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岁月（叶兆言、余斌对谈集，小说家与文学教授的八十年代文坛回忆，披沥一代学人文学与思想启蒙。绝版多年，重装归来）

【序】
余斌
还是读大学本科时，有次到叶兆言家找他玩，他好像是受家里人指派买东西去了，只他母亲姚阿姨一人在家。姚阿姨是不会让客人冷落的，即使是我这样的晚辈。坐等的当儿，她问起学校里的情形，给了我一问：“你看兆言这个人怎么样？”我骤然间有种考场上答不出题的惶惑。然而长辈有问，即属偏题怪题，不能不答，我还真想了一会儿，后硬着头皮不得要领地答了一句：“兆言人好。”——是说他厚道、正派，还是指别的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与叶兆言相识相交，转眼间已二十多年，说对他全无所知，那是假的，有的地方，我自信还知之甚深，但事情就是这样，有时你接触越多的人，越难说出个子丑寅卯。这次因搞访谈录，不时地出入往事，不由想到与他相交的种种，也就想到作为朋友的叶兆言。
朋友有好多种，我想叶兆言不属于那种豪气干云、割头换颈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话用在他身上是不大合适的。虽说他时常给人大大咧咧的印象，提起朋友，“哥们”“铁哥们”的豪语也会脱口而出，但他身上委实并无多少江湖气。大包大揽，人我不分，在朋友面前拍胸脯，打包票，为朋友强出头，皆非他的本色。“君子不党”“死党”式的朋友，严格地说叶兆言大约没有。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不“仗义”，不“够朋友”，正相反，他很看重友情，对朋友，特别是“旧雨”，他是时在念中的，而且能尽力处，一定尽力。比如他现在算是名人，若有朋友请他写文章捧捧场，他多半是应的，有时朋友无所求，他也会想到，会惦着，只是他不会说过头话，吹得离谱。反过来，我有次写了篇评他小说的文章，字里行间并非没有一点“微词”，他当然不会看不出来，也未必就同意我的“微词”，可文章还是经他手拿去发表了。他不喜滥施友情，也不会滥用友情，与他平素的为人一致，这上面有他的一份蕴藉，有他的分寸感。
朋友之间言“分寸”，似乎显得生分。研究生毕业后，我和他还时相过从，只是渐渐都有家有口，人到中年，繁杂事都多，同窗时的朝夕盘桓是再没有了，有时他打电话来有事相托，比如帮他查个资料，借个书什么的，总要问麻烦不麻烦，并且总不忘叮嘱，太麻烦就算了。即如这次搞访谈，事先与我商量，也是有几分试探的意思，其实我不是他那样的忙人，而且邀我合作，于我也未尝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有几回谈话过后，他发现我的话不多或是不大随便，便促我放开些，言下颇有些歉然，好像担心对话不够平等，没的委屈辱没了对手。他这些个礼数，我初时还有些不习惯：朋友嘛，何须这些？后来年齿加长，阅人既多，就发现这实在是他的好处。并非仅出于礼貌，也不是生性拘迂，是朋友相处，他有一个“敬”字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说，他尊重朋友，不自我中心，能为朋友设身处地。朋友相处而有“敬”，我觉得比称兄道弟两肋插刀之类更难得，至少现在是如此。
不党，有敬，这与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庶几近之了吧？这上面叶兆言是有些旧派的，恐怕与他们家的家风大有关系。交友之道也见其人，叶兆言看上去有些名士派，不过依我之见，骨子里还是有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
想到上面这番话，是因为叶兆言不止一次对我说访谈录也是对友情的一种纪念。当然不全是为了友谊，年初他说起这事，我一诺无辞，甚感荣幸之外，也有一份好奇心：两人过去在一起，说过的话已非车载斗量足以尽之，但这几年来往已是少而又少，有时几个月也不照面，即使见了面也不再有往日的联床夜话、促膝长谈，我不知道现在坐下来是否还是过去谈话氛围的延续。此外，过去是关起门来，海天湖地漫无边际，此番面对了录音机，自然不同，我很想知道会谈成个什么模样。我对琢磨人有兴趣，还想看看叶兆言如何“表演”。现在书已完成，我发现它与我的想象颇有距离：有的话题，我以为很有意思的，没说；有些话题，说了，却未能尽兴。原因当然非此一端，不过有一端该我负责。我指的是访谈过程中我一再陷入角色的尴尬：在某种程度上，我该扮演主持人或是记者的角色，可大约是太熟的缘故，我常常忘了自己的这重身份当甩手掌柜，倒是叶兆言“反客为主”地导引话题。有时则又过于意识到这职守，用叶兆言的话说，就是没有利用好我的优势，令谈话有时不那么生动、精彩。
可以补救这一点的是叶兆言的坦诚。议论起这本书时，叶兆言说的多的一个词是“不要装孙子”。除了不要玩理论，多谈切近生活的话题之外，这也是对读者实话实说的意思。当然，这也算是公开场合，不可能当真像两人私下交谈，可以放言无忌，以他的分寸感，自是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不过谈到他自己，说到他的不自信，他之相信“帮夫运”之类，却都是大实话，而且说得实在，一点不矫情。这里很可见出他的诚笃。
谈话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则是“温馨”。叶兆言素来讨厌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洋溢，这样颇带情感色彩的词若在他的文章里出现多半会是很节制的，这一回说出来却不大吝惜，以至我还擅自做主删掉了几个。这当然是回忆引出来的，也说明他很是念旧，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过去的交情，否则他也不会将一部并非叙旧的访谈视作对友谊的一种纪念了。只是“纪念”这词不大好，纪念的对象总是已经逝去的东西，纪念有时就意味着埋葬。我是希望与他一直保持这份友情的。毕竟，有这样一个朋友，不易。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西大影壁 
【跋】叶兆言
记忆常常靠不住，这本书的内容完成后，我曾感叹，要是能找到几张当年读书时的照片就好了。印象中，大学时代没有拍过照。本书的合作者余斌却纠正说，当年我们不仅有照片，而且那次逃学骑车去浙江，还带着照相机，带着三脚架。这让人感到很吃惊，我的记忆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我一度是很爱好摄影的，上大学前，是个不错的业余摄影师，拍照片屡屡得到祖父的表扬。七十年代中期，照相机比较罕见，我有个品牌不错的查尔基 4型相机，还自制了全套暗房设备，有放大机，有上光机，甚至有闪光灯。记得那时候买放大纸，论斤购买，用脸盆洗印照片，动作很大，很可以蒙蒙人。自从有了上大学的念头，就像是戒鸦片，突然与摄影就此告别。大学四年，没人知道我擅长洗印和放大技术，直到临毕业做纪念册，我才跳出来大显身手。当时每人拿出一张底片，每张底片得印五十多张，那是我后一次在暗房里干活，顺便还培养了几位弟子。
失去记忆的根本原因，也许是不愿意记忆。人一生中可以兴致勃勃读许多书，但是大多数内容都忘了。我和余斌从踏进大学校门，就成为好的朋友，二十多年来，在一起说过的废话，成千上万。七年同窗，“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如今回想，仿佛梦中的情景，仿佛一个世纪前的故事。当年心血来潮，有了什么小说构思，总是把他拉到一边胡扯，逼着他听，说完就忘。
这本书是对友谊的一种纪念，又一次过了嘴瘾，并且玩了一回时髦。挂一漏万免不了，失之东隅，未必收之桑榆，只能聊胜于无。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日?河西碧树园

回忆果然靠不住，稳妥之计莫过于记录在案，白纸黑字想赖也赖不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时间一晃，书内容过去已久，都是十年前说的旧话。当时觉得很麻烦，心里没谱，两位熟悉的朋友谈天说地，怎么就变成了一本书。现在有机会重新出版，首先要向出版社表示感谢，其次感谢为此书破费的读者，谢谢你们支持。书店里没有作者的书，或者有书却无人购买，都是很尴尬。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河西

这是本书第三个版本，我希望是后一版，前面两版早就脱销，二十年过去，又增加了几层时间的包浆。访谈录作为一种时髦，颇为流行，在我的诸多访谈中，只有这一本是特别，因为友人中，只有余斌了解我，不折不扣的难兄难弟。这本书将永远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关三汊河

世纪之初午后的时光，一对至交契友，十数次直抵灵魂的对谈，饱含温情，从野蛮生长的少年，到蓬勃恣肆的青年，再到平淡如水的中年，言说一代人的青春往事与文化情怀。
他们从古典谈到现代，从外国文学谈到诺贝尔奖，从骑行远游千岛湖，到埋首史料做研究，时而凌空高蹈，时而回望俗世。这是对友谊的纪念，也是对岁月的重温，更是对逝去的青年精神的追忆。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代表作为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
余斌，1960年生于南京。1978—198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提前怀旧》。

序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
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超过了其他冲动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我看来，陈先生倒更像一位私塾先生
二〇〇〇年三月五日
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学校不好，外面的世界更糟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
你知道我性格里很糟糕的一面，别人若不把我当人，我就不把自己当人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平庸的，还不如说是那些史料对我有些好处
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
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
要是你被流放，我劝你带上一本《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就足够了。说到底，我还是喜欢周作人，他一生好像在写一部著作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
诺贝尔奖注定是尴尬的，注定让中国作家哭笑不得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好电影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试一试的欲望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作家有时越写脾气越大，越写越理直气壮地有许多坏脾气
二〇〇〇年七月八日
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很无聊，很平庸，枯燥无味，整个是架写作机器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
作家永远是单数。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连在一起而存在，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
附录：柳树开始的对话
跋

世纪之初午后的时光，一对至交契友，十数次直抵灵魂的对谈，饱含温情，从野蛮生长的少年，到蓬勃恣肆的青年，再到平淡如水的中年，言说一代人的青春往事与文化情怀。
他们从古典谈到现代，从外国文学谈到诺贝尔奖，从骑行远游千岛湖，到埋首史料做研究，时而凌空高蹈，时而回望俗世。这是对友谊的纪念，也是对岁月的重温，更是对逝去的青年精神的追忆。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代表作为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
余斌，1960年生于南京。1978—198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提前怀旧》。

叶兆言的性格为人*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苏童
在我的诸多访谈中，只有这一本是*特别，因为友人中，只有余斌*了解我，七年同窗，“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这本书将永远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