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大杂院

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序）

环境塑造人。这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一本创作谈之类的书本里看到的，短短五个字，对有志于小说创作的我而言，几乎就是至理名言，有着醍醐灌顶的意义。我还有一个理解：所谓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动态，比瞬间的印象更持久地影响人的成长与性格发展。后来又看到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努力去感悟这句话，对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创造典型人物，似乎更有方向和信心了。
四十年来，我所写小说的基本场景都放在了上海，涉及的街道、桥梁、电影院、学校、公园以及大江小河，都可以在上海找到具体的对应物。如果写到弄堂，那基本上就是我从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六合里（一条在昔日法租界的典型弄堂）。如果我愿意，可以不厌其烦地将每一扇老虎天窗开裂的木纹和发霉的玻璃描写出来。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我是用书面语即普通话落笔的，但如果用上海方言来读，基本没有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凭借着少年时代慢慢积累起来的记忆——那是在黄昏时分靠着窗子远眺夕阳发呆时获得的鲜明印象，还有在弄堂——上海特有的市民生态环境中与人打交道时积累的一些交际经验。
少年时的多愁善感与无意识积累，构成我的小说底色。评论界曾经认为我对上海市民社会的描写，真实记录了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上海市民与时代、与城市、与世界风尚的敏感关系。这里，准确地描写对人物塑造提供了先决的可能。这些年来，我在小说创作上似乎有些倦怠，兴趣点渐渐转向创作与城市历史、与市民生态有关的散文。我记忆库存里的信息，就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仍然在发酵，在醇化，甚至在复制第二代、第三代……我常有一种亦真亦幻的喜悦或恐慌。
此前我一直庆幸自己的记忆力是超群的，直到读到了作者的这本书的校样，才惊愕地发现作者的记忆力比我还强。
这本书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并不在于对北方城市生活状态的回忆，这样的书几乎汗牛充栋，而是作者是一个上海籍人士，随父母来到遥远的北方，并入住一个有36户人家的大杂院，在那里打量局部世界，感知人世间的冷暖。上海有一部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是来形容房客之多，属于艺术夸张。现实生活中的石库门，撑足也只能容纳十来家租户。与北方的大杂院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在空间上更胜一筹的北方大杂院，在市民生态的营造与展现方面，比之上海的石库门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当然也更有研究的必要。
以前我看过许多前辈作家写四合院的文章，由此知道四合院之于老北京的历史文化的意义。不过有些作家在落笔时，往往勾兑了过于甜蜜的想象，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流露某种优越感，这个当然也容易讨人欢喜。自然，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天棚石榴胖丫头”，或者“树小墙新画不古”，都可能与亲王、格格、贝勒爷或民国大官甚至失势军阀发生瓜葛，作者早年侧身于此，哪怕只是一间披屋，碰巧的话倒也可能见证一段风云际会、刀光剑影的大历史，很值得酒后捕风捉影，长啸一番。
相比之下，写大杂院的作家不多。大杂院明显档次不高，是劳动人民蚁聚蜂屯的场所，逼仄、简陋、潮湿、杂乱，条件肯定是差的。大杂院里飞出金凤凰不是没有可能，但大杂院的文化底蕴比不上四合院，连石库门也不能望其项背，所以这方面的书，只有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等城市的作家在小说中偶有所涉，散文创作很少有丰富生动的反映。
但是作者在他这本书里，倾注了大量的感情，激活了少年时代的记忆，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几万字，一路看下来，倒也不觉得疲累。为什么？作为一个对石库门生活同样有着怀恋之情的上海男人，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珍惜。过往的生活，它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背景下，庶几已成为一个哲学名词，但文化人有责任将其还原为生活现场。他就是怀着这样一个文化使命来写这本书的。过往的生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生产屡受干扰，物资供应极度紧张，稻粱布帛、柴草煤炭，甚至自制家具所需的废旧木料，都是凭票或凭户口簿供应的，有时候还须托托关系、走走后门。这种锱珠必较的供应量只能维持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革命的理想倒也一直熊熊燃烧，一刻也没有熄灭。
当然，回到大杂院的生活真相，回到36户人家共用一个取水站，共用一个电表，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尴尬地穿行在点点鸡粪和散落着白菜帮子的大杂院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种鲜活的姿态，那就是限度地保持历经风雨磨洗而残存的那么一点礼仪，保持做人的体面或者尊严。
一句话来说，所有对生活窘境的遮掩或修补，都是为了有别于动物的存在。
那么在今天，当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告别了票证时代和供应匮乏的局面，普通老百姓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餐，购物节或情人节在商场里疯狂刷卡刷到手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必需品动动手指就能送上门来的消费环境里，怀想昔日大杂院里的种种不堪，还有什么必要吗？
当然，从大的方面说，这叫回望来路，看清楚自己是谁，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才能认清前路，哪怕前方再有什么坎坷、急流险滩、狂风暴雨，也心里敞亮了，无所畏惧了，只管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唯有如此，吃过的苦才没有白吃，流过的泪也没有白流，挨过的打也没有白打。从小的方面说，可以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情，铭记兄弟姐妹同吃一口锅的胞泽之情，铭记一个小环境里左邻右舍对自己的那么一点好。通过还原这样一个局促的市民生态环境，也可以让下一代、再下一代感性地了解我们曾经的生活状态以及文化上的贫乏和精神的虚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实世界，从而为更加美好的明天，脚踏实地学习、奋斗。
撰写这样的文本还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能将一些不愉快的鸡零狗碎揉作一团，扔掉。在心理学上这叫记忆减负。写下来，有时候就是为了忘记。
我想，这也是他写这本《梦醒大杂院》的初衷和想要表达的价值观。
还要跟读者说的是，作者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新闻传媒在某个时间节点上会刻意挖掘民间的“豆腐账”，以小见大地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豆腐账”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基本由数字串起来，流水账不能提供更具体的细节，所以有时候记者还得请当事人出面叙述一下。这本书就与“豆腐账”不同，他更详实、更具体、更生动、更可信地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和市民心态，或者说是一种“大杂院文化”。
比如他写到大杂院里的居民对各自用水量的计较，从而催生了水牌的制作与管理。收水费每月一次，大杂院里的36户人家轮过来，每隔三年才轮到一次。这对作者而言，就经历了上门核查灯具、电器的数量和耗电量，然后再仔细计算出一个公约数的这项繁复的“大工程”。在串门子的过程还可以窥视一下别人家的境况，无意间也巩固了邻居之间的紧密关系。当然，社会底层的各种民族劣根性也有所暴露，比如占小便宜的习性到处都有，而在大杂院里表现得更加充分，当然也相当直率。有些人家偷偷地使用耗电量较大的电炉，有些人家在安装了小电表后还要从大电表上偷电。当时普通居民一般都使用白炽灯，瓦数高低决定了不同的耗电量，于是就有人故意低报自家灯泡的瓦数，暗中占大家便宜。这些事情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作者幼小的心灵里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写到《买粮》这一章节，也有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农民进城卖大米，为了多赚点小钱，就在米中掺沙子。后来农民为了省却买方回家拣石子的麻烦，干脆就将白沙子装在瓶子里，到交易时向买方出示，这半瓶沙子的重量也一起作价收费的。这一招也真见证了农民的狡猾和城里人的无奈，不过要是了解到农民自身吃不饱，只得将大米换成更多一点的杂粮，我们还有理由去谴责他们吗？
那个火红的年代，上海生产的轻工产品行销全国各地，拉开“中国制造”激动人心的序幕。作者的父亲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带回大包小包的轻工产品，“的确凉”衬衫、塑料凉鞋、黑面白底的松紧鞋，等等，这些质量可靠的商品，让北方城市的居民认识了上海。再比如，因为作者一家是从南方北上的，在饮食习惯上与北方土著有很大区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吃不惯面粉。所以写到家里吃面粉、做馒头的烦恼，我也是感同身受的。作者一家从粮店换来质量比较好的地瓜，也体现了上海人家的精打细算。至于以物易物的经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环境稍有松懈之际，在全国各地都会演绎吧。在上海，市民用每月剩余的粮票与郊区农民换鸡蛋、换大米、换蔬果，曾经是街头巷尾的一景。
还有大杂院里的儿童游戏种种，在大杂院里养鸡、办婚庆酒席等故事，上海的读者应该也不会陌生吧。
《梦醒大杂院》是一本有温度、有质感、有弹性、有巨大想象空间的书，作者以生动有趣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斑驳多彩的画面，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来自五湖四海的36户人家，每个家庭各不相同，加之北方人性格直爽，处事为人直来直去，人际关系处理起来比上海石库门复杂得多。所以大杂院的管理就带有鲜明的小区自治的雏型。这样的管理是比较考验市民智慧的，也需要引入契约精神，从而在无意中建立起居民之间的互信关系以及抱团取暖的友好精神。
时世艰难，捉襟见肘。种种“船到桥头自会直”的生活智慧，大抵拜生活所赐。在今天繁荣繁华的语境里，这份机巧与宽容，应该成为民族的财富。如何有尊严、有风度、有腔调、友好地、富有同情心、坚持助人为乐的精神与行动、免于冻馁与匮乏地活着，积极快乐地活着，如何与城市、与社区建立起适应互联网时代特征的互信关系，是我们应该思考并付诸行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梦醒大杂院》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档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散发出愈加浓郁的芳香。
在二十年前，因为工作关系，作者回到了他的故乡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青岛，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到底是上海人还是青岛人，估计连他自己也回答不出吧。所幸魔都的光怪陆离，并没有冲淡他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与牵挂，于是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将在心底发酵已久的文字写下来，而且写得很精彩。
他是蘸着渤海湾的海水来写这本书的，有点咸，但很有味道。
                                       

沈嘉禄      
2020年7月26日

《梦醒大杂院》是一本有温度、有质感、有弹性、有巨大想象空间的书，作者以生动有趣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斑驳多彩的画面，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作者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生产屡受干扰，物资供应紧张，稻粮布帛、柴草煤炭，甚至自制家具所需的废旧木料，都是凭票或者凭户口簿供应的，有时候还需要托托关系，走走后门。书中描绘的场景，带大家回到了北方大杂院的生活现场，36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共用一个电表，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尴尬地穿行在点点鸟粪和散落着白菜帮子的大杂院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不自觉地保持一种鲜活的姿态，保持做人的体面或者尊严。

老鹰(本名：应里风)，上海出生，自幼长期生活于青岛，成了大半个北方人。1976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从此再未有机会踏入正规学府大门，历时15年自学了高中、大学、外语课程。自诩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大了玩命恶补文化课，是那种把正常人生轨迹倒过来活的人。改革开放初，进入世界500强的日资企业，至今35年有余。1992年获青岛市届日语演讲大赛名。曾受聘青岛大学日语专业兼职讲师。现为香港日清食品集团高级执行官、日清食品(中国)投资公司董事、日清食品集团东峰贸易董事长。业余爱好：看书码字。

大杂院的故事1——共用水龙头1
大杂院的故事2——共用的电度表11
大杂院的故事3——买粮19
大杂院的故事4——买煤29
大杂院的故事5——买菜40
大杂院的故事6——养鸡48
大杂院的故事7——做饭55
大杂院的故事8——絮棉62
大杂院的故事9——阁楼69
大杂院的故事10——共用厕所77
大杂院的故事11——乘凉83
大杂院的故事12——洗澡92
大杂院的故事13——加工活101
大杂院的故事14——书信110
大杂院的故事15——儿时游戏120
大杂院的故事16——结婚的事儿129
大杂院的故事17——看电影137
大杂院的故事18——周末的欢乐生活144
后记155

《梦醒大杂院》是一本有温度、有质感、有弹性、有巨大想象空间的书，作者以生动有趣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斑驳多彩的画面，展现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作者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生产屡受干扰，物资供应紧张，稻粮布帛、柴草煤炭，甚至自制家具所需的废旧木料，都是凭票或者凭户口簿供应的，有时候还需要托托关系，走走后门。书中描绘的场景，带大家回到了北方大杂院的生活现场，36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共用一个电表，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尴尬地穿行在点点鸟粪和散落着白菜帮子的大杂院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不自觉地保持一种鲜活的姿态，保持做人的体面或者尊严。

老鹰(本名：应里风)，上海出生，自幼长期生活于青岛，成了大半个北方人。1976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从此再未有机会踏入正规学府大门，历时15年自学了高中、大学、外语课程。自诩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大了玩命恶补文化课，是那种把正常人生轨迹倒过来活的人。改革开放初，进入世界500强的日资企业，至今35年有余。1992年获青岛市届日语演讲大赛名。曾受聘青岛大学日语专业兼职讲师。现为香港日清食品集团高级执行官、日清食品(中国)投资公司董事、日清食品集团东峰贸易董事长。业余爱好：看书码字。

大杂院的故事  1  ——共用水龙头
一处大杂院，承载着几代人满满的回忆。
北方人称呼的“大杂院”，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城市里的居民楼，大杂院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外来建筑的影响。它能代表近代北方城市文化的特征，也是近代北方历史的特有遗产。现在的北方城市里，有些还未来得及拆迁进行旧城改造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大杂院”，其院子氛围依然如故，但已为数不多，这类区域，在上海大多叫做“弄堂”，在北京一般称之为“四合院”。现在新的居民楼群一律都叫成了“小区”，但“小区”这个称呼好像缺失了很多过去的有趣故事和邻里间相处的温暖味道。
回忆起“大杂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难以抹掉的记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记录着城市里百姓曾经的日常生活，住过北方“大杂院”的人们，想必一定对此有着无穷的回味，毕竟那是留下了各种故事和记忆的一个特殊年代。
都说岁月如流水，那么，大杂院的故事，就从这平白无奇的“水”开始讲起吧。
居家过日子就离不开用水，人们在对日常生活内容的各种语言表达里，南方人，多将家庭里使用水的事称作“用水”；而北方人，在语言习惯上往往将家庭里的用水称作“吃水”，不知其由来，大概是我国的北方地区水资源特别短缺，人们用起水来都会比较节约，以喝水和煮饭为主，所以才被叫做“吃水”的吧，我始终没找到这种说法的出处。随着近年来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北方人也开始将家庭用水称为“用水”了，看来，环境改变着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
过去在“大杂院”里，一般只有一个全大院居民共用的水龙头，虽然也有几个水龙头的院落，但是极少。我家过去住的“大杂院”里，居住着三十多户人家，也是只有一个水龙头，在一进大院的门口处。从地下伸出来一根较粗的自来水管，接了个水龙头，地上放了一块大石板，接水时就把水桶放在这块大石板上。共用水龙头的开关早是一个铁铸的老式螺旋阀门。大院里的住户每天使用这个水龙头接水的频率非常高，水龙阀门里的密封橡皮垫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损坏，一旦橡皮垫坏掉，水龙头就关不住，水哗哗地流淌着被浪费，大家只好钻到地下井里把总水闸关掉，水龙头卸下来去更换里面的密封橡皮垫，实在换不到或修不好也只能再换一只新的水龙头了。这时要停一段时间水，住户们只能暂时克服困难，用自家水缸里储存的水来暂渡难关，如果恰巧遇到家里水缸里的水也见了底，只好去邻居家借水，邻居家的水缸里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储存水，所以借水这事儿挺难为情的，是给邻居添麻烦的事。
院子里的居民们每天都会拎着马口铁做的水桶到大门口的共用水龙头那里去接水，大家拎桶放桶的声音会在大院里响起，这是那个年代每到傍晚就准时回响在大院里的一种特有的交响乐。满满的一桶水挺重，拎回家，倒入自家大水缸里储备。那年代，大院里的住户们家家一个陶制的水缸，小的一般能容下两三桶水，约60升左右；人口多的家庭水缸就比较大，需要时刻满足家庭里有水喝、有水用。记得当时邻居有一个大户人家，人口多，家里有一口特大的半人高水缸，外观看上去大得像个很粗的炮楼，能装进十三桶水都溢不出来，那水缸的容量接近400多升，可见他家那水缸有多大，如果水见了底，这又大又深的水缸很难用普通水勺把水从里面舀出来。和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说起过去家里的大水缸，多数人没见过，也没什么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在不断改变，过去北方地区居家过日子的大水缸已经不见了踪影，已经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居住条件去衡量和想象过去那个年代的事情。
记得我们大院里那个仅有的共用水龙头，初的时候是不加锁的，自来水敞开供应，住户们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随时去接水，每到月底，自来水公司会把一张大院的水费单送来，三十六户人家无论每家人口多少，都以户为单位平均分摊水费，按户收缴后交到自来水公司就完事了。但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住户们除了喝水煮饭之外，洗衣服之类的用水频率开始增加，用水量就逐渐增多，加上物价的上涨，自来水的单价略有提升，而且政府也开始号召起了节约用水，我们大院里的水龙头就开始加了锁，定点定时开放用水了。锁住水龙头的方法是用一个空的罐头盒上面钻两个孔，用一根比较粗的铁条串进去，然后加一把带锁鼻的那种锁来锁住，由每天来大院里打扫卫生的大爷来管理，定时开锁让居民们可以接水，但那时还没有用水量的限制。水龙头开放的时间定为了早上7点至8点，傍晚开放时间夏季和冬季有所不同，夏季是傍晚6点至8点，冬季日落得早，是5点至7点，反正就是早上一小时，傍晚俩小时。如果家里是双职工，两人都下班晚，那就只好早晨早早起来去接水，如果早上7点以前就要出门上班的话，那就比较麻烦，这接水的活儿可能就要交给家里不太大的孩子来做。自从共用水龙头规定了开放时间，家里水缸蓄水不够就会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水缸是一个家庭生活中的品之一。
我父母亲白天都工作，总是早出晚归，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这接水的活儿就基本是我要干的家务活之一。记得我那时刚十岁出头，大铁皮水桶是拎不动的。父亲就去买了一个铝制的上大下小的锥形水桶（在北方也叫“米达罗”），一桶水大概也就十二三升，这桶虽然小点，但对我来说拎起一桶水来还是比较吃力的，勉强能拎到位于二楼的我家。往水缸里倒水是吃力的活儿，常常因为一桶水太重而将水洒了一地，发了“水灾”，只能去擦地，就这样，我每天有了必做的家务事。大杂院里的接水不像农村里的挑水，我们是要么拎，要么家里兄弟多的会用一根粗竹杆两人前后抬，这水拎得多了、抬得多了，我的身高就比那些不拎水的同龄孩子矮了许多。不知跟这拎水有没有关系，爹妈说没有，我始终认为有，也跟他们快乐地争执了一辈子。
北方城市的居民家庭，在生活习惯上，没什么大量用水的内容，那时人们的家里没有淋浴洗澡条件，多用个大木盆放点水匆匆洗个澡，也消耗不了太多的水。那时也没有洗衣机这东西（在中国城市里，洗衣机的普及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洗衣服都是用手搓，家家有洗衣搓板，用肥皂来洗，洗衣粉都不多见，所以用水很少。懒惰是人性的特点之一，既然取水不容易，日常换洗的衣服和其他日用纺织品的洗涤频率自然没有现在那么高。
后来，随着用水量的逐渐增多，大院里家庭成员少的住户们对每月的平摊水费开始有了不满，每户人家人口数不一，人口少、“吃”水少的居民就觉得水费按户平摊不合理，吃了大亏。在当时人的消费观念里，往往并不只看东西的价格是否便宜，而是更注重自己是否占了便宜，若是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不行。某某家，那么多口人，吃水量是我们的好几倍，为什么平摊的水费也跟我们一样？人口多的那些家庭，他们“吃水”多的那部分由人口少、“吃水”少的家庭埋单，这凭什么呀，不公平！这些不满反映到大杂院的组长那里（是大杂院里居民自己选出来的“业余领导”，叫组长，不叫院长，可能是怕跟医院的院长、大学的院长混淆吧），组长就召集每户人家派代表，晚上在院子里召开大会讨论“吃水费用问题”。终，多数住户不同意眼下“大锅饭”式的水费平摊方式，建议用“吃水牌”的方法来解决眼下分摊方式的不公平，把原来的按户平均分摊改成根据每户的具体用水量来分摊费用的方式，也就是每次接水要给一个写有自家姓名的小牌牌，月底根据收到的全部水牌计算出每张水牌的单价，再乘以各家分别交了的水牌数，接了多少桶水就分摊多少费用，这方法倒是比较合理。用水牌“吃水”来计算水费，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大锅饭”。
那时，水牌是要各家自己制作的，不像现在可以随时、统一印制名片之类那么方便，没有印刷便利条件，经济上也不太允许。组长规定了水牌大小的基本尺寸，大致在2厘米见方，由各家各户自己制作，这就带来了水牌的大小不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各家首先要找那种能写上自家户主名字，又能循环使用多次也不致于很快揉烂的纸壳，有的人家是用纸质的火柴盒剪小做的，有的人家是用装鞋的盒子剪成一块儿一块儿做的，我家是用牙膏的外包装纸壳剪出来的，我至今没搞懂父亲怎么会存了那么多牙膏盒可以用来剪水牌。我家的水牌上写了我父亲的名字，这写姓名也有学问，不能只写一个姓，万一另有一家邻居同姓，人家也只写个姓，那在清点的时候就分不清究竟是谁家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