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估与法治大数据

　　本书改变了传统的法治研究范式，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化抽象为具体，对法治属性进行精细界定，对国内外法治状况进行清晰展示，对一些流行的法治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评估方法论和别具一格的地方法治理论，有很强的创新性，研究分量非同一般。

　　作者自2012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来就研究法治评估和法治大数据，本书是作者在这一领域长期研究的结晶，"干货满满"。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法治的实际面貌有很大帮助，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明确指引。对未来的法治研究而言，本书将是必不可少的参照。

　　特此推荐！

　　--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孟涛，1984年生，安徽蒙城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已出版专著《中国非常法律研究》、译著《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合著《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律与科技。

引论从0到1：法治评估研究的兴起
部分法 治 评 估
章国际法治评估的发展与现状
一、国际法治评估的发展：种类与背景
（一）附属的法治评估
（二）独立的法治评估
二、国际法治评估的原理
三、国际法治评估的方法
（一）测量法治：定量评估
（二）评价法治：定性评估
第二章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与现状
一、中国法治评估的诞生背景与类型
二、中国法治评估述评：原理、指标与方法
（一）基本原理
（二）评估指标
（三）评估方法
三、中国法治评估运动的未来展望
第三章法治评估的理论类型及其逻辑
一、法治评估的理论类型
（一）基于评估主客体的标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
（二）基于评估方法的标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
（三）基于评估内容的标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二、法治指数评估
三、法治绩效评估
四、法治定性评估
第四章法治评估的再评估
一、法治评估的再评估方法
二、余杭法治指数的再评估
（一）信度和内部一致性的分析
（二）效度的分析
（三）误差的测算
（四）稳健性分析
三、全国法治政府评估的再评估
（一）信度和内部一致性的分析
（二）效度的分析
（三）稳健性分析
四、中国法治评估的改进探讨
第二部分法治大数据
第五章世界法治状况的大数据分析
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测量
二、世界法治状况的大数据
（一）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二）东欧和中亚地区
（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四）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和北美地区
（五）中东和北非地区
（六）南亚地区
（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三、趋势与问题
第六章中国法治状况的大数据分析
一、国际评估中国法治的数据
（一）传统基金会的评估
（二）世界银行的评估
（三）世界正义工程的评估
二、中国法治状况的多维评估
（一）评估指标体系
（二）评估主体与评估过程
（三）计算方式
（四）依法治国的评估数据
（五）依规治党的评估数据
（六）法治效果与法治观念的评估数据
（七）余论
第七章地方法治理论的大数据检验
一、地方法治理论的两种模式
（一）横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
（二）纵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
二、地方法治实证检验的方案与结果
（一）地方法治的指标体系
（二）评估主体与量化规则
（三）地方法治的测量结果
三、地方法治理论的检验与反思
（一）横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的检验
（二）纵向层面的地方法治理论的检验
（三）地方法治理论的反思
第八章营商环境评估的大数据分析
一、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
（一）评估指标
（二）评估方法
二、中国营商环境的大数据
（一）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评估
（二）世界银行对于中国30个城市的评估
（三）中国2018~2019年营商环境各项指标分值
三、营商环境建设的兴起
（一）经济转型的需要
（二）经济困境的倒逼
（三）国际竞争的刺激
（四）中国营商环境建设与评估的全面开展
四、营商环境建设与评估的启示
（一）营商环境建设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二）营商环境评估对于中国法治评估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一段“另类”的学研生涯

　　本书改变了传统的法治研究范式，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化抽象为具体，对法治属性进行精细界定，对国内外法治状况进行清晰展示，对一些流行的法治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评估方法论和别具一格的地方法治理论，有很强的创新性，研究分量非同一般。

　　作者自2012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来就研究法治评估和法治大数据，本书是作者在这一领域长期研究的结晶，"干货满满"。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法治的实际面貌有很大帮助，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明确指引。对未来的法治研究而言，本书将是必不可少的参照。

　　特此推荐！

　　--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孟涛，1984年生，安徽蒙城人，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已出版专著《中国非常法律研究》、译著《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合著《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律与科技。

　　出版说明

　　法律出版社作为全国规模的法律专业出版机构，一直秉承“为人民传播法律”的理念，与学术界共同推动法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2018年5月，法律出版社设立青年法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用于资助法学学术著作出版和奖励优秀法学图书，旨在支持优秀法学学术著作出版，扶持具有较大潜力的青年学者。

　　经过法律出版社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专家匿名评审和法律出版社编辑委员会评审，共有7部作品获得法律出版社首届（2018年）青年法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期待更多年轻法律人的优秀学术作品！

　　法律出版社

　　2019年5月

　　序二

　　早就想动自己手写这样一本总结法治评估的著作，然而总是忙来忙去，抽不出时间。读到孟涛写的这本书有点喜出望外。认识孟涛是在一次博士后论文开题会上，当时对他的印象较为深刻，他常若有所思，不像一般的博士那样夸夸其谈。后来听说他毕业后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再后来在不同的会议上见到他，知晓他在做实证分析和量化研究，江山代有人才出。这本书是孟涛关于实证研究的专著，重点谈了法治评估的内容和方法，既放眼世界，也回望中国，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读。

　　法治评估从无到有，在中国呈现了大发展的局面，除了专门从事此类评估学者的不懈努力，还有赖于法治评估终进入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这也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话语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一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中国学者到国外交流，总是夸夸其谈中国的特殊治理能力和治理手段，往往游离于话语体系之外，以至于交流不畅通，观点难以得到认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话语权阙如，不仅在国外，在国内也是如此。由于前提问题，一些人用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这个断言很值得分析。有特色的法治和普适的法治常常被作为对立的事物相比较，二者其实并不存在对立关系。普适是指一些基本的原则具有共同性，如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廉洁政府、构建美好社会等。如果我们关注到中国的法治建设，会发现这些普适的价值贯穿其中，但表现得比较含蓄，不具备形式意义上的普适性。回望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和”，在《辞源》里“和”有“调”“顺”“谐”“合”等多种含义，贯穿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之中，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虽然在发展进程中，“不和”的情况也时常出现，“不和”与“和”交织在一起，构成中华文化5000年历史。“和”代表一种理想，如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等，其也必须体现为对人民利益的关怀和基本保障，否则天下大乱，不和亦。“和”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支撑和发展的目标。

　　法治是现代社会运行的秩序支撑，这一点中西方无出左右，分歧在法治的具体解释和运行方式上，在这种意义上并不存在康德的“二律背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令世人瞩目，无论是立法、执政、司法和社会法治建设，成就可圈可点，可歌可泣。道路千万条，发展条，发展的推进需要制度规范，发展的目标需要评估、发展的矛盾需要解决、发展的成效需要共享。制度建设、纠纷化解、成果共享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经济发展的成效更容易发现和更容易感知，法治虽然是实实在在地通过各种制度各个机构推进的，但它与人的感知关系密切，法治的感知和感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制度建设尚可期许，鲜活的经验难以描述。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毕竟改变人是难的一件事情。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级政府实行行政审批改革“放管服”，司法改革如火如荼，普法运动全面推进，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的行为不得而知。由于法治经验总结更多局限于定性，缺乏深入细致量化的研究，缺少数据支撑，大多数人是用西方法治理论描述中国法治实践，缺乏解读中国实践的法治理论和方法，缺少与国际社会沟通和能接受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无法与国际社会甚至国内社会沟通，有伟大的实践，无相关的理论，丧失话语权是必然的。可喜的是，确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在这条崎岖小路上蜿蜒前行，从学术上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提供言之有据的定论，为构建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努力，孟涛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这本书可以使我们管窥法治量化研究的现状、世界局势、作用，毕竟，理论需要实践的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量化评估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法学研究总是说自己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实证量化研究方法。一些量化实证研究是案例分析，不是评估意义上的研究。案例分析非常必要，能够以小见大，从一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但缺乏从宏观上分析发展走势的视角，常囿于具体情境而不能自拔。上述几种方法都是案头分析方法，定性这些是研究的特征，数在其中没有什么位置。法学是一门应用实践学科，需要“走出去”到基层到一线，案头分析显然不能完全掌握世界的真实面貌。

　　法治量化评估为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是我们意识到原来研究还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还挺有说服力。国际上早就存在法治量化评估，如风行世界的“全球治理指标”“世界正义工程”“世界自由度报告”等。国内量化评估研究自一开始就呈现种类多方法异的局面，以不同的形式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两个决定推动了国内量化评估和量化评估研究的发展，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法治评估模型和理论。但如孟涛在书里指出的那样，国际、国内的量化评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指标欠科学、理论分析不足等。，很多法治指数欠缺概念化这一步，法治的内涵是什么？由于没有对“法治”进行界定，评估的“法治”内涵狭窄或过宽，导致评估内容有争议。第二，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存在遗漏和不协调。如国际法治指数往往局限于司法，国内法治指数容易遗漏权利保障，此外跟不上改革的步伐，缺少非常重要的“党内法规”和“监察监督”评估内容。第三，国内有些法治指数评估的不是“法治”，而是“法治建设”。第四，指数的具体量化存在争议，如指标之间权重分配不均。法治指数评估适用比较和排名，评估的地方越多，数据的利用价值也越高。孟涛的观察和分析确实有一定道理。

　　现今阶段，量化评估虽然呈燎原之势，但依然是初级阶段，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问题。如评估的依据是什么，评估的主体是谁，评估的方法如何区分，评估的结果如何运用，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但细想也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在法治领域，实践与理论本来就难舍难分。法治评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是法学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路径。法学研究不仅在书斋中，还需要深入现实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法学研究不应是以各种方式演绎和推导理论或法条是否正确，需要分析真实的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日常工作中，人们常说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种把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割裂、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验证理论，而不是凭空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发明理论学说，构建空中楼阁。与传统研究范式不一样，法治评估对中国法学研究而言，是用理论分析世界的一种新视角，不仅要求分析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还需要研究者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思辨能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前者，研究有可能会闭门造车，沉湎于思辨的空间自我陶醉；没有后者，则会泥足于数字沼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单纯强调基础理论研究或强调现实问题研究都不可取，不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长期以来，这两种研究范式势同水火，互相贬低，是法学研究的通病，不打通之间的联系，研究大约也只会原地踏步，低水平重复，是不会进步的。实证经验研究可以赋予我们独特性和创新性，拓展我们研究的时空，理论研究使我们在逻辑思维的海洋中徜徉，深化我们研究的知识内容。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共同证实或证伪各种“哥德巴赫猜想”。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真的需要携手共进，而不是互相鄙视，共同为创新法学研究方法，构建完善的法学学术体系做出努力。可以预见的是，如孟涛这样的新一代学者，具有完整的知识训练，辅之以肥沃的田野经验，势必为法学研究带来清新和沐之风。

　　法治评估是依法治国的新抓手。法治评估试图测量法治的状况，改变法治理论的抽象形态，使之变得生动、丰富和可感知。回到世俗层面，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较为奇特，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人们对每一个涉及自己利益的东西都会锱铢必较，越是接近生活层面，越是如此，士大夫阶层表现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气节例外，之外，很难见到中国人在社会治理中有数的理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认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2020年法治建设五大阶段性目标，即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国家的各项工作法治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目标，提出了各种建设的时间表。对于各级政府而言，这些要求是一种新的治理维度，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在社会治理中体系建设从来不甘人后，各种理论体系观点漫天狂舞，但其落地情况却无人问津。这是因为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中，数据都是一个特别边缘化的东西。我们的干部习惯于定性思维，他们提出各种宏伟目标和体系，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和会议要求的实际效果如何无人关心，即便存在检查和监督，大多也流于形式。于是，在中国真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体系一经提出，目标似乎就已达到，这确实比较荒谬。

　　法治评估显然能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所裨益。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法规制度设定和安排，形成科学的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完善治理体系方面，可以通过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使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科学，体现人民的意志，避免与宪法相冲突的恶法、劣法出台。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体现的是执行力问题。长期以来，国家的各项建设总体推进较好，但国家治理能力不强、治理能力粗放，善于做大事，精细化不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干大事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现实中民众身边的小事关怀不够不仅与党的执政宗旨不相符合，而且是政民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法治评估可以精确度量治理体系落实到位的程度，了解民众对法治建设的需求，发现法治建设中的短板，提出法治建设努力的方向，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公权力机构在社会治理中不再盲目乐观或妄自菲薄。

　　量化评估也是年轻学者发挥才能的新天地。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基本要求。走出书斋，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不仅可以丰富法学工作者既定的知识内容，还可以调整固化的知识结构，在实践中，发现新的天地、新的内容、新的实践、得出新的结论。10年来，我们对此有深刻的感受，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学到了很多书本中无法获取的知识，认识了很多色彩各异的人群，工人、农民、法官、律师、公务员、教师……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认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单线思维的行列，以一种更全面、更宽容的视角看待这个不完善的世界。年轻学者充满朝气，知识新锐，更应该在实践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丰富自己的知识，淬炼自己的人格，应召国家的呼唤、服务人民的需求，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分析问题和理解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学者可以飞速成长。法治评估报告需要评估者具备很高的写作技能和专业技术，定量和定性都不可或缺。孟涛自己的亲身体会是，定量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数据的展示，文字围绕着数据而展开，判断法治的状况。定性报告的主体内容是文字，不能有太多的个人主观色彩，需要充分介绍评估的背景、资料收集和评估的过程，使读者接受评估者的观察和结论，保障评估结果的真实性。这是参与过法治评估的人才能得出的直接感受。既要避免陷于定量研究的数字泥淖中难以自拔，也要注意在定性研究中不要无厘头自说自话。

　　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法治事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努力是会有回报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朝着这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对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创建，创新法学研究方法，投身依法治国的洪流，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中国法学界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需要确定新坐标，谋求新作为，年轻学子正逢其时，他们的努力如何，我们的国家法治建设就将如何。

　　是为序。

　　2019年5月10日

　　序三

　　法治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法治，让激烈冲突的各方脱下战袍、穿上礼服；放下刀枪剑戟，拿起法条案例，把战场上的刀兵相见变成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法治，能够维持我们有秩序的生活，保障我们基本的稳定、自由和尊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法治建设事业，至今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一代圣贤孔子曾说“四十不惑”，中国法治已经进入了“不惑”阶段。要实现“不惑”，需要经过充分的智识积累，需要众多法学家的不懈贡献。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学家中，有不少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我曾在毕业致辞中说过，在我的心目中，一流的法学院，一定是贡献思想资源和分析框架的法学院。人大法学院前辈的先生们，包括新中国代和第二代的法学家们，他们一直都在朝着贡献一流思想资源和分析框架的方向努力，并且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以1979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人大法学院的代法学家就积极参与，为法治理念的确立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大法学院的第二代法学家们，在中国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法学院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也正在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前行。人大法学院优秀青年学者孟涛的这本书，就是这一学术努力的体现。

　　本书分为两部分，部分是法治评估的理论思想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是各种法治大数据及其相关应用。这两个部分都令我耳目一新。法治研究，给我们的印象一般都比较抽象，是价值层面的研究。近这些年兴起的法治评估研究，则改变了传统的法治研究范式，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来研究法治，这在法治的研究历史中是革命性的。在我印象中，孟涛及其所在的人大法学院法治评估团队，从2012年就开始了法治评估研究，对于法治评估理论基础的奠定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形成了法治研究领域的“人大学派”，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影响。孟涛是我国法治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推动者之一，他关于法治评估的研究论文，有着很高的引证率，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书的部分，对国内外法治评估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于法治评估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精确论述，可谓法治评估研究的集大成者。本书第二部分是法治大数据，这让我尤其感兴趣。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人类、对法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回应信息技术革命对于法治的影响，人大法学院集中优质资源，成立了未来法治研究院，法治大数据研究就是未来法治研究院的重要研究内容。孟涛是未来法治研究院的成员，之前已经学习了统计学方法，能够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本书第二部分用数据来描述世界法治、中国法治、地方法治、经济法治（营商环境），对于读者了解国内外的法治状况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未来法治建设也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本书通过对法治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