我还在一些小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它们。一共只有五六首，有一首是写给流浪者大使馆咖啡馆的。那时候我们连电脑都还没有呢！嘘……我们都用铅字印刷机和油印机印刷作品，然后再把它们钉起来。就这样，我出版了自己的部诗集，用亚麻油毡版画做的封面。

作为一名女性，在文学圈子里混是不是很难？

有点难。在加拿大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在美国才是真的很难，在那里，女作家完全被当作另类。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写作完全是男人们的领域。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厄普代克（Updike），菲利普·罗斯……这些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作家。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些像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这样的女作家，但到了那个时候，她们要么已经上了年纪，要么已经不在人世了。在美国，当一名年轻女作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事情。我们被看作追星族，或是颓废派的小女朋友。但在加拿大，由于文学圈子很小而且独特，所以作家们都很团结。如果您是一名诗人，您就加入诗人圈，而不是别的……不过，我们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女人是不能写作的”，但这往往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与之相反，我们互相帮助，组成一些编辑小组。阿南西（Anansi）出版社，如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了，就是我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1966年创办的。我们每人领一份政府发的微薄补贴，然后把这些钱放到一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一共大概花了六百美元。我们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其他出路。我们的出版社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后来因为小出版社的政策问题，我在1972年离开了：椅子越小，为得到它而进行的争斗就越激烈。后，是我朋友格拉汉姆·吉布森（Graham Gibson）的前妻当上了出版社的头，她想方设法把我们都挤走了！（她笑。）另一位创始人和我一起上了大学，后来，他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您和爱丽丝·门罗熟吗？

我次和她见面是在1969年前，那时她出版了本书。《快乐影子之舞》（La Danse des ombres heureuses）[3]，和《可以吃的女人》同一年出版。在那个时候，人们都互相写信，我去维多利亚市拜访了她。我睡在她家的地板上，作家们都这么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个秘密群体。一些诗人过来，我们给他们提供晚餐，他们也睡在那里，乘坐灰狗巴士来来往往。我的这本《可以吃的女人》写于1964和1965年，我把它寄给一位编辑，他读了我在《字母表》上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并让我把之后写的东西也给他看看。编辑们通常都习惯在文学杂志上寻找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作家。我寄出了我的小说，但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代理人，没人有。而且我在准备博士学位的口试。我不知道审稿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我拿了一个大奖——一项值得一提的奖——颁给我发表于1966年的本诗集《恶性循环》（Le Cercle vicieux）[4]。在那之后，我接到一封出版社的信，信上说：“您好像写过一部小说，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您已经看了一年了……”我回答他。好吧，我们来找找看。那个出版商是个叫做杰克·麦克莱兰（Jack McClelland）的骗子，他找到了我的手稿，并且跟我说：“您的手稿被一个怀孕的女编辑收起来了，她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跟谁都没说。哎，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呀！”这完完全全是他瞎编的。我后来才通过在出版社的熟人知道，其实我的手稿就放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和一堆稿件一起，放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请我去喝酒，他喝了四杯之后，跟我说：“我们将会发表您的书。”我问他：“您看过了吗？”他回答说：“没有，但是我会看的。”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不是出版书，我们是出版作者。”我想着他可能是喜欢我的小套装。那是六十年代末，迷你裙正流行，然而我并不喜欢崔姬[5]带来的直发潮流，虽然所有人都去把头发拉直了，但是我实在没法做到。我曾经尝试过用直发产品，但那简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它把我的头发弄断了，之后头发重新长出来了，但有的地方是卷的，有的又是直的。这种发型在朋克时代倒是挺流行的。幸运的是，大众的审美很快又回到卷发上来了，我得救了……好吧，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本小说上来，它是在1969年发表的，那时候我正准备从埃德蒙顿（Edmonton）搬到阿尔伯塔。

…………

那您认为哪本书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呢？是《使女的故事》（La Servante écarlate）[6]吗？

确切地说，成功指的是什么呢？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毕竟成功是可以有很多重含义的。很奇怪，《使女的故事》并没有一炮大红，它的际遇和《秧鸡与羚羊》（Le Dernier Homme）[7]、《洪荒年代》（Temps du déluge）[8]和《疯狂亚当》（MaddAddam）[9]类似。比如说销量都没有《盲刺客》（Le Tueur aveugle）[10]多，可能因为这几本书比较另类。在英国，《使女的故事》卖得很少，后来就干脆停止销售了，但它获奖之后，又重新上架了，而且再也没下架过。在加拿大，也可以说是小获成功，因为之后也再没下架过。

[1] 英文书名为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2] 朱丽叶·格雷科（Juliette Gréco，1927- ）：法国歌手，演员。

[3] 英文书名为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4] 英文书名为The Circle Game。

[5] 崔姬 (Twiggy，1949-)：英国模特、歌手、演员。她的出现如同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美的定义、对眼部的化妆方式。

[6] 英文书名为 The Handmaid’s Tale。

[7] 英文书名为Oryx and Crake。

[8] 英文书名为The Year of the Flood。

[9] 这三本书被誉为阿特伍德的末世三部曲。

[10] 英文书名为The Blind Assas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