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第二部，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

简介：德式兵法

想象一下这个德国军事史上的著名场面吧——时间是1942年11月，一场大规模战争正打得激烈，而种种迹象都表明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将军在他的写字台边坐下，提笔准备写字。这一天过得很糟糕，说实话，此时他心烦意乱，很难集中精力。近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受到影响了。他甚至得了面肌抽搐的毛病。为了掩饰这个毛病他已经竭尽全力，他手下的参谋们也尽量不去注意它。

“真是难熬的一天。”他心想。他不敢确定“难熬”这个词是否能充分概括现况。前线又传来一些坏消息：胡贝图斯行动（Operation Hubertus）已经彻底失败，该行动是对这座城市北部地区的后突击，也是他的后一搏——但却并没有多大力度。他在进攻开始前花了几个星期设法搜罗足够的步兵，但还是没能如愿。到头来，他只能主要依靠战斗工兵。从战后的报告来看，他们干得还不坏——他们能够把各种东西炸上天，当然这是他们的特长，至于火力和机动？那就不太行了。他们已经接近了河岸——事实上，只差几百米而已。

但是还不够近。将军试图集中思绪。胡贝图斯行动的失败只是他面对的难题中小的一个。从前线传来的这个坏消息是他可以对付的。但难办的是在他后方发生的问题。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那件事。以前可有哪支德国军队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扫了一眼态势地图，期望它多少会有点改变，但结果令他失望——它还是在诉说着同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这座城市的南北两侧出现了硕大的红色箭头，这是苏军的大规模攻势，其前锋由大量坦克组成。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的情报军官还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苏军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坦克。但近几天，这些坦克已经深深楔入了他的侧翼和后方。那里有谁能阻止它们？将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高兴不起来。

就在刚才，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的深远后方，苏军的钳形攻势已经在顿河（Don）边的小城卡拉奇（Kalach）合拢。

Kesselschlacht，每个德国指挥官都认识这个术语：它的意思是包围战，通俗解释是“大锅战”。将军和军官团的其他任何成员一样，对这个词所代表的历史了如指掌。它是德国军队花了几个世纪完善的一种战争方式，在莱比锡（Leipzig）、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坦嫩贝格（Tannenberg）和1940年的佛兰德斯攻势、巴巴罗萨行动中的开局阶段都曾大放异彩。这种战法在奏效时可以将敌人全军包围，抓获数以十万计的俘虏。

然而此刻身陷重围的是谁？将军身处敌国1600千米纵深的腹地，他的部队与敌军僵持不下，已经彻底陷在这座城市中。他麾下的坦克在巷战中几乎是百无一用。他甚至已经遣走了他的骡马运输队——他需要喂饱的肚子实在太多了。既然完成不了任务，那还要这支运输队有什么用呢？他想起了另一个术语：Bewegungskrieg，意思是“运动战”，运用快速的机动和大胆的攻击，始终着眼于打击敌军侧翼和后方。但他随即又摇了摇头——这种战法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集团军在近这一个月里基本上寸步未动。

过往几天曾数度燃起、数度熄灭的怒火又冒了上来。这几个星期他一直在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苦，抱怨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在城市南北两面岌岌可危的超长侧翼只能靠罗马尼亚军队来把守。而这些盟军却派不上多大用场——他们训练不足、装备不足、热情不足，且置身于完全无险可守的开阔平原上。好吧，将军心想，至少现在谁都不需要再为罗马尼亚人操心了——如这个问题已然解决——他们在苏军发起进攻后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现在一切都搞砸了。在他意识里似乎已经能听见后方指挥部里那些人的议论。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到他就任部队主官的——“没有经验。”他们是这么说的。“没有闯劲。”其中有些人还会补充一句，“没有家庭。”将军怨愤地想道，要是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还活着，那么此刻坐在这里的就是他，盯着同一幅无情的地图，面对同样绝望的形势。“我倒想知道这时候他的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他的忙。”将军喃喃自语。

他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写字台面。在今天的各种坏消息下面埋着一封电报，发报者就是把大家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这封电报是他在五天前收到的，但此时看来却像是过了五年。他抽出电报又读了一遍。电文用空洞的辞藻勉励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再次做出重大努力，号召他们拿出干劲和“勇气”（Schneid）。“真是一派胡言。”当时将军带着这样的想法，奉命在所有团级以上的德军指挥官面前宣读这封电报。他看到了其中某些人的反应，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其他人则全盘接受了这些内容。“就连我也不例外。”他回忆道。将军暂时闭上了双眼，想要集中注意力。他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有时希特勒似乎……很疯狂，精神不正常。

时间是1942年11月22日，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General Friedrich Paulus）的心情很不好。但是他还需要起草一封电报，无论战事如何，他都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官。

他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始奋笔疾书：“集团军已经被包围（Armee eingeschlossen）……”

对德国军队（国防军）来说，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失败。它标志着一种传承几个世纪的军事文化（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兵法”）撞上了20世纪工业化战争的现实南墙。这种兵法起源于近300年前的普鲁士王国，正是它在统一战争期间缔造了所谓的“第二帝国”并为其维系了数十年的气运。它曾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但是却在间战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几年凤凰涅槃，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出色的效果。然而等到保卢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坐下起草电文的时候，它却证明自己成了明日黄花。事实上，在这场德国冒险挑起并引爆的世界大战背景下，它能够让人感受到淡淡的思古幽情。换言之，它几乎成了一件“古董”。

德国军官们把自己打仗的方法称作Bewegungskrieg，也就是战役层面上的运动战。它发端于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统治下的勃兰登堡公国，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统治期间（1740—1786年）迎来次繁荣，被卡尔·戈特利布·冯·克劳塞维茨（Karl Gottlieb von Clausewitz）赋予哲理基础，又于统一战争期间在赫尔穆特·冯·毛奇元帅（Field 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手中得到第二次繁荣，发展为使一个资源相对贫瘠的小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法宝。由于国家地处北德平原上的四战之地，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易于防御的边境，又被各路现成的和潜在的敌人所环绕，普鲁士—德意志的参谋人员及部队主官们都将这样一条原则奉为圭臬：他们不可能打赢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在这样的较量中，人数、资源和工业能力的天平一定会向他们的敌人那边倾斜。因此，消耗战只不过是“缓慢地失败”的代名词。德国应该打的只能是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就是短促而活跃（Kurtz und vives）——这种战争的特点是其中的战役节奏很快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部队在开战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找到敌军主力，将其围困于一地，然后聚而歼之。

运动战是针对这一战略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被释义为“运动战”或“机动战”，它却和单纯的机动能力或更快的行军速度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普鲁士—德意志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往往与他们面对的敌人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在单纯的机动能力上想有任何优势都是很困难的。这种战争方式并非只着眼于战术机动能力，它强调的是大规模（如今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役层面”）部队（也就是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部队）的机动。目标是让这些大部队在战争初期（比如说几个星期之内）就通过机动对敌军主力进行有力的，甚至可能是歼灭性的打击。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并不是将部队集中到某个集结地，然后发动正面突击来压倒敌人。事实上，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就是德国永远打不起代价如此高昂的战争。德国指挥官应该巧妙地策划战役，从而有力地打击敌军的一个或两个侧翼，可能的话甚至应该打击敌军后方。这些机动的目的并非只是包围敌方军队，迫使其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而是使德军部队能够对敌人实施“向心作战”——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进攻。德军用来描述此类情境的术语是Kesselschlacht，字面意思是“大锅战”，但我们也许可以将它译作含义更广的“包围战”或“围歼战”。

所有这一切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敌方军队很少会坐等对手包围自己。德国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发现要实施运动战就必须满足某些要求。首先要有灵活的指挥形式，使下级指挥官掌握很大的主动权。如今在西方，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挂在嘴上：上级指挥官给下级指挥官交代一个大体的任务（Auftrag）。它应该是简明扼要的，而且应该尽可能采用口头而非书面形式传达。它可以简单到只是对远方的某处地形指一下。在命令下达之后，下级指挥官就要自主构思完成任务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更认真地研究一下历史记录，就会注意到德国人自己似乎很少使用“任务式策略”这个术语。对他们来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Selbständigkeit der Unterführer），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军官在制定机动计划和作战路线方面拥有几乎完全的自由。

现代的分析家显然会对这种体制提出反对意见——它很容易蜕变为人人各行其是、各自为战的情况，而不是产生出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在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编年史中，确实涌现出了一些古往今来杰出、成功的指挥官——例如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Georg von Derfflinger）、腓特烈大帝、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毛奇、施利芬（Schlieffen）、古德里安（Guderian）和曼斯坦因（Manstein）。但是我们也要实话实说：这部历史里也有爱德华·冯·弗利斯（Eduard von Flies）这样的二流将领，他在朗根萨尔察之战中愚蠢地进攻一支兵力比他大一倍的汉诺威军队，并在此过程中基本上毁掉了他自己的部队，即使他不打这一仗，汉诺威军队也会因情势所迫和历史上一样在三天后投降；卡尔·冯·施泰因梅茨（Karl von Steinmetz）在普法战争初期的轻率行动几乎使毛奇精心制定的机动方案彻底破产；还有可能是经典的例子，1914年东普鲁士会战中第1军的军长赫尔曼·冯·弗朗索瓦（Hermann von François）不仅把自己的军直接开到正在进攻的俄国第1集团军面前，而且使俄国人察觉了德方精心布置的集团军级伏击，并间接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德国第8集团军的司令马克斯·冯·普利特维茨将军（General Max von Prittwitz）出现了类似于精神崩溃的症状。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传统中某些将领指挥水平低劣的毛病，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但是，有两个因素有助于防止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崩解为一团乱麻。个因素是德国军官共有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积极进取的传统。一个军官有没有军事天才并不重要；他要做的就是向着传来枪炮声的地方前进，而这个军官通常都会这么做。几乎在普鲁士和德国经历过的所有战争中，作战方法都谈不上多么复杂：无非就是找到敌军，尤其是他们脆弱的侧翼和后方，然后向其发起非常凶猛的进攻。在普鲁士传统中，部队主官把率先发起进攻视作莫大的荣誉，因此不仅会向敌人炫耀，还经常向他们的军官同僚炫耀。“普鲁士军队永远都在进攻。”腓特烈大帝曾作如是说。作为一条普遍的军事行动原则，这种做法当然是有缺陷的，但是在一个本来就很松散的指挥体系中，它却能产生合理的协同效果。

缓解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的混乱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参谋制度，按照这套制度，每一个战役级别的战地指挥官（师级和师级以上）都配有一个参谋长作为首席军事顾问。这些参谋长是军中的知识精英和智囊团。他们都是从同样的学校（尤其是柏林军事学院）毕业的，具备同样的军事见解，在分析同样的战场局势时往往会提出惊人相似的建议。虽然指挥官仍然要为战斗的结果负终责任，但是其中的佼佼者都会认真听取参谋长的意见。

让智者（参谋军官）来辅佐勇者（指挥官）：这就是德国人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秘方。虽然我们当代人倾向于对前者持更为正面的看法，但德国军官们却不一定抱有和我们一样的偏见。那些胆大包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发动进攻，而且敢于挑战上级权威的指挥官非但不会遭到同僚责难，反而往往能赢得他们的赞赏。自1914年以来，军事史家所写的关于坦嫩贝格会战的书籍中充斥着对弗朗索瓦将军的冲动之举的批评，然而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军人却从未有过这种意见。施泰因梅茨、弗利斯和以上提到的其他所有人或许也是如此。在敌我兵力对比为2∶1的情况下发起正面进攻通常不是好主意。但是在1866年7月，普鲁士第1集团军司令“红亲王”腓特烈·卡尔（Friedrich Karl）就是以这样的进攻打响了柯尼希格雷茨之战。他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在计算胜率后做出合理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无视数学计算，采取了顺应本能的行动。老毛奇或许是那支军队的大脑——这一点有谁能怀疑？——但红亲王就是它的心脏，而且在许多同僚眼中，他才是柯尼希格雷茨的真正胜利者。“只要你不觉得自己会失败，你就永远不会输掉战斗，”他曾这样描写后来令他遇到棘手情况的一场战役，“而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对于红亲王，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普鲁士军官而言，战斗无非就是意志的较量。至于更为理性的算计，比方说协调目的与手段——那是别人的事。

《国防军：第二部 . 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是“国防军”系列的第二本，本书以生动、细致的方式记录了1943年中的重要战役——盟军在北非登陆、冯·曼施泰因将军在哈尔科夫前线组织的大反攻、德军在卡塞林山口的进攻、坦克和军队在库尔斯克展开的史诗级战斗、苏军在奥雷尔和别尔哥罗德进行的反击，以及盟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等等。通过这些事件，奇蒂诺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个为暴力侵略而配置的军事机构如何在局势逆转时做出反应；在1943年，他们明明拼命地防御着，为何处境却愈发糟糕；在物资与人力方面皆占优势的盟军，为何也没能在1943年取得更大的战果。奇蒂诺熟练运用他那备受推崇的敏锐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支精锐的部队是如何在劣势下作战的，希特勒的军官团在与英、苏军队展开过残酷对抗之后，又会如何看待新参战的美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