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法七十年

先生一生好学多艺，青年时代从事音乐、戏剧方面的研究，凡文、音、戏、美无所不为， 曾创作过歌剧、话剧、电影文学剧本。中年以后专工书法、篆刻，勤奋不辍，得益多师，诗、书、画、印均工，书法多体，长于草书。先生幼时，楷书深工柳公权，行草学董其昌、赵孟頫，旁涉怀素、黄山谷、文征明等，中年以后专工傅青主。其书风苍劲磅礴，婉转流畅，气贯雄浑，尤善狂草。1996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展时，被专家们誉为“末年乃妙”，其书既狂放又精微，既广博又专深，繁辄多变，愈老愈见风采。

本书分两部分，*部分为作者书法生涯的一个自传，第二部分是有关的书法论文。

徐文达（1922-2000），字敬山，笔名岩樵，别号泥翁，河北省顺平县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小学校长，河北省保定地委文工团团长，中共保定地委、山西省委文艺干部，山西省电影发行公司经理，运城地区文化局局长，山西省博物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初，主持成立山西省书法研究会；1981年主持成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担任山西省书协副主席；曾任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山西诗词学会顾问，山西师范学院名誉教授。

徐晓梅，女，河北完县人，字玖芝，号文祈，斋号九畹堂。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子书法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我的书法生涯

福中生祸的童年　　003

家教继续　　007

学步墨林　　011

农村实验场　　015

书法与职业既矛盾又统一　　023

终归于书法艺术　　029

时间从哪里来　　035

有功不受赏　　037

初见成绩　　038

坐冷板凳　　040

在墨海中畅游　　043

集中精力、集中时间　　045

笔墨交往　　047

太原市块金字招牌　　053

发现人才，扩大阵容　　055

自悟、自修、自强、自立　　058

技巧与工具　　068

　　用功夫和动脑筋　　073　　

检阅与评判　　076

我的一个“碑年”　　083　

085　　书外功　

097　　关于书法理论的研究　

105　　创作的尝试与理解　

110　　书法的出路　

书法文论

115　　如何学习草书

——书法培训班讲义

139　　不知香自何处来　

145　　论楷书　

151　　中国书法的源流　

160　　何必多贬赵孟頫　

163　　书法的自主与顺应　

166　　书法艺术对立统一规律初探　

171　　宋字的由来　

174　　天趣存在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　

178　　艺术生命的延续　

180　　异同交流与古今共识　

188　　用砚与用墨　

191　　附录一　答用砚三题　

193　　附录二　制砚漫叙　

203　　附录三　澄泥砚产地与制法辨析　

206　　附录四　澄泥砚探索

210　　附录五　是陶不是陶　似玉并非玉

——浅谈澄泥砚

214　　徐文达生平年表

221　　后记

先生一生好学多艺，青年时代从事音乐、戏剧方面的研究，凡文、音、戏、美无所不为， 曾创作过歌剧、话剧、电影文学剧本。中年以后专工书法、篆刻，勤奋不辍，得益多师，诗、书、画、印均工，书法多体，长于草书。先生幼时，楷书深工柳公权，行草学董其昌、赵孟頫，旁涉怀素、黄山谷、文征明等，中年以后专工傅青主。其书风苍劲磅礴，婉转流畅，气贯雄浑，尤善狂草。1996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展时，被专家们誉为“末年乃妙”，其书既狂放又精微，既广博又专深，繁辄多变，愈老愈见风采。

本书分两部分，*部分为作者书法生涯的一个自传，第二部分是有关的书法论文。

徐文达（1922-2000），字敬山，笔名岩樵，别号泥翁，河北省顺平县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小学校长，河北省保定地委文工团团长，中共保定地委、山西省委文艺干部，山西省电影发行公司经理，运城地区文化局局长，山西省博物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初，主持成立山西省书法研究会；1981年主持成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担任山西省书协副主席；曾任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山西诗词学会顾问，山西师范学院名誉教授。

徐晓梅，女，河北完县人，字玖芝，号文祈，斋号九畹堂。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子书法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学步墨林

在学校里，接替高先生工作的是赵东兰先生，其实他也是我们本家的姑爷。赵先生的字也不错，不过他不像高先生那样热心翰墨。他也曾给我非正式地介绍过一些书法界人士。他说完县有两大写家，就是完县东街的裘宜安、裘宜仁兄弟二人。我家也曾保存有二裘的书法条幅，以前看过，留有印象；尤其是裘宜安写的魏村桥碑，学颜体，笔画惟妙惟肖，算是当地的一通名碑。赵先生说裘宜安的大草好，近似我村的吴笑山。原来吴是学裘的，裘又是学王铎、傅山的。没想到后来我也学傅山了，历史是这样的巧合！让我至今难忘的是裘宜仁的草书，他的草书是用楷法写的，与他兄长正好相反。赵先生也这样提过：用楷法写草书能使草书的间架准确，用笔稳重，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赵先生对裘先生的介绍，使我对行草书产生了兴趣。可惜那时我家里没有草书的字帖，只有赵子昂的几片残页草书帖，上面的字很多都不认识，老师也识不出来，只学了学笔画。家里还有一部帖是董其昌的《前赤壁赋》行书，大部分的字能认识，只好以学此为主了，但与学习柳公权的楷书完全是两码事，一点也挂不起钩来。

书法与艺术的学习让我开始步入书林，我的眼睛就像鹰的一样，看东西有了选择，处处只注意书法。我们本家三大伯写得书法不错，不过是写馆阁体的，我不喜欢，觉得它太平板了。我不知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草书，可是乡亲们都对草书不感兴趣，也许因为不认识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又有些与众不同。每逢过年闹红火，到各村看玩意儿，我特别注意的是书法，如会场大旗上的大字：“精忠报国”“赤心忠良”“朝山进香”等等，还会注意每户门上的楹联、街上吊挂上的字。有一次真使我大饱眼福。我十三岁的那年，完县商会会长刘玉田去世了。刘出身举人，曾做过县令，晚年辞归故里，成为一方乡绅，又担当起商会的会长；所以他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规模宏大，是县里未曾有过的大排场。出殡这天还要举行文武大典，炮声、吹打声响成一片，在锦绣华丽的六十四人抬的棺罩前，纸鹿、纸羊、纸马、二十四美女掩映在旌旗招展之中，特别是装饰高大的香幡更是惹人注目。但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举竿如林的白色绫绢挽幛。人们在绫绢上写了很多字，有的是挽联，有的是挽词，有大字也有小字。送挽幛的，大都是官员或有身份的大户人家，字写得自然都很讲究，可以说是千姿百态，我真是大开眼界。这是一次多难得的学习书法的机会，真是天赐良机啊！从这时我才知道在绫绢上写字叫挽幛。平常人家也用挽幛，但颜色不是白的，除了红的以外，什么颜色都有。挽幛上面的字是写在斗方纸上，然后贴在上面的，目的是等丧事过去了把字一扯，做挽幛的布匹还可以做衣服，说起来这就是穷棒子学官家的派头，也算是一种时髦。

我家里有一部民国年间修纂的《完县县志》，其中有几幅影印的书法，尤其喜欢其中一幅横批，写得甚好，不知反复看了多少次，这不像是看挽幛，一瞬即逝，所以印象较深。

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写春联，因为能写的老人们大都不在世了，该轮到我这无名小子下手了。先写自己家里的，好坏就是它。到第二年来找我写春联的乡亲就多了。“矬子里拔将军”，不行也行了。这些事父亲认为是体面事，他也帮我裁纸、叠纸、研墨，别人也赶来帮忙，真是像个过年的样子。过年的时候天气正冷，在门上贴对子，抹上糨糊就冻了，父亲便生着火盆在门框上烤刚贴上的对联，这也成了一段佳话。

在学校里，我非常爱写小楷，但写小楷是其他学生惧怕的一件事，因为它太磨人了，如果指腕不灵活，大字都写不好，写小字就更困难了。我却很奇怪，偏爱写小楷；按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平时好动不好静，写小楷时却能定下心来，而且自创了一种肥体小楷，颇受同学和先生的赏识。那时候练字是苦差事，人家交了作业就完了，我还得练个不停——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午和晚上。冬天屋里冷，笔尖冻挺了，还得放在嘴里哈热才能写；夏天晚上蚊子咬，拍死蚊子继续写；白天写得满身是汗，汗水把两个小臂黏在桌子上，一抬起来还吧喳带响。人们说这叫练伏练九。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迎难避易的训练，讲的就是硬功夫。

1936年我已十四岁，经学校新任的李先生推荐，报考了下叔高小。判卷老师看我的作文和字写得不错，便录取了我。入学后，我的字在班里是流的，和我水平相当的还有同学冉学孔。当时的书法老师是郑航之，他主讲的是自然和卫生课，捎带讲书法。他看到我的字，觉得我很有前途的，建议我换字帖。原来的字帖是黄自元临柳公权，别人临黄自元的，已经与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相差甚远。我家有一部未装订成册的《玄秘塔碑》，郑老师说这个帖好，至少是明代拓片，从此专学此帖。因为已有五年临习的功夫，所以收效颇显著。其他同学都是学华世奎的书法，我的字无形中受了颜体的影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柳体中渗透了颜书的笔意。有的老师说我的字有点变形，郑老师说变形也不怕。颜柳合体倒有好处，又加我以往学过行书，看的也多，离开字帖也能写出比较灵活的楷体字，这一点能力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这样一来，有的同学的课本、学习本的包皮都让我写书名，还有学画地图的同学的标题字也都让我写。

开学年，我是住姥姥家的，有一个本家姥爷新修了一个照壁，让我来写，我不敢写，大家都撺掇我写。我那个姥爷说：“写！写坏了戗了它，重抹，重写，怕什么？这是我外甥子写的，叫他们看看。”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大着胆子写下来了，写的是《前赤壁赋》中的一段文字。大家看了都说好，当然有一半是鼓励。人们说：“才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写影壁，真不简单。”不知怎的，这个消息传到学校里，又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这年夏天，郑航之老师要报考张应武（军阀）的军事学校，让我为他抄写自传和履历，这些都得用小楷写。郑老师说：“你看，我是你的书法老师，我的自传还得让学生抄写，真不像话。”这个事也在学生当中引起很大反响。

到第二年时，我临习柳公权算是入法了，也更感兴趣了，临的字基本接近字帖，虽不能说是惟妙惟肖，也八九不离十了。但是认真写柳公权却有很大的排他性，向定型方向发展时，反倒觉得它不实用了，连办红白喜事拉个账单，也是拘拘梆梆的柳体字，惹得懂行的成年人笑话，我也受到一次很大的刺激，从此便有意脱离柳体，在更加实用的方面下功夫。

农村实验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敌人即占领了北平，形势紧张起来。我们学校于9月份宣布停课，学生们各回各家，以后学校宣告解体了，教师们也参加了抗日工作。算来我只上了二年高小，差半年没有毕业。不过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属于甲等生，年考考过名，其他期考也都在前六名。这两年间，我学到不少知识，视野要比在私塾时宽阔得多了，不仅在文化课方面，连政治思想方面也开始关注。在西安事变后的混乱声中，我们的校长郑子胥，专门给我们讲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介绍共产党怎样同国民党打游击战，怎样联系群众，并且让我们看了书本上印刷的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这与社会上贴的标语“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共产共妻”完全相反，总的印象是中国的前途要靠共产党来把握。

1937年秋，八路军就到了完县城。赶集的人回来说，八路军买烟卷还给钱，见推车的推不上坡还去帮着推，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比起奉军杂牌军来说真是天上与地下呀！

1937年秋后，日本鬼子的大批军队从保定至唐县的大道开过来，正从我们村边经过。鬼子主要是步兵，也有骑兵，炮车、载重车，还有“屎壳郎”车（黑色的卧车），鬼子行军未遇到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是何等的心寒！回想在6月份，也是在这条路上，中国的军队向北挺进，战士们冒雨行军，军官们骑着马，身披雨衣。雨衣随风飘扬，真是飒爽英姿，军情民情振奋，一派抗日的浩大声势。但是没过半个月，一个夜晚，在朦胧的月光下，军队悄悄地退下来了，没有一点声响，只偶尔听到铁器相击的声音。听到远处的轰鸣声时，人们开始说是飞机，后来才听出是汽车加油喘气声。人们听了，窃窃私语：“打败了呗！”“退下来了！”人们是那样的关心国家大事，又是那样的无可奈何，胸中如压上了沉重的大石头。

鬼子过去了，似乎又平静起来。离我村一里地的尧城村也临时立起一座高小，我继续在这里读书。校长是刘庚稀，他首先教我们唱《大刀进行曲》，这时的课本、课程似乎有些混乱，师资、经费也不足，不久学校也瘫痪了，我只好回家种地去了。

1937年冬，村里已建立起民主政权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我任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副主任。1938年春，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那天，我接到校长刘庚稀的一封信，让我去报考边区四中，我当然很高兴，还找了同路人一同到安阳县政府去找刘校长。刘校长一看信说：“我没给你写信呀！再说，招生已过期了。”经他打听才知道，这封信是赵璧写的。赵璧在晋察冀三分区办的《先锋报》当社长，想让我去写石印，怕我不来才写了这封信。刘校长说，反正已经来了，可以去报社试一试，都是抗日工作嘛。就这样，我去了《先锋报》社，地点在贾西庄，安阳西边，那里地处山区。我去了见到了赵璧，这里也不过六七个人，其中的贾绶卿我认识，在姥姥家见过他，那时他在完县教育局工作。还有一个也认识，原来是闲时卖毛笔的。他们都是编辑、记者。我写了几天石印，都是比小楷还小的字，觉得没意思，字太小很窝憋，工作也太沉闷，也恨赵璧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我几次辞谢，赵璧不同意，于是我也用了欺骗的手段，我借口要去参军，去闯天下，不干这新闻工作了，他只好允许我回家了。说来这件事也是因为写字引起的。

回到村里还是做农村基层干部，不过已不是青抗先的工作了，而是在村政权担任财粮委员，下面还有两名干事，他们是李云章和吴廷祜（吴笑山的次子）。每年的任务是征收公粮、公款，管理村政权的开支。除收公粮时是整天工作外，其余大都是在农闲时办公，如晚上、中午，主要的时间用于种地。担任财粮委员这个工作就离不开写字了，交粮名单、出入流水账或者上下来往信件，写公文也都是我的事。这些写字的差事让我不再为少纸而发愁，公家总还是有买纸的钱。那时用的纸大部分是当地产的麻纸，近于宣纸，写字很好用。失学以后，练字从未停止过，愁的是纸，家里买不起纸，也没有墨。我曾将锅底煤灰和木炭捣烂加胶自己熬墨，把闲纸都用完了就用旧书当纸，也在秋后落下的桑树叶上写字，也曾用水牌代替纸。但是常用的、简单方便的方法是用木棍或石子在地上写，画满了用脚一抹就又平了，再继续写，以至无穷。还有比这更省事的办法，就是望着天空“意写”，你想写多大就写多大，想象出什么就是什么。有时还空划，或在衣服上划字，总之是利用一切的条件和机会练字。劳动时也能练字，如在间苗时手中的小锄用左尖时意味着字的撇，用右尖时意味着字的捺，锄三遍时用大锄顺垅往下拉就意味着中锋竖笔；尤其是下大雪以后的扫雪，在天井里先用扫帚写大字，然后再扫干净。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纸墨不得已而采取的练字的方法。我这些零七碎八的随看随学、见什么收集什么的方法，就是俗语说的“老虎吃蚂蚱——碎拾掇”。

1937年至1938年间，村里倒还平安，抗日工作开展得也不错，日本人虽盘踞在县城但不常出来。到1939年日本人忽然在尧城桥建了一个堡垒，叫警备三分所，其中有日本人，也有伪军伪警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离我村只有二三里地，敌人经常到村里来，查八路军的活动，村里也要有人出面应付敌人，所以设了一个联络员（也叫报告员），不过只有村长和联络员出面支应，其他抗日干部都是要回避的。到1940年，敌人又在尧城村西建了一个堡垒，叫西分哨，这里离我村才一里地。与此同时，敌人又调集大量民夫挖封锁沟——紧靠我村东，正好把我村排在沟外。紧接着，又在尧城村西南建了一个堡垒，叫南分哨。从此我村便成了一个游击区，也叫接敌区，而且地位特殊。因紧处沟的外沿，搞抗日活动的人们晚上都要从这里过沟，因此无论对敌人还是我们而言，这里都是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敌人实行两面手段，采取暗中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村干部以办公人的名义出面应付敌人，暗地里做抗日工作；对敌人是虚心假意，抗日工作是全心全意。这样一来，村政权的工作任务大了，白天应付敌人，晚上进行抗日工作。每天得给敌人派夫，供应米、面、柴，差不多每天都得拉出派夫的单子，派粮、派款的单子；还要经常写敌我两本出入流水账，几乎是每天都要写字；还要向敌人写报告条子，内容都是“平安无事”；发现敌人调动或活动，还要给区县游击队写情报，这些都是我的事。虽有些麻烦，却便于我练字。我凡字都认真写，就是要练得又快又好。农村还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习俗，如春节写对联，红白喜事写楹联、斗方，写金兰谱、婚书、祭文、书主（写灵牌），这些都是要用真书小楷，还有随时写的地契文书、信件等等，种类繁多。这些需要随时写出的各种书体，我都不含糊，也觉得这是练字的好机会；而且不用愁纸墨危机，这也是练习实用书法的一个广阔的天地。这也为我后来书法适应性强打下了基础，比起学院派来，这些书写要实际得多。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对于不同的书写内容和形式，我都要看前人是如何写的，既是练字也是学习，这也是我养成既善于吸收也善于发现的习惯的由来。我常称自己是在无字处读书，很多东西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土包子们”参加革命总是先干起来再学，或边学边用，用了再读书，先实践后理论，用理论再指导实践。可在实践中也有出洋相的事，有时把字写错了，或者写得难看，也总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都是尽义务，也没有人怪罪。没有高手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就兴着我这半瓶子了。

我想写好字，但可供参考的资料太少，在农村到哪里去找字帖呢？！城市被敌人占着。在我们村里，以前也有写得不错的人，但大都是写馆阁体，我不喜欢。当时仍然在世的吴笑山先生，原是在县政府当录事，即打官司时作记录的，他写的大都是草书，写得非常快，也很好，这是另一种功夫。他写小字完全是靠指法和腕法的机动灵活，用笔中锋，悬腕，半悬肘，写字时前后左右及转折的笔法，既自由，字的间架却又很准，我学不上来。因为吴先生是职业书写者，有自己的一套功夫，很不容易学到手。但他却教给我如何把字行写直的秘诀，也告诉了我柳公权坐车这一笔画的书写要诀。至今我写字凡坐车笔画都运用自由而准确，这是从吴先生那里学来的。我还注意吸收了完县北关薛树棠写的字，他的字学的是黄山谷加龙门二十品，很开放，有生气。原来他的师傅在保定，也写石印。这样的学习经历给我输入了黄山谷的影子。

1940年，我曾到保定去过一次，因为我们都有“良民证”，可以随便出入。同去的人有的是打听山货的行情，有的是逛商店，而我所欣赏的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我的亲戚领着我先看了关帝庙的古董市场，那里古书画很多，一时目不暇接；之后就到街上看牌匾，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只能凭脑子记。我印象深的有两块金字牌匾，一是北街的药店“广生堂”，此字力度极强，系从柳体来的；另一块是绸缎庄的，店名“富兰斋”，字写得潇洒、流利、俊秀，据说是一位状元写的。在莲花池看到的令人难忘的是亭子上一副木刻的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书写为草书，劲健飞扬，章法伸缩有致，不同一般！保定解放以后，机关搬进了城，我也常去看这副楹联，但不知是谁写的，落款已模糊看不清了。直到1968年重游故地才看清——楹联已经进行过锦装，落款是邓石如。心想，真是名不虚传！邓石如是精于篆隶的，行草书这幅算是他的代表作。

我当村干部后，与区县干部联系多了，有很多干部知道我会写字。1941年冬，我的好友、区长章新同志来到了村里，把我叫去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当天写出十八张枪毙汉奸的布告。老天！这真是大事。章新把布告的词交给我，还有县政府的官印，说定晚上九点钟左右来人拿布告，并说这件事当日要保密。我一个人完不成，又找了我的干事吴廷祜，我们二人这才写好。原来区县干部是在当天晚上到敌人的据点王各庄村，掏出大汉奸梁胜宵，就地枪决了。随时张贴布告，以警告其他汉奸。

1938年闹人灾，死了不少老年人，遇这事就得做棺材。我村里会木匠的人不少，但都没经过师传，做棺材也是马马虎虎，一雕花就完事了。我也是半个木匠，平时很注意看别人雕花活，看得多了也就会了。我也能雕用于棺材堵头的牡丹、松鹿以及莲花等样式的木雕活，也学会做神主匣子。其中有些细活，也很是需要些雕工。因此，我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学习刻字。以前曾刻过字，不过是玩耍而已，这次是正经做刻工活儿了。有一次，在做木工活中，发现了一块旧的棠梨木，觉得可以刻印章，于是我自己借来铁匠炉打了两把刻刀。我在姥姥家也学会了看火、用锤、锻造等的方法，因为姥姥家是银匠之家嘛。看起来多学一招儿技术比不会要强。我打的刀子，连铁匠们也服气，他们说，我们干不了这样的细活。学刻印章的口子一开便止不住了，区县干部也来求章，有的还带着印材，有牛角的、石头的，不过我只能刻楷书、隶书，还不会刻篆书，所以这个时候的“篆刻”其实不能叫“篆刻”。因为没有篆字的工具书，也不能瞎刻，个别有参考资料的才能刻篆字。无论刻得好坏，起码是练了刀法。勤学出成果，我刻章也是见缝插针，一有闲空忙从衣袋里掏出刀子来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