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方案：法国的崩溃

我们将从一场惨败走向又一场惨败，直到后的胜利。1

——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法国殖民地部长，1939年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老师先传授给我的信条之一就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目的是制止战争，如果无法制止，那就取得胜利。众所周知，1939—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军队（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强大、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之一）在这两项任务上都失败了，这成了军事可耻的一场惨败。由于法国的突然崩溃和英国军事力量被逐出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对法国并不友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6月突然遭遇的军事上的崩溃，给后世留下了一系列难忘的印象：撤退、集体投降以及希特勒趾高气扬地走在埃菲尔铁塔前。法国的战败常常被视为军事领导人无能和毫无士气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怯懦的结果，而这一切的根源是道德沦丧。经历耻辱之后，夏尔·戴高乐重新集结了“自由法国”军队，但在1944年美军将他送回巴黎之前，这一企图不过是历史的注脚而已。七十年以后，二战中法国对盟国战争的贡献在人们心中仍然可有可无。

许多事后分析判定，法国的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共和国的内部政治分歧以及所谓军事计划与准备的缺陷上，但这在当时的领导高层并不明显。1940年6月战败之前，法国陆军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夺取德国权力、开始威胁欧洲和平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感谢上帝，幸好有法国陆军”的著名言论，他暗示，那是抵抗侵略的坚固堡垒。2丘吉尔的钦慕之词是基于法国陆军在一战中表现出来的韧劲。1914年9月，面对德军以巴黎为目标的进攻，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语带嘲讽地说：“我的中路已经失去控制，右路正在撤退，情况棒极了——我将发动进攻。”此后，他在马恩河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1916年，面对德军在凡尔登的大规模攻势，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将军同样沉着冷静，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逮住他们！”他的副手罗贝尔·尼韦勒（Robert Nivelle）将军则宣称：“他们绝不可能通过！”法国人的勇敢配得上这些说辞，西尔万·雷纳尔（Sylvain Raynal）少校为时一周的史诗般的沃堡（Fort Vaux）防御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又一个阵地失守了，但法军顽强防守，并在反攻中一个又一个地夺了回来。

除了丘吉尔，还有许多外国观察家为一战中法军的坚韧所折服，这种信任延续到了战后。虽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策略是避免与欧洲大陆结盟，而将重点转向保卫其扩大后的殖民帝国，但伦敦领导层相信，法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继续抗衡德国以武力打破现状的努力。只要法国军队保持强大，能够阻止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英国就不需要为了欧洲争端而维持强大的陆军。1938年4月，丘吉尔仍然满怀信心地称法国陆军是“欧洲训练好、可信赖的机动部队”3。当希特勒拒绝停止对波兰的侵略时，内维尔·张伯伦政府还充分信任法国防御西欧的能力，认为希特勒不过是虚张声势。然而，张伯伦没有意识到，法国军队有明显的缺陷，对没有英国大力帮助下的战争毫无准备。如果张伯伦更了解法国需要多少军事援助才能持续对抗第三帝国，他也许就不会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了。

英法对德宣战后，巴黎和伦敦的军事专家们注意到了法国军队的一些严重缺陷，尤其是陆军严重依赖训练不足的预备役人员，且空军力量平庸，但他们相信这些缺陷可以在总动员之后很快消除。当法国财政部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在1939年9月宣告“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是强大的”时，他信任的既是巴黎，也是伦敦。因为在纸面上，英法的军事与工业资源看起来确实远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在1939—1940年的冬季，英国开始出现怀疑的论调（特别是丘吉尔），认为法国军事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4英国驻法远征军（BEF）第2军军长艾伦·布鲁克中将在1939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由得怀疑，法国是否仍然足够坚强，能再次从头到尾地参与这场战争。”5

在莱茵河对岸，希特勒将法国看成德国的死敌，几乎从一开始就准备着又一场冲突。但希特勒也尊重法国陆军——那是他在一战中曾经对抗过的军队——期待着一场艰苦的战斗，不过德军更胜一筹的训练和士气将锁定胜局。莫斯科的斯大林也期待着法国陆军在防御战中有好的表现。他认为即将到来的西线战役是意外收获，可以使希特勒专注于其中至少一年，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随意实施在东欧的侵略行动了。当法国仅仅6周就沦陷时，目瞪口呆的斯大林惊呼：“他们完全无法进行任何抵抗吗？”除了希特勒有预见性的乐观思想外，当时大部分关于欧洲军事平衡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尽管一些战后历史学家认为法国的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当时的几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意料之外的。

巴黎陷落后，国际上对法国及其军队的看法立刻发生了转变。停战后仅两周，《生活》杂志就宣称“法国打败了自己”，并称“内部腐败”是失败的根源。法国军队应有的实力此时被嘲笑为“可悲的幻觉”，人们指责法国军官“如兔子般怯懦”。《生活》杂志的结论是，法国的失败源于内部分歧，以及法国人民对“愚蠢、官僚、腐败、懒惰、低效到无可救药的领导层”的宽容。6其他人也效仿新闻界的这种嘲讽口吻，并很快形成了解释失败的“集体智慧”。

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七十年里，1940年这场以法国失败告终的六周战役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首次官方研究始于1942年2月，当时维希政府在里永举行了一次作秀般的审判，点出了第三共和国的主要军事和政治人物，并将失败的罪责放在他们头上。7里永审判几乎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但它开启了对法国军队内部缺陷的公开讨论。当犹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遗作《奇怪的失败》（Strange Defeat）于1946年出版时，更为这种潮流添加了动力。布洛赫曾以预备役上尉的身份接受动员，参加了1940年的战役，他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这本回忆录的写作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作者身处被占国家也严重限制了其视野。而且，他仅是驻佛兰德斯的法国第1军中一名下级后勤人员，也承认自己“没有任何一线作战经历，远离前线部队，与前线部队接触很少”。布洛赫将失败完全归咎于“彻底无能的统帅部”，而他从未见过这些人，他还说，法国军事领导人无法理解现代化的作战方法。8他承认，自己的结论基于间接得到的信息。尽管观点有很大的局限，布洛赫的回忆录仍被视为非常可信的作品，确立了一种被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遵循的模式。

20世纪50年代，关于1940年法国战败的严肃文献著作开始出现，以英语写成的重要著作包括：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的《输掉一场战役》（To Lose a Battle，1969），盖伊·查普曼（Guy Chapman）的《为什么法国会沦陷》（Why France Fell，1969），威廉·L· 夏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1969），杰弗里·A· 冈斯博格（Jeffery A. Gunsburg）的《分而治之》（Divided and Conquered，1979），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的《灾难的种子》（Seeds of Disaster，1985）和《断裂点：色当与法国的陷落，1940》（The Breaking Point: Sedan and the Fall of France, 1940；1999），恩斯特·R· 迈（Ernest R. May）的《奇怪的胜利：希特勒征服法国》（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2000），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的《法国的沦陷》（The Fall of France，2003），以及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的《闪电战传奇：1940年西线战役》（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2005）。这些书籍广泛研究了作者认为对法国军队迅速战败起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因素，布洛赫“彻底无能”的主题思想交织于多部著作中。只有冈斯博格的书声称，1940年的法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没有缺陷，也不是由无能的军官率领的。

读者也许感到疑惑，有了这么多现存文献，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答案很简单：现存文件几乎只关注“黄色方案”（Fall Gelb）——德军西线攻势的开始阶段；而摒弃了德军攻势的后阶段，即所谓的“红色方案”（Fall Rot）或者仅将其当成短暂的尾声。许多著作在1940年6月3日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就停止了叙述，似乎那就是战役的结尾，从而忽略了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又向法国派出第二支远征军，并再次撤退的事实。弗里泽尔的作品被人们视为从德国角度出发的著作，但也止于敦刻尔克，仅用两三页的篇幅简述了“红色方案”。而霍恩666页的著作中也仅用了24页来介绍“红色方案”；他主要关注政治细节，仅在一个句子中提到了第二支英国远征军。道蒂的书结束于1940年5月16日，迈的书则完全无视了“红色方案”。因此，现有历史著作大多遗漏了“红色方案”和法国战役的下半部分。

确实，详细讨论“红色方案”的重要著作只有莱昂内尔·埃利斯（Lionel Ellis）的正史《法国与佛兰德斯的战争》（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2004，353页中的36页）、上文提到的夏勒（948页中的100页）和查普曼（354页中的70页）的著作，以及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爵士的《灾难任务》第二卷（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1954）。查普曼对“红色方案”的叙述注明了日期，好和夏勒的日记一起阅读，但法军在索姆河的抵抗通常只得到一两段的篇幅。第二支英国远征军的撤退（“阿里尔”行动和“循环”行动）在二战史中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发生于1940年6月的重要事件也鲜少在标准的叙述中被提及，例如德国空军在圣纳泽尔沿岸击沉“兰开斯特里亚”号客轮，造成至少3000名英国军人死亡。现有的法国战役文献主要关注1940年5月的事件，且基本以地面战役为中心，对空中与海上行动（除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外）则轻描淡写。虽然对1940年战役的空中行动有专门的研究——严重偏向于英国皇家空军（RAF）的贡献——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整合到正史中。法国海军在1940年6月也相当活跃：于沿岸地区提供舰炮火力支援，对意大利军队实施袭击，将关键舰只撤往北非，并对柏林发动了盟军的次空袭。但在有关1940年战役的所有叙述中，这些都被忽视了。关于德军在1940年战役期间对法国军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正史中也没有太多的讨论。1940年5月27日—28日党卫军部队在帕拉迪斯和沃尔穆屠杀英军战俘的事件广为人知，但德国陆军正规部队杀害法国战俘却被有意回避了。

现有的大多叙述还忽略了法国战役中波兰地面及空中部队的作用，因为这些部队都没有参加1940年5月的战斗。然而，在1940年6月的绝望日子里，5万多名波兰军人和飞行员加入盟军一方，在法国宣布停战之前做出了显著的贡献。2万多名波兰人逃往英国继续战斗。捷克飞行员在1940年也为法国军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因此，本书的焦点将放在“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空军事行动上，它将是本试图详细介绍法国战役后三周的书籍。我必须讨论战前各参战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概述“黄色方案”的进程，以便为讨论“红色方案”打下基础，但不会为此投入过多的篇幅；对前期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大量现有文献，了解那一阶段的更多细节。

然而，充实1940年法国战役后半段的内容不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我还发现对法国军事失败的现有解释在因果关系上过于笼统，与实际的战场情况不符。法国失败通常被描述为是军事无能或者道德败坏所致，常被引用的6个具体因素是：

1.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风行导致的士气低落；

2.错误的法国军事学说，特别是机动战和坦克的运用；

3.和平时期预备役部队训练不足，导致陆军装备无法应对现代化战争；

4.马奇诺防线的不利影响，据称它破坏了法国陆军的战斗精神且占用了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发展装甲师；

5.呆板的军队高级指挥机构在战役之前犯下了多项错误，事实证明，他们也无法应对变化无常的现代战场；

6.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无法调和的政治分歧与腐败现象，据称，这些现象削弱了国家团结一致面对侵略的能力。

◎1940年6月传奇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仍有大量英军部队与法国盟友并肩抗击德军。在阿布维尔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接着又在索姆河沿线顽强防守后，英军被迫从勒阿弗尔、瑟堡、布雷斯特和圣纳泽尔再次撤退。法国垂死挣扎的同时，政治家和军人却在争论该做什么——到底是逃往英国或北非，还是寻求停战。

◎本书焦点是“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详细介绍了法国战役结束前三周的情况，并解释了这段时期对战争余下阶段英法关系的影响。

◎本书还从军事、政治与人性的角度讲述了1940年6月法国的崩溃，以及意外缴获的军事装备、燃油和工业资源如何增强了第三帝国打击下一个对手苏联的能力。

前言

第1章  迈向灾难之路，1918—1939年

第2章  疑云

第3章  中路无法守住

第4章  走向大海

第5章  阿布维尔之败

第6章  魏刚防线

第7章  埃纳河决战

第8章  瓦解

第9章  墨索里尼的豪赌

第10章  占领

词汇表

附录A  盟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附录B  德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参考文献

◎1940年6月传奇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仍有大量英军部队与法国盟友并肩抗击德军。在阿布维尔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接着又在索姆河沿线顽强防守后，英军被迫从勒阿弗尔、瑟堡、布雷斯特和圣纳泽尔再次撤退。法国垂死挣扎的同时，政治家和军人却在争论该做什么——到底是逃往英国或北非，还是寻求停战。

◎本书焦点是“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详细介绍了法国战役结束前三周的情况，并解释了这段时期对战争余下阶段英法关系的影响。

◎本书还从军事、政治与人性的角度讲述了1940年6月法国的崩溃，以及意外缴获的军事装备、燃油和工业资源如何增强了第三帝国打击下一个对手苏联的能力。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失败的这些传统解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无法解释某些现象。例如，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确实削弱了某些法国预备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在色当之战中，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大部分正规部队或者殖民地部队中并不明显，而此类部队占野战部队的40%。第2北非步兵师（DINA）预备军官丹尼尔·巴洛内（Daniel Barlone）上尉批评了该师的一些参谋，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部队中的士气甚佳。9另一位正式军官——34岁的弗朗索瓦·于埃（François Huet）上尉证明，法国陆军仍能造就“斗志昂扬”的士兵。于埃 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骑兵将军，而他自己也是圣西尔学校的明星学员，当时已在摩洛哥服役7年，是战功卓著的骑兵军官。1940年战役期间，于埃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员也有过多次出色表现，在抵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贝尔·纳谢兹（Robert Neucheze）少校也是第二代骑兵中的一员，且是殖民地老兵，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法国正规军中层军官同样不乏真正的勇士。

与德国陆军（现役、预备役与后备军）一样，1940年的法国陆军也有不同质量水平的部队（现役、A类预备役、B类预备役），有超过40万人的北非部队参加了战役。德方在1940年的报道中承认，塞内加尔猎兵（tirailleurs）和其他殖民地部队作战勇猛。虽然第55 步兵师（55e DI）、第71步兵师（71e DI）等B类预备役部队在色当战役中迅速瓦解，但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准将的第14步兵师等正规部队在勒泰勒桥头堡防御战中表现卓越，许多叙述（包括霍恩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事迹。霍恩无视法国陆军表现出色的事例，基于法国军队从内部瓦解的思路，得出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战斗中怯懦、无能、厌战的流行结论。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米耶（Dominique Lormier）曾持续多年在他的法语版历史书籍中反对此类粗枝大叶的解释，但很不幸，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确实，将230万的野战军所有部队与色当战役中的2个三流步兵师混为一谈明显是荒唐之举。同样，现有证据表明，1940年法国海军和战斗机飞行员的士气也相当高涨，这意味着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理论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的军事努力。10而且，对法国和平主义的过分强调，完全无视了法国在1925—1933年镇压摩洛哥和叙利亚叛乱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为了粉碎里夫山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起义，贝当元帅部署了超过10万名士兵，包括来自法国大都市区的部队。仅仅6个月，贝当的部队就遭受了1.1万人以上的伤亡，包括3700人死亡或失踪，说明法国愿意以损失换取军事上的成功。11很显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和叙利亚的起义者都不会同意法国战备受到和平主义削弱的论调。

衡量军队士气与纪律的客观方法之一是研究与开小差、自杀及军事法庭审判有关的统计数字，但强调1940年战役中士气是关键因素的叙述却倾向于依靠坊间的评论，而不是统计学证据。在假战（Drôle de Guerre）期间，法国军队共计死亡12623人（包括疾病与事故），但自杀者与被处决者数量不详。另一方面，可以查到德国陆军在此期间的具体数字——非战斗死亡者将近1万人。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德国陆军有777名士兵自杀，超过600人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超过300人。12法军开小差的比例是否更高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德国国防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怀不满。

 “法军士气低落”的判断还忽略了关于另一方士气的隐藏真相——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密谋反对希特勒，并积极抵制“黄色方案”，因为他们不相信该方案能够取得成功。从1938年的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开始，德国陆军内部就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根据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的说法，当希特勒宣布1939年进攻法国的打算时，大部分德国高级将领都惊骇不已，并积极地破坏这一举措。13德国陆军高层——包括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参谋长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及其副手步兵上将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都知道这一反希特勒的图谋，却没有向希特勒告密。假战期间，C集团军群指挥官威廉·里特尔·冯·李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上将、第1集团军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大将也知晓反希特勒的图谋。这些军官不仅反对“黄色方案”，其中一些（如施蒂尔普纳格尔）还积极商讨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希特勒赶下台。国防军反希特勒共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汉斯·奥斯特上校（Hans Oster）甚至在1939—1940年的冬季向荷兰驻柏林军事参赞提供了“黄色方案”的行动细节。1940年法国陆军各部队中确实存在士气问题，但德军的士气也远称不上高昂。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至少法国陆军中没有人密谋推翻雷诺政府、刺杀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或者向敌方提供秘密计划文件。因此，士气对于1940年的双方都是一个问题，并非法国独有。

关于军事学说的争论主要因罗伯特·道蒂而起，他是一位法国陆军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灾难的种子》解释了法国陆军“按部就班作战”（bataille conduit）的理论是如何在1918年8月亚眠战役中总结出的战术上加以精炼，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简单的改良，后纳入坦克与飞机的作战中的。14道蒂断言，“按部就班作战”强调火力而非机动性，寻求利用由司令部实施微观控制的炮兵等关键资源，打一场紧密控制下的战役。他还表示，法国军事思想经过调整，能避免1914年8月给陆军造成惨重代价的那种会战再次发生。道蒂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