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本书的作者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是自杀干预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在书里介绍了一种自杀干预的临床框架，即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本书详细描述了CAMS的基本理念和使用方法（包括所涉及量表的使用与编码）。CAMS在《自杀状态问卷》（SSF）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在SSF的引导下展开工作。CAMS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包括：聚焦于自杀议题（而不是心理障碍）；了解引起患者自杀意念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可以让患者在门诊接受干预而不必住院；用稳定化计划取代不自杀协议；与患者的自杀倾向共情，采取协作的方式而非指导式的。已有证据表明，CAMS可以结合不同流派使用，并能成功地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临床情境。
内容摘要 本书的作者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是自杀干预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在书里介绍了一种自杀干预的临床框架，即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本书详细描述了CAMS的基本理念和使用方法（包括所涉及量表的使用与编码）。 CAMS在《自杀状态问卷》（SSF）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在SSF的引导下展开工作。CAMS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包括：聚焦于自杀议题（而不是心理障碍）；了解引起患者自杀意念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可以让患者在门诊接受干预而不必住院；用稳定化计划取代不自杀协议；与患者的自杀倾向共情，采取协作的方式而非指导式的。已有证据表明，CAMS可以结合不同流派使用，并能成功地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临床情境。
主编推荐 作者介绍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哲学博士，美国自杀学会前主席，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成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心理学教授及临床训练副主任，美国军事卫生服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美国自杀预防基金的科学委员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成员。近30年来，他致力于自杀学研究，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定期开展专业培训。曾被授予玛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奖等多种荣誉。审校者与主译者介绍杨 丽教授，注册督导师，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和危机干预总督导，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天津市自杀心理与行为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杀的心理机制、干预技术和干预策略。李 凌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201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实践、教学、研究、翻译等工作。刘新春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临床心理学，包括自杀风险的识别与干预、亲密关系（亲密伴侣暴力）。
精彩内容 第1章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在当代医疗模式下针对自杀开展临床干预比尔是一位中年男性白人，他来到一家私人执业的心理门诊寻求治疗。比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建筑师，经营着一家大公司。他和妻子凯西结婚30年，育有4名子女，子女们都非常优秀。尽管在生活中非常成功，但比尔仍然述说了一连串的心理问题史，包括抑郁、焦虑、间断性的失眠，还有好几段酗酒的经历。他又进一步谈到近来婚姻上的困境，?说自己的生活“漫无目的”。在此之前，比尔曾两度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但每次都在几次治疗之后脱落。这次治疗开始前，比尔在等候室中完成了一份筛查问卷，他表现出与压力、抑郁和焦虑等相关的多种症状。在有关自杀观念的一个筛查条目上，比尔选择了“频繁地”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临床工作者所不知道的是，比尔酷爱枪支，并在家中有大量收藏。他已经挑中了自己“喜爱”的手枪准备用于自杀。除此以外，比尔已经料理好了一切，并且给妻子和几个孩子写下了遗书。比尔的情况给当下从事临床实践的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从人口统计学上，还是从诊断上，比尔都具有美国自杀死亡者的一般特点（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14）。考虑到比尔的精神症状群，还有心理健康治疗依从性差的历史，以及手枪这一唾手可得的自杀工具，他的潜在风险在客观上非常高，这很令人担忧。此外，比尔的妻子凯西是一名出庭律师，而给律师配偶做治疗的临床工作者都会担心，患者一旦结束生命，就可能引来治疗不当的法律诉讼。鉴于以上原因，可以说大多数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无论何种专业训练背景和理论取向）在遇到比尔这样的患者时，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担忧。在治疗如此具有临床挑战性的个案时，一些临床工作者可能会非常恐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治疗潜在致命性如此高的患者。在我坐下来与比尔开始第1次治疗时，我也确实为他感到担忧和焦虑。作为一名一直研究自杀的学者，我很快意识到，他的自杀风险在客观上非常高。但随后我的担忧和焦虑减轻了，这是因为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治疗方法确实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 * *30多年前当我开始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时，以比尔这样的临床表现，他会被要求立即去精神卫生机构接受住院治疗，即使他不一定有“明确且危急”的危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的精神科住院治疗可能长达几周；如果保险特别优厚，则可能长达几个月。（在某些情况下，当时的住院治疗有时可长达几年！）而现在，比尔这样的患者（毫无疑问，他们令人担忧和不安）可能因为“自杀风险不够高”而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鉴定，因而无法获准住院治疗。一些保险公司既要求“明确且危急”的风险，还要具有实际上的自杀尝试，在两者都符合的情况下才允许患者接受住院治疗。况且，如今这样的住院治疗一般只有7~8天（Stranges, Levit, Stocks, & Santora, 2011），有些甚至只有24~48小时。此外，如今在大多数住院机构中，常规的“治疗”可能只是开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许还包括某些侧重心理教育的短期小组（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2014）。这与之前的情况相去甚远，那时候，常规的精神科住院治疗包括个体心理治疗、小组治疗、各种活动治疗、心理测验，以及全面的病情检查，这些都包括在照护的标准范围之内。那么，面对比尔这样令人却步的个案，我们该如何继续呢？经过仔细思考，该个案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素。首先，尽管比尔相当痛苦，并且客观上有多项自杀风险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仍然活着。其次，尽管比尔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经历很糟糕，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又在向一位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寻求治疗。事实上，这次为比尔做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善于运用一种专门针对自杀的方法，即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Suicidality，简称CAMS），本书将对这种循证的干预方法进行介绍。在第1章中，我们对CAMS的理解将从3个统领性的重要概念开始，它们直接影响到CAMS的有效使用。我们将首先探索CAMS的理念，而后审视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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