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 政治的学问（精）

论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法学和政治学，不约而同地会提到钱端升，他是现代中国法学和现代中国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公认的重要奠基者。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把钱端升视为这些高校中政治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政法不分家”在钱端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钱端升于1919年从清华赴美留学，首先去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就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后来去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攻专业也是政治学。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属于典型的比较政治研究。若按照现在的通行学科分类，钱端升所受的专业训练，完全是政治学科的训练，他首先应当是一名政治学家。然而，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政治学与法律，研究同一之事物，不同之点即研究者所用眼光异同；如政治学则从组织方面着眼，而法律则从权利方面着眼是也。然彼此之关系当然密切。”[　《政治学》，见钱端升著、钱元强编：《政治的学问》，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在政治学与法学的初创时期，两门学科的关系之密切，几乎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钱端升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几乎同时任教于法学系和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钱端升既担任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政治学系主任。1952年，钱端升奉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担任创始院长。
    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他120年的诞辰。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讲堂”，被学界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端。钱端升在清华任教时，就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后来还担任北大政治系主任，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上，钱端升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在去年纪念北京大学政治学科诞生120年时，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就决定要在2020年2月召开一个纪念钱端升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重新编选一本钱端升的政治学文集，作为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原定于2020年2月召开的纪念会只好推迟到了9月。所幸的是，钱端升政治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这本《政治的学问》从动议到出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者独具匠心，把钱端升的政治学论述分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个部分，收录的时间跨度从1925年他刚入职清华时的学术演讲，到1988年他去世前的后一篇文章，涵盖了钱端升一生的政治思考，反映了他的代表性政治思想。
    像其他一大批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国家学成归国的民国学者一样，钱端升也被称为法学和政治学的“学术大师”，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为核心圈的学术群星之一。他们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和永久纪念，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观点，而在于他们对各自所在学科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引进和创立现代学科体系所做的开创性贡献。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这门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就有着这样的开创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课题研究、机构创办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除此之外，他自己对一些政治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知识性贡献。这一点在这本《政治的学问》中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
……
    要使法治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钱端升尤其反对空洞的法治口号，“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要着”[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2页。]。在论及中国的法治之路时，钱端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制度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先从制度化做起，对一些符合政治进步趋势的改革，先不急于立法，而是先形成制度，逐渐推行，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变成法律。他说，“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3页。]钱端升特别重视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人人称道的那些“太平盛世”，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实都得益于制度化。他说，“国人但知贞观开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于制度化。”[　《政治的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91页。]因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把制度化当作中国推行法治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法治之路。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钱端升早年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把救国强国当作己任。与孙中山等民主主义者一样，钱端升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在“救国”“强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民国早年，钱端升不愿空喊口号，而更愿直奔主题：如何在中国加快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均为“modernization”，汉译既可为“近代化”，也可为“现代化”）。他说，“怎样可以使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几乎就是救国的问题。但我们不愿用‘救国’两个字，因为一谈救国，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一套老话便随口而出。我们固不否认这些格言是有相当的真实；但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16页。]如何才能推进现代化？钱端升认为，现代化首先应当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思想的解放和超越，“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3页。]。他主张改革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复兴传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重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和壮大国民经济。按照这样的思想，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中心，二是起用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新人，三是统治阶层的勤勉努力。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比谁都清楚，没有政治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哲理的”，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是经济的现代化，其三便是政治的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任何一方面的内容，便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7页。]。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钱端升特别强调以下四个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他说，“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但在钱端升看来，这四点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要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6页。]。
    钱端升曾经明确说过，中国人极其重视政治，但“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　《政治学》，见《政治的学问》，第6页。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要达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2020年7月31日
                                                                于京郊九直园

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奠基者，钱端升先生自1917年考入清华涉足政治学专业起始，便一生与政治学结缘，对在中国引入、创立和推进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知识贡献。
本书辑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大部分，收录了钱端升先生从1925年12月（时年25岁）在清华担任教授时所作的演讲《政治学》，到1988年5月（时年88岁）撰写的人生*后一篇文章《<蔡元培政治论著>跋》，及钱老晚年对自己毕生经历的自述，共计30篇文章。端升先生的孙子钱元强为每篇文章都精心撰写了高度凝练的按语，概要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写作初衷、问题意识、重要观点等，并全新整理了《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政治学科史的重要文献，内容涵盖钱端升先生一生的政治思考，较为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思想，从中可窥见百年多来中国政治学的变迁和发展。

钱端升（1900—1990），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哈佛大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1947年还曾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届院士。除了躬耕讲坛，执教之余，钱端升还笔耕不辍，20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1934年曾主持《益世报》主笔近一年，抗战期间还在西南联大主办《今日评论》并出任主编。
1948年底从哈佛大学回到中国后，钱端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投身于新中国的政法建设。1952年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1954年被中共中央聘任为宪法的法律顾问并参与起草工作。改革开放后，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活跃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民间外交和高等政法教育领域，积极参政议政，在耄耋之年仍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

辑一?政治学
003 / 政治学
013 / 介绍四部英文政治学名著
057 / 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
060 /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084 /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104 / 论极权主义
110 / 浅说民权与极权
117 / 论自由
125 /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

  辑二?政党与政治制度
135 / 党治与舆论
141 / 党治与用人
148 / 论　党
158 / 一党与多党
167 / 中央政制的改善
182 /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
186 / 政治的制度化
193 / 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
201 / 公文式的行政与实在的行政

  辑三?中国政治
207 / 复兴民族几个条件
216 /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
222 / 现代化
236 / 统一中国的途径
241 / 统一与一致
248 / 中国战时地方政府
274 / 新中国与一党制
282 / 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294 /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309 / 人民政府如何运作
323 / 《蔡元培政治论著》跋

327 / 附一?我的自述
338 / 附二?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
356 / 编后记

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奠基者，钱端升先生自1917年考入清华涉足政治学专业起始，便一生与政治学结缘，对在中国引入、创立和推进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知识贡献。
本书辑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大部分，收录了钱端升先生从1925年12月（时年25岁）在清华担任教授时所作的演讲《政治学》，到1988年5月（时年88岁）撰写的人生*后一篇文章《<蔡元培政治论著>跋》，及钱老晚年对自己毕生经历的自述，共计30篇文章。端升先生的孙子钱元强为每篇文章都精心撰写了高度凝练的按语，概要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写作初衷、问题意识、重要观点等，并全新整理了《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政治学科史的重要文献，内容涵盖钱端升先生一生的政治思考，较为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思想，从中可窥见百年多来中国政治学的变迁和发展。

钱端升（1900—1990），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哈佛大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1947年还曾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届院士。除了躬耕讲坛，执教之余，钱端升还笔耕不辍，20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1934年曾主持《益世报》主笔近一年，抗战期间还在西南联大主办《今日评论》并出任主编。
1948年底从哈佛大学回到中国后，钱端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投身于新中国的政法建设。1952年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1954年被中共中央聘任为宪法的法律顾问并参与起草工作。改革开放后，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活跃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民间外交和高等政法教育领域，积极参政议政，在耄耋之年仍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