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年谱

周立波作品中的方言与现代化主题（代序）

周小仪 舒莉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周立波被看作是运用方言的佼佼者。但与其他方言大师如老舍、赵树理有所不同的是，周立波可以娴熟地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言写作——东北方言和湖南方言，并创作出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7—1948）和《山乡巨变》（1958—1960）。这一点确实让很多人惊奇：当你读《暴风骤雨》时，如果不了解周立波的生平，一定会以为他是东北人。因为只有北方人才张口闭口嘴上挂着“唠闲嗑”“瞅一眼”“为啥”“咋整”“咋办”，这些方言表现力极为丰富，人物神情跃然纸上，朴实近人又不晦涩。可是仅过十年，周立波又切换到湖南农村，以同样地道的湖南话写出《山乡巨变》和一系列精彩绝伦的短篇小说，重新宣示了他湖南人的身份，并再次文学化了当地的方言。笔者曾经问一个湖南朋友，合作化这件事已经历史久远，你为什么还这么爱看《山乡巨变》，他说主要是小说中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话，读来亲切。脑壳、嘴壳、浑青、寡瘦、歇凉、晓得，这些用语平时说说不觉特别，一旦跃然纸上，则充满神奇的韵味。对于外地读者，地方语言如他乡美景，一切皆让人新鲜感动，魅力无穷。

    对周立波方言的解读历来不乏其人。有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虽然身为湖南人，却早已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完全无法理解东北土地改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意义。他惊恐于韩老六一群恶霸地主丢了浮财和房产，于是把周立波笔下的东北方言上升为“语言的暴力”。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如今几乎被人遗忘。恐怕作者没有想到此类观点如此背运，难以取得本国乡亲们的认同。否认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就无法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自恰，当然也无法解释本土方言与现代国家的内在联系。

    相比之下，《山乡巨变》的方言成就赢得一片称许，人们赞不绝口。“文革”之后是中国学界崇尚审美主义的年代，而《山乡巨变》正是切合了当时人们的品味。一时周立波的南方作品被冠之为“茶子花流派”的美名蒋静：《茶子花流派与中国文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成为湖南作家群当之无愧的精神核心。人们更加关注书中人物的优美造型、情节的婉转起承转合，当然也包括那珠玉般玲珑透彻的湖南方言。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作品风靡批评界是因为它反映了农村合作化那一场润物细无声的土地革命，而20世纪80年代周立波作品再一次摆上读者的书架则是因为其所蕴含的审美形式魅力。人们发现，周立波不仅有粗犷豪放的一面如《暴风骤雨》，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有温馨柔和的一面如《山乡巨变》和湖南乡土短篇小说。当时著名的周立波研究者胡光凡就十分称颂周立波南方小说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所谓朴素、自然的美，也就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语言色彩上。”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7页。

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信息并没有在审美化的乡村中消失于无形。现代化是周立波作品中始终如一的灵魂。即便是人情味的日常琐事中，现代化思维也是无处不在。这一主题时隐时现，但时刻召唤。盖满爹生前想“看得到手”的情景就是现代化水坝的建成，而《山乡巨变》中也不时出现铁船等工业化形象。周立波作品是有政治性的，但与文学性和审美性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相反，两者却是互为表里。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他不是席勒化，而是莎士比亚化；借用钱钟书的评价，好诗的特征是，理之于诗，如盐之于水，无处不在，却无所以见。读周立波作品，从来不知道它是现代性政治宣传。其实它的文学性、审美性的方言捕获人心，这才是境界的宣传。

实际上，现代化宣传的终物质载体就是方言。无论是东北方言，还是湖南方言，文学化所指向的目标，就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这仿佛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悖论：一个地方性的特殊语言如何能够表述民族国家现代化这样普遍性的概念？而充满风土人情味的地方生活如何能够汇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在《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一书中，邹理对周立波创作中的中国民族特色和西方现代语言的结合进行了探讨，并从周立波的文化背景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邹理指出，“他以坚实的本土经验，写出了对社会大事件的反思，使作品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他早年掌握了一门外语，对外国文学的阅读、研究、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知识的积累，使得他又具有世界眼光”。邹理认为，无论周立波早期还是成熟期的作品，其语言都存在十分强烈的欧化倾向。只是在成熟期的作品中，欧化与民族化是“水乳交融”的：“这些外来词语与方言土语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机械的堆砌，也不露斧凿，而是浑然一体，精炼圆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波的“世界性”就体现在他的本土语言之中。特别是在他中晚期作品中，“周立波对中西语言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使得他在进行民族化探索的同时没有把欧化与民族化做一种二元对立的处理。他并不认为欧化和民族化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容的紧张对立关系，他将二者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可以说，周立波使用方言创作不仅是文学的“民族化”过程，也是将地方语言现代化的过程。

周立波自己在《方言问题》一文中，也对自己创作中的语言运用做了总结。他说，“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话，我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练”。这充分说明，周立波所使用的方言并非是原生态的方言，而是经过现代审美加工过的文学语言。正如评论家贺仲明在《论周立波乡土小说的语言艺术及其文学史意义》一文中所言，“他的小说语言既吸取了民间口语的新鲜活泼、自然朴质，又融会了许多新的现代内涵”。他的“作品在运用农民口语基础上，吸收了翻译文体的优点，……融合了现代语言的气息”。另一位批评家贺绍俊则从周立波乡土文学和精英文化的互补关系中理解周立波方言的现代性。他在《周立波乡土文学的特殊意义》一文中认为，我们对中国乡土文学的评论时忽视了其中的“精英文化”因素，“看不到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周立波身上培育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而这种精英文化使作家没有过分地“追求通俗”，而是“保持了乡土文学应有的典雅性”。

因此，现代审美语言对方言进行了改造和提升，使之更具有普遍性，适合更广泛的读者。实际上，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现代化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虽然这种联系不能用一一对应的传统反映论来说明。在这方面，法国批评家戈德曼(Lucien Goldman)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更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有某种的结构同源性（homology）。戈德曼认为，西方“小说的文学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源性”，也就是结构性对应。布迪厄认为，文学艺术场与社会权力场有着“结构同源的关系”。周立波对地方语言的审美化改造与此类似，这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学领域的终反响；两者异质同构，平行对应。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从外国文学的领域推演到世界历史的现代化潮流，周立波方言的现代性特征就更加具有历史性和全球性的维度。在这方面，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柄谷行人“把文字、书写语言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放在更普遍的场域来考察”。他认为，“声音中心主义与现代的民族国家问题无法分离开来。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但是，这并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他在研究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崛起之后得出结论说，语音中心主义、日本方言的兴起，并非地域化，并非复古，而是日本现代化的标志，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这一现象在现代世界大范围发生，只不过有时间的先后而已。这包括但丁的俗语，包括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由笛卡尔、路德和塞万提斯等人分别以其作品成就的各国的国语。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以及后来乡土文学的传统，符合这一现代化发展规律。而周立波的作品正是归属于这一延绵数百年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他与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家一起，让现代化的文化触角伸展得如此深远，直到涵盖下层百姓的方言。

过去我们有一句老话：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现在我们可以对周立波南北方言有一个新的理解：越是地方性的、风土人情味的，也就越是现代化的、政治性的和普遍性的。这就是黑格尔“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的辩证法：特殊性并非存在于普遍性之外，成为它的对立面。相反，表面外在的对立实际上是内在的辩证统一。周立波普遍性的现代化追求，并非仅仅存在于他所描述的内容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他运用自如的具体方言之中。方言俚语的神来之笔，就是现代化的魅力之音。这是周立波作品中相辅相成的形式与内容的珠联璧合；这是新的形式的美学：它交织纠缠而形成一条贯穿他一生的红线。在这里，地方性和普遍性不再区分，优美与崇高不再对立，艺术性和政治性融为一体。

后，我们以周立波描述家乡益阳市清溪村的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看看现代化进程如何延伸到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说是清溪没有溪，

田塍道上草萋萋。

山边大树迎风啸，

村外机车逐鸟啼。

溪谷、田埂、山丘、草木、鸟鸣：在一片风光旖旎的乡村之中，一台现代化火车呼啸奔腾而出，这画面是多么令人震撼，对比是多么强烈动感，如此让人振奋！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是现代化工业强国，益阳市也正在建设网络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我们乘坐的高速列车奔跑在遍布全国的高铁轨道上，我们还打开电脑穿梭在秒速单位的信息高速公路上。当年的盖满爹们已经无法想象，我们已经千百倍地实现了他们为之魂牵梦绕的现代化理想。回首往昔，在国家现代化的草创阶段，在那偏僻的、边远的、曾经完全不为人知的乡村，有这样一群开拓者，怀抱着与他们渺小的身躯和贫苦的生活完全不相般配的宏伟理想，负重踽踽前行。他们的喜怒哀乐和魅力方言，至今仍然让我们戚然感动，成为我们砥砺奋进的精神之源。

（作者简介：周小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舒莉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补记

以上这篇文字，原是2018年10月在湖南益阳召开的纪念周立波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借邹理的这块宝地得以就教于读者，也权当《周立波年谱》的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涉及更多的是她部著作《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2018），但是对于理解和把握周立波的生活和思想可能也不无帮助。周立波从那样落后的一个乡村走到上海、延安和北京，他的现代化梦想，与他在农村和城市的广阔空间中的非凡经历，应该息息相关。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周立波的生平，《周立波年谱》的出版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大概也是更好的选择。

《周立波年谱》是邹理的第二部力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下功夫是如何地了得。她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从事比较文学和周立波研究多年。北大的孟华教授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说如果要深入研究一个作家，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关于他的年谱。孟华教授以学术严谨著称，非常崇尚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她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都建立在文学史研究和具体详细的考证之上。显然，这种风格也体现在邹理的这部著作之中。

周立波的生平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是从湖南偏远的益阳清溪村跟随周扬来到上海。周立波曾经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他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天：他和周扬约好一起乘船出发，却晚了，船已开拔。他的大哥周挹梅挺身而出，坚持不让取消行程。大哥挑着行李沿河拼命追赶，直到把周立波送到周扬的船上。这个戏剧化的场面周立波生前津津乐道，也写在了他自己的传记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周立波念及大哥的恩德，在经济上一直接济他，每月10元。在1950到197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不得了的数字。周立波去世之后周立波夫人林蓝仍然让这一历史性的情感和经济链条得以延续，直到当地政府接手。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东亚的商业和文化之都。周立波投入全部精力学习外语，研究外国文学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学评论文字。他后来在延安鲁艺精彩的讲课，就得益于这里打下的坚实基础。当然他在益阳的时候对中国古典文化就有很深厚的修养。周扬曾经回忆说，他初次见到周立波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在中学就通读过《资治通鉴》。我们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鸿篇巨制。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何时，周立波都备有这20卷书在家。“文革”时，这套书丢失了一卷。后来当这部书又可以在新华书店买到的时候，我终于把它补齐，以慰父心。周立波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学养，使他的写作具有了学者的风范。他后来到延安鲁艺执教，讲课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也和这个中西文化基础有关。

在延安之后，他到了东北进行土改。诚如林蓝所言，周立波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后来有评论者补充，他仍然是个学者。战士、作家、学者，确实概括了周立波特有的三个方面。在东北土改这个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改造运动中，周立波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暴风骤雨》。这部作品写得很快，上部大概用了半年左右，下部在一年时间全部完成。当然后来周立波也觉得有些地方还显得比较粗糙，不如他后来的《山乡巨变》那样精美。

《山乡巨变》是他深入生活，在湖南益阳居住了7年才写下的一部巨著。现在能够下这样功夫体验乡村生活的作家，在文坛上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他对湖南乡村的描写，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后面有多少生活的艰辛却不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在北京安了家，写下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他自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并不成功。这促使他回到湖南乡下老家，成就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湖南到上海，从延安到东北，从北京再回到湖南，这个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丰富经历，里面有很多值得探索，值得回味，让人思考的东西。邹理的这部年谱对周立波的生平有细致的描述和记载，如此详尽，精确到年月日，令人赞叹。

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后面，也充满了学术研究的艰辛。2017年的夏天，邹理又来到北京。这是她无数次学术调研中的一次。为了查询周立波的生平材料，她造访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协会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凡是她能去的地方，都绝不会漏选。那天中午，外面下着大雨，我跟邹理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叫苏浙汇的地方见面。她这样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尤其是她对周立波研究资料的热情，让人心有戚戚然。她还到访过周立波在长沙工作过的地方，采访过周立波研究者和生前友人，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正是因为邹理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部年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周立波生平和历史材料方面，说这是权威版本并不为过。我相信，这样一部著作，在未来周立波研究中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周立波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的零散书评开始，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从老一代专家胡光凡教授的开创性评传，到后来一些学界新锐的审美评论，对周立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成果。邹理属于后起之秀，她关于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已经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部年谱也是她多年心血的结晶，经过反复修改，不断补充新的材料，如今已蔚为大观。她曾透露，下一步就是要写一本完整的周立波传记。我们期待她更上层楼的新作。

周小仪2020年2月

《周立波年谱》以纵横交错的形式进行编年纪事。纵向方面，将周立波一生的创作、活动、工作、事件等按照逐年逐月逐日的顺序进行年谱编写；横向方面，记录周立波所处历史时代发生的、与周立波有关的重大事件，展现出他的活动、思想变化和文学创作的宏阔的时代背景。同时，对于需要进行说明、考证、补充、评述的史料皆以按语形式出现。按语以周立波日记、创作、翻译及评论作品、来往信札等一手资料为主要依据，并搜寻相关文献资料，以期对周立波的人生活动进行更加详细的考证和说明，融“年谱”和“评传”为一体。

《周立波年谱》以纵横交错的形式进行编年纪事。纵向方面，将周立波一生的创作、活动、工作、事件等按照逐年逐月逐日的顺序进行年谱编写；横向方面，记录周立波所处历史时代发生的、与周立波有关的重大事件，展现出他的活动、思想变化和文学创作的宏阔的时代背景。同时，对于需要进行说明、考证、补充、评述的史料皆以按语形式出现。按语以周立波日记、创作、翻译及评论作品、来往信札等一手资料为主要依据，并搜寻相关文献资料，以期对周立波的人生活动进行更加详细的考证和说明，融“年谱”和“评传”为一体。

邹理，女，湖南长沙人，现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作协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发表专著《百年周立波》、《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等。

周立波作品中的方言与现代化主题（代序）1

绪论1

1908年生年

1911年3岁

1916年8岁

1917年9岁

1919年11岁

1920年12岁

1921年13岁

1924年16岁

1926年18岁

1927年19岁

1928年20岁

1929年21岁

1930年22岁

1931年23岁

1932年24岁

1933年25岁

1934年26岁

1935年27岁

1936年28岁

1937年29岁

1938年30岁

1939年31岁

1940年32岁

1941年33岁

1942年34岁

1943年35岁

1944年36岁

1945年37岁

1946年38岁

1947年39岁

1948年40岁

1949年41岁

1950年42岁

1951年43岁

1952年44岁

1953年45岁

1954年46岁

1955年47岁

1956年48岁

1957年49岁

1958年50岁

1959年51岁

1960年52岁

1961年53岁

1962年54岁

1963年55岁

1964年56岁

1965年57岁

1966年58岁

1967年59岁

1968年60岁

1969年61岁

1970年62岁

1971年63岁

1972年64岁

1973年65岁

1974年66岁

1975年67岁

1976年68岁

1977年69岁

1978年70岁

1979年71岁

谱后266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95年

1997年

2002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2018年

2019年

征引文献

附录一周立波作品一览表

附录二周立波佚作举例

附录三周立波交游名录表

后记

《周立波年谱》以纵横交错的形式进行编年纪事。纵向方面，将周立波一生的创作、活动、工作、事件等按照逐年逐月逐日的顺序进行年谱编写；横向方面，记录周立波所处历史时代发生的、与周立波有关的重大事件，展现出他的活动、思想变化和文学创作的宏阔的时代背景。同时，对于需要进行说明、考证、补充、评述的史料皆以按语形式出现。按语以周立波日记、创作、翻译及评论作品、来往信札等一手资料为主要依据，并搜寻相关文献资料，以期对周立波的人生活动进行更加详细的考证和说明，融“年谱”和“评传”为一体。

邹理，女，湖南长沙人，现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作协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发表专著《百年周立波》、《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