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神木

于人心的幽暗处发见光亮

——刘庆邦中篇小说管窥

何向阳

刘庆邦的小说一直以细节见长，从某个方面而言，也可以说一直以人物的心理变化的幽微刻描见长。这可能是与他一直以来擅长于写短篇小说有关，一直以来，刘庆邦被评论界以“短篇小说之王”相称，短篇小说练就的一身功夫，放到

中篇小说当中，也同样显示出它的威力不凡。

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从1981年发表于《莽原》杂志的写煤矿的中篇小说《在深处》开始，刘庆邦一直有两套笔墨，一方面记录乡村以及乡村人40多年间的时代变化，另一方面仍不遗余力地记述他从心底关注的矿工生活。曾经当过矿工的他，在成为作家之后，从未让这个生活的“富矿”被别的生活所掩埋，这是他意识的深层的东西，而那些和他共同“在深处”工作过的矿友，则是他心念牵动的对象。理解了这一层，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刘庆邦在短、中、长篇中，都有描摹矿工的生活篇章，而那些生活虽在他个人的经历中渐行渐远，却在他的心底从来不曾远离和冲淡，就像一个显微镜拿在手里，执镜人总想看看那些埋在

深处的东西，那些也许被其他突如其来的经验掩盖了的、忽略掉了的东西。

《神木》引人注目的是它写出了随着时代的疾速变化而带来的人心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商品经济过程中，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心之变，人为了钱，为了致富，为了一夜暴富，而将传统乡村的基本伦理抛掷脑后。对这种人心之“恶变”的捕捉，则显现出作家的敏锐。刘庆邦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是沉重的，但他的书写却是丝丝入扣，着重于对于事件中人的心理状态的剖析，对于事件中人的心灵中尚存的一丝善的希望的挖掘，细致地，犀利地，让我们在感受到人受恶的吸引而致的人性变异的“黑色”同时，有力地提示我们“贫穷作为万恶之源”对于人性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件中的作恶者其实也同时是“受害者”，这种悲悯的态度值得关注。现代化的终目的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物的现代化，刘庆邦也许不是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以他细致入微的笔触展开对人心善恶的探索，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于时代深层变化中的人心注目的责任。这种注目预先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应在价值观上着力维护人心的纯正。这也是一个作家应

该承担的使命。

《哑炮》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神木》思考的发展。这部小说较之《神木》是直写矿工生活的。这个煤矿不再是小煤窑，而是真正的煤矿。围绕煤矿生活在文学史上已有不少名篇，但刘庆邦的这篇小说与众不同。它仍然着力于事件之后的人性挖掘。这部小说围绕女主人公乔新枝写了四个男性，宋春来、张海亮、李玉山、江水君。在宋春来矿难去世后，平日对乔新枝怀有好感的三位男性先后示好，但乔新枝选择了江水君，他们结合后的日子平稳而温馨，但这平静背后却深埋着江水君的忏悔，江水君当时与宋春来一起在井下劳作，因知哑炮之事而未告知宋春来，造成了悲剧的发生。这个心病一直在他心底，使他一人在井下干四个人的活，而拼命劳作又使他成了省级劳模，直到他的心底之“痛”变成了身体之病，而在后的时刻，江水君终向乔新枝坦白心迹。他说，他看见了哑炮，没有告诉宋春来，自己躲了起来。他对不起宋春来，也对不起乔新枝。听了江水君拼出后一口气说出的话，乔新枝平平静静，一点都不惊讶。她拿起毛巾给江水君擦泪、擦汗，说：这下你踏实了吧，你真是个孩子！

江水君终于和盘托出，并在和盘托出当中获得了解脱，但是他对宋春来的死真负有责任吗？看从哪个角度讲。从事件本身而言，江水君有着知而不提醒的责任，出于个人的目的他隐瞒了真相，从一个人的正直的心来看，他的确有责任。这是一种对于他者生命的珍视和尊重的做人的责任。所有的负罪感即源于这种内疚，这种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不可推卸的对他者生命的尊重与护佑责任，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应本来具备并自觉承担的。而未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出于哪种私心，都是对伦理道德这一底线的失守。江水君是一个本分而善良的人，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毅然找回了这种本真，重新守住了道德的底线。小说写到此，已十分精彩，而更让人动容的是，乔新枝的回答将这真相揭开之后，有一种更大的视野与胸襟，作为妻子，她或许早已猜到了江水君的心事，但她仍然以救赎之心与之结合，而在他的心中发掘善良，这种女性对于人性的护佑让我们看到了母性一般

的悲悯情怀。

刘庆邦善于从具体的事件中发现人的本质，从也许并不是那么完满的现实中发见人之成为人时所做的种种努力。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视点似乎一直是那些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中的同伴，然而我们的镜头拉开，他写的其实也并非一个煤矿、几个矿工，或是在乡村中求生计的人，他经由这样一些具体的事件写出的人性，何尝不是我们身心所挣扎过的。经由一场场心理的较量与人性的洗礼，那些暗的

东西渐渐地退到后面，那些光亮慢慢地得以呈现了。

就像煤，这看似黑的东西，它燃烧时发出的光芒，也会把周遭照亮。

2019.12.28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