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城审判

致那些逝去的灵魂——《伯力城审判》再版序

2015 年5 月，《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在九州出版社首次出版。随后，受到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关注和密集报道。同年8 月15 日，本人又应邀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担任主讲，专门介绍了伯力城审判的来龙去脉。随后，中国法院网络电视台也进行系列专访，以示不忘历史，展望未来。

某位媒体记者曾经当面告知，原来对于二战之后的系列审判，国内媒体一般只涉及“三大审判”，即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本书出版后，现已改成“四大审判”，并且在当年《人民法院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策划的整整70 版纪念特刊中，为伯力城审判特别留下了两个整版。总之，这本书出版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大大超出原来设想，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人在原版序言中，曾提出一个主张，即：面对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我们应该学会从“拒绝遗忘”调换为“正视历史”。主要考虑到，我们以往对于历史——尤其苦难历史的“拒绝遗忘”，强调未免过多；相比之下，却似乎少了些许正视历史的勇气。当然，对于国家民族的苦难历史，我们都不应该遗忘，一方面，我们一般都会同意，拒绝遗忘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拒绝遗忘本身，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历史宿怨之道。因而，我们更需要在思想上学会正视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视历史和正视现实一样，其实都需要十足的勇气。

于今而言，每当我们看到一些媒体上仍在不断上演“手撕鬼子”之类的“抗日神剧”，便忍不住想大声疾呼：赶紧把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停止吧！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大众，真正的战争绝非儿戏，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之下，是人类彼此之间的杀伐戕害。一个习惯戏说或歪说历史的民族，不仅令人感到浅薄幼稚，更注定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场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历史审判，不管是历史学界，还是国际法学领域，长期缺乏研究。2015 年《伯力城审判》出版后，尽管在社会媒体产生广泛影响，但对学术界的触动似乎不大。2018 年5 月7 日，全长22 小时5 分57 秒的伯力审判原始录音资料，正式入藏吉林省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欲图充分利用这批录音资料，恐怕尚需时日。

不管怎样，今日《伯力城审判》再版，给予笔者和读者一个重温历史的机会。让我们通过阅读历史，近距离感受那个黑暗年代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悲歌。让我们通过阅读历史，磨砺心志，找到直面人生、正视历史和未来的勇气。

谨此向那个时代无数逝去的灵魂，献上诚挚的哀悼和敬意！

是为序。

己亥冬月廿九日于京西寄庐　

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

本书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本次重版再现，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史料，更切盼世人不忘战争苦难，时刻警醒，避免重蹈覆辙，以进世界和平！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法律和历史研究，曾出版《清代的死刑监候》等多部著作。

I 致那些逝去的灵魂——《伯力城审判》再版序

III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XI 编校凡例

序 言

预审文件

起诉书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文件证据

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

被告川岛受审经过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

被告山田受审经过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

被告梶冢受审经过

被告佐藤受审经过

被告平樱受审经过

被告三友受审经过

被告高桥受审经过

被告尾上受审经过

被告菊地受审经过

被告久留岛受审经过

各证人受审经过

检验委员会结论

国家公诉人的演词

各辩护人的演词

柏洛夫律师为被告山田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罗维克律师为被告川岛清作辩护时的演词词

兹维列夫律师为被告高桥隆笃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加切夫律师为被告佐藤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尔霍维金诺夫律师为被告西俊英和平樱全作作辩护时的演词

普罗珂坪科律师为被告三友、菊地和久留岛三人作辩护时的演词

鲁克杨杰夫律师为被告柄泽和尾上作辩护时的演词

各被告的后陈述

军事法庭判决书

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

本书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本次重版再现，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难得史料，更切盼世人不忘战争苦难，时刻警醒，避免重蹈覆辙，以进世界和平！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法律和历史研究，曾出版《清代的死刑监候》等多部著作。

“第七三一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犯人，均严被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木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此外，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西俊英）亲身参加对十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

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十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十至二十公尺远。

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七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问：被拘禁在这监狱内的尽是男子呢，还是也有女子呢？

答：也有女子。

问：用那些拘禁在石井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来进行过什么特别的实验么？

答：我没有参加过这种实验，但我知道会给她们传染上梅毒，目的是要

研究预防这种病症的方法。

问：可见，被拘禁在第七三一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是被传染上了花柳病么？

答：是的。”

“问：在被拘禁的女子中间有过带孩子的女子么？

答：这批女子中间有一个女子是带着一个婴儿的。

问：她是同婴儿一起被押到第七三一部队监狱的么？

答：我听说她是在监狱内生下孩子的。

问：这个女子也是没能活命出狱么？

答：当我在部队内服务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女子的遭遇正是这样。”

“被告山田后陈述：……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以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样来努力加强关东军的作战准备。

我承认我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战斗准备方面所应负的责任。

至于当时为准备细菌战而进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末我明白了解，对此应负责任的有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细菌部队各届长官，以及关东军各届总司令，包括我个人在内。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就是与这些部队有关的一切人员都是按命令行事的，都是为执行这些部队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意旨而行动了的。

被告川岛刚才讲到了这些部队中所干出的罪恶行为，以及一般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罪恶行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些罪恶行为是根本无法辩白的。

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各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我了解我所应负罪过责任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并不去思想到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这就是我在后陈述时所要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