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

余世存序：大年生存史观中的个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

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a 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但在今天，这部著作是以报摊图书的样式出现，而市场江湖的存在又非时髦、流行，因为它印着“纪念庄子逝世2300 周年”的庄严广告b。这几乎是庄子“材与不材”的散木象征，又是鲁迅的横站意象。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掩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其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指望一个时代的主流知识界或市井文化给民族历史巨大的精神个体以公正的待遇，本身并不公正。因为这些精神个体之阔大多与民族集体意识的惰性、狭隘形成反差。
a　编者注：原文“《庄子传》”，为本书初版时主书名，现改为与本版一致的书名全称。下同，不另注。
b　编者注：指初版封面及其广告语。

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近的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中国精神至今未能走出秦汉之制的阴影，而超迈三代，将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清一”、“汇通”，催生出日新又新的文明。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子工程”。自2008 年起，《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近的成果，则是这部《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这样的工作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奇观。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流行小康等等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以自由作家之身，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既是时代的奇观，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未来的研究者，将会比较这部作品跟司马迁人物纪传的关系，将会比较作者语言风格跟金庸小说风格的区别。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
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并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争竞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葆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求做奴隶而不得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位置的两种生存中，仍有第三种生存，有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在市井求利，影射写作者在主流求名。无论是证明儒教宪政主义，还是证明道家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在写作上的严肃和尊严，当代人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主的重要讲稿《尚书》实在“诘屈聱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即使当下占据知识界主流的学术，充斥市井的文艺，更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足以证明，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从两千年来的儒学氛围中走出来并不容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被请回诸子行列。但对孔子和诸子的解读经历了反复。可见，我们民族要冲破大盗和乡愿的罗网，仍任重道远。两千年间，我们中国人一直活在伦理本位、儒家本位、王权本位、官吏本位的“差序格局”里，个人本位一直属于个案存在。甚至百年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也是在儒家本位、革命本位、阶级本位等罗网中沉浮，这种迷失影响到我们的文史哲学思考，影响到我们官产学精英的存在状态。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是以中国人规模之巨，百年来千年来能称得上独立个体的人屈指可数。庄子说：“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众多的汉语作品，都是求名求利的，少有明心见性之作，少有安慰、关怀和激励。《白鹿原》乃至莫言的作品只是半部杰作，它们多停在革命反思和故事本位中，尚未反思到个人本位；《拯救与逍遥》只是青春意气，它并未夯实人的价值。这类反思和意气，难以跟庄子们对匡章的同情理解和批评相提并论。
张远山的工作是少数例外之一。如果我们知道，张远山、庄子等人的生存，在汉语里被称为“至知”，只不过是“道术为天下裂”前的自然状态，是现代性为平实的自由精神；甚至儒生们称道的圣贤，也只是现代性为健康的公民人格……我们大概能理解，两千年来、百年来我国的世道人心跟文明之间的距离，我们国人的人生跟自由自尊人生的距离。两千年来，在人生中及格的国人学人屈指可数。
庄子、远山等人的努力正大，然而对这个积重难返的共同体来说，仍不足以撼动它固有的轨迹。这也是远山的“庄子工程”在当下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这样说，丝毫不减远山和庄子们的意义。事实上，在今天中国人迈向新生之旅中，远山们的工作已经成为火把、明灯，成为我们生存可信赖的营养和财富。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以此贺远山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问世！

作者简介：
余世存，1969 年生，学者，作家，代表作《非常道》、《类人孩》、《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

吴励生序：正本清源，天道

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远山）之学术精神与章氏（炳麟）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是“发明真相”还是“自坚其说”，无论是庄学义理阐发还是张氏义理的进一步发扬，无论是“天道”的终极建构还是“人间秩序”的终极解构，笔者均可负责任地说，张氏“新庄学工程”三书不仅集中国文史哲之大成，而且确实为中华学术发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典范。换句话说，张氏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是当代中国“新庄学”研究之人，一如《齐物论》（张氏复原本第八章）中所说：“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坦率地说，张远山的“庄学三书”（《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a）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天道”。许多学者谈论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和中国的“道论”传统时，却不能意识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在不同时期造就了无数的大师级人物，而中国的“道论”传统其实却在不断地萎缩，直至后只能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若论根本原因，恐怕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问题在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究竟是“哲学的突破”还是“思想的倒退”呢？这在当下中国学界其实纠结重重：一方面我们不断欢呼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去论证“三代之治”尤其是西周的“公天下”的合理性。后者如果真的那么合理，所谓“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乃至当下的体制化学术，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是前者确实值得欢呼，就像许多学者或根据雅斯贝尔斯或帕森斯或韦伯等所论证的那样，那是思想轴心时代所出现的一场精神觉醒运动，这才是后辈学者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我想同意后者的应该占多数。
a　编者注：原文“《庄子传》”，为本书初版时主书名，现改为与本版一致的书名全称。下同，不另注。

然而，不管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抑或“哲学的突破”，均关系到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发展的根本。因此何为“真道”，就不仅仍是困惑中国学界的问题，而且是个需要不断重思的问题。估计张远山一开始也便是由于困惑，之后为了正本清源，张氏之决绝，上下求索之壁立千仞，迥异于当下诸多学人的浅尝辄止而又喋喋不休。当然，即便张氏本人，对“天道”的认知，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移步换形，并步步为营，从《庄子奥义》到《庄子复原本注译》（三册）循序渐进，直至眼下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上下册）出版，其“无待之待”的“遥达”终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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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奥义》里，张氏对“逍遥游”的“逍遥”二字的解释，基本还是出于“自由”的认知：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并指出（庄子）“逍遥”对（老子）“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蕴涵“无蔽”）。这一点跟晚清以降学者乃至当代陈鼓应对“逍遥”的理解距离其实不远，后者甚至干脆以为：“《逍遥游》提供了一个心灵世界——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个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老庄新论》）也即“精神”由大解放而得到大自由。特别醒目的倒是，张远山一开始即突出强调了“道”的至高地位，而这又是他跟所有解庄者逐渐拉开距离的突出标志。这很重要，其意味着并非仅为精神自由，更是一种精神实体。另外需要特别指出，对所有解庄者所据郭象版庄子的谬解之断然拒斥，是熟悉张氏“新庄学”的人都一目了然的（比如说这可能跟他早阅读流行的郭象版“庄子”对其精神的扭曲和智慧的侮辱有关，也可能跟现世实存的秩序与内在的生存感受密切相关），但是，能够真正把握到他的理论内发动力即由此生发，并确实意识到由此产生的颠覆力量和勇气，可能需要对他“新庄学工程”的深入解读方能领会得到。如：“‘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郭注始终。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局部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而是一再重言‘不自得’。”因为得（德）乃“道”所分施，所以“至德不德”，等等。
假如说《庄子奥义》奠定了张氏“新庄学”义理的基础和框架，《庄子复原本注译》则对“新庄学”义理做详尽而全面的阐释和进一步拓深。尤为重要的是，“天道”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并逐步体现在复原注译的每一篇的“题解”和“附录”之中。仍以“逍遥游”解读为例，在复原本里其甚至开宗明义：“‘逍’训消隐，意为自‘逍’己德。‘德’为‘道’施，故宜永葆。‘德’低于‘道’，不可自矜，不可外荡外显，而当自‘逍’。……‘遥’，训趋赴，意为‘遥’达彼道。‘遥’达彼道，信仰天道，以客观天道为宇宙至高存在，永不自矜尽知天道。天道只能不断趋近，不能终极达致，因为‘无极之外复无极’。”这样，把“逍遥”解释为“自由”就被进一步解释为对“天道”的认知，不仅如此，他甚至把严复当年还有点朦胧的意识（“一切世间所可言者，止于对待。若真宰，则者也”）明晰化乃至体系化了。颇有意味的是，历来以为庄子哲学具有解构性特征——比如陈鼓应以为“逍遥游”还有重估价值的意义，其明显受到尼采观念的影响；庞朴则说：儒家理论都是建构性的，而道家的观点都是解构性的。儒家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建构，而道家却一个劲儿地消解儒家构筑的东西（《中国文化十一讲》）——在张氏力图体系化的重新解释当中，倒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了。
这实在是种理论倒转，而且这种倒转的气魄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精神内核和理论深层却是为了把“天道”彻底地彰显出来。甚至还不仅仅是理论勇气的问题，更是学术功力能否胜任的问题。假如我们对当年章太炎与胡适关于治经治子之间的纠结争论还有印象，一定记得章氏的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的主张，所谓治经乃“客观之学”治子是“主观之学”，后者讲求的是“自坚其说”云云。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远山）之学术精神与章氏（炳麟）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如“庄学四境”（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对“道”的体悟之有无和程度）、“庄学三义”（顺应天道、因循内德、因应外境）、“道术九阶”（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撄宁—撄而后成）、“庄学至人”（践履三义、抵达至境、成道九阶）等等，其间术语、概念、范畴均来自张氏的全新创作。这种创作肯定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通过对庄子文本的细读归纳出来的，典型的是《庄子奥义》中“余论一”所展示的“庄学奥义的全息结构”，不仅可以让人领会到文本细读的功夫，而且其归纳之全面之细致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如他为了归纳的方便，甚至绘制出十几张图表：除了“内七篇”的篇名结构表和单篇结构表之外，“庄学四境的动植象征系统”、“庄学四境的排行隐喻系统”、“‘内七篇’角色四境表”、“寓言六式（除了‘内七篇’寓言表，六式是：‘结构一：四境俱全的完整式。5 例’、‘结构二：专明一境的特别式。7 例’、‘结构三：基本式、完整式减去无知。15 例’、‘变式一，基本式减去小知。11 例’、‘变式二，基本式减去大知。5 例’、‘变式三，基本式减去至知’）”等，后干脆把“内七篇”庄学义理用一幅“南溟吊诡图”做立体展示。而所有这些图示和展示，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有力的根据就是庄门弟子为“内七篇”所撰的一篇序（《杂篇· 寓言》）和一篇跋（《杂篇· 天下》）。
“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下”篇中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蔓延，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张氏的重新解释以及相关图表制作便是以此为根据，并由此出发也由此复归的。也就是说，“新庄学”的重新解释，首先必须彻底面对的是“庄学三言”，张氏概括的是其既对庄学之敌构成“拼图障碍”，同时又为“庄学之友”所设的“拼图提示”，他说：“晦藏其旨的寓言，暗示支离其言的卮言之奥义。支离其言的卮言，点破晦藏其旨的寓言之奥义。变文转辞的重言，确证卮言的支离之义，确证寓言的晦藏之旨。”张氏在“庄学三言”的破解上所花的巨大心力，历代解庄者确实少有人能比。与此同时，为了颠覆“郭（象）注成（玄英）疏”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庄学”话语的重重障蔽，也即把被“郭注成疏”完全颠倒了的庄学真貌与话语真相重新颠倒过来，更是特别严峻考验了张氏的校勘训诂的传统国学功夫和功力，而《庄子复原本注译》三册，便集中体现了张氏这种国人荒疏已久而他居然驾轻就熟的功夫与能力。

战国中期，正当中国历史大一统格局定局前夜，群雄逐鹿，百家争鸣，时人心中谜团百结：血流漂杵、白骨盈野的战争何时终了？历史将走向何处？人性和文化将有何种变迁？
本书忠实再现了七十二位王侯、九十四位将相的纵横捭阖、生死荣辱，及众多士人、刺客、隐士非同凡响的行迹，呈现了一部全息互动的百年战国史，也展现了思想与历史的微妙互动，历史对人性的深刻影响；演绎了庄子一生行迹、思想形成过程、与诸子百家的思想互动，及其对时代与人性的冷眼旁观与独特评议，复活了一个傲视王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