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

经典之作

——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白先勇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汉学界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界树立了两个里程碑：《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与《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在欧美学界即刻引起巨大反响。首先，这是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五四”文学革命历经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至1949 年后的共产主义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潮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及评论。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欧美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研究开始产生强烈兴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反映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小说，当然也就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小说研究的标准参考书。

1968 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全书共分七章，首章为《绪论》，其余六章分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及《红楼梦》，并附题为《中国旧白话短篇小说里的社会与自我》的论文一篇。首先，夏先生将书定名为《中国古典小说》便具有深意。现代中国学者为了与“五四”以降的“新小说”区别开来，习惯将“五四”以前的小说称为“旧小说”“传统小说”或者“章回小说”—这些名称多少都含有贬义；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 一词，意指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的经典之作，夏先生将《三国演义》等六部作品称为“古典小说”，当然是在肯定这六部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地位了。事实上，夏先生取择标准甚严，他在章《绪论》中对中国小说的缺点，做了毫不姑息的批评。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许多不逮之处。但他筛选的这六部小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堪称中国小说的经典，是“此种文学类型在历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充了新趣味的疆域，且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发展途径”。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取材极苛，只选了简· 奥斯汀（Jane Austen）、乔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等寥寥数人，作为英文小说家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也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五四”以还，中国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对中国传统小说都曾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多偏向“考据”，而夏先生则侧重“义理”。当然，夏先生绝非忽略“考据”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每一章的开端，夏先生必先将作品各种版本的演变以及小说题材的来源说得一清二楚。因为像《水浒传》《红楼梦》，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别，影响内容至巨。但“义理”的批评，才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准则，大致可分为下面四个方向：

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将作品放置于中国儒、释、道三流汇合的文化大传统中，来检视小说所反映的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进而加以诠释、比较、批评。他所选的这六部小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灵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数百年来一直深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再加上历来说书人以及改编戏曲的传播，早已深入民间，历久不衰。试看近年来中国大陆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版《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足证这几部经典小说文化生命力之强韧。这些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诸葛亮、关云长、宋江、李逵、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贾宝玉等，也早已演变为我们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观视野，将这六部小说提升到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高度上以为它们定位，这就使《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具备一种恢宏气度，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

扩大为文化论著。

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体例，《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小说史，但所选的六部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史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进的里程碑，因此，中国小说的演进，亦是此书的重要论点之一。除了在《绪论》中，夏先生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演进做了概括的引介，在分论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及重要性详加分析：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中国小说如何从依附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写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摆脱说书话本的累赘影响而蜕变成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分论每章皆可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专论；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后呼应，互相辉映，展现了四百多年中国白话小说演变的过程，这就骤然增加了这部书历史的纵深。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小说艺术是夏先生评论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标准，而夏先生在小说艺术的鉴定上，把关严。他认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说艺术成就不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所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于他们的地位的评价就不如张、沈、钱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鲁英文系，当年耶鲁英文系是“新批评”学派的大本营，独领美国学界风骚。“新批评”学派特别注重文学的艺术形式，对于作品的文字结构审查严格。夏先生对于小说艺术所定的标准当然不限于狭窄的“新批评”，但他对小说作品文字结构的严格要求则始终如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先生终是把六本中国小说经典当作文学艺术来鉴赏和评定的。在这方面，作为文学批评家，夏先生见功力，这部文学批评，处处闪耀着他独具慧眼的创见。将中国传统小说当作严肃的文学艺术，全面而系统地探讨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应该是首创，替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汉学界，奠下根基。

《中国古典小说》以英文写成，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先生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西方读者研究中国小说，难免有文化隔阂，夏先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妥切比较，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例如《西游记》，夏先生举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经，与基督教徒寻找天国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当然，西方学者很早便对这几本中国小说产生兴趣，而且英、德等译文的全本及节本也早已流行，但 1968 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的确在汉学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引导更多西方读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上更连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相观照，其架构庞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1988 年大陆版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德文版于1989 年问世，主译者为艾克·熊菲德（Eike Schönfeld）。何欣主译、刘绍铭校订的中文版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任何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它们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其中有些作品同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一样值得重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共分八章，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了评述，重在阐释，为作品本身的基本理解和欣赏服务。夏志清的评论，侧重阐明小说所反映的“义理”与文化传统，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他按照自己一以贯之的对文学艺术的严格标准，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六部小说进行了小说艺术、结构、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评。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鉴赏，在形式与内容、方法与观念上，达到了一个可贵的平衡。《中国古典小说》所开创的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为后来西方汉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奠定了根基，《中国古典小说》实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夏志清（1921——2013），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纽约州立大学、匹茨堡大学等校。196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经典之作　白先勇 ...........1

前言　 ...........27

第1 章 绪论 ...........3

第2 章 三国演义 ...........33

第3 章 水浒传 ...........67

第4 章 西游记 ...........103

第5 章 金瓶梅 ...........149

第6 章 儒林外史 ...........185

第7 章 红楼梦　 ...........225

附录　中国旧白话短篇小说里的社会与自我 ...........275

注释 ...........297

中文版校订余话　刘绍铭 ...........347

在任何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它们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其中有些作品同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一样值得重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共分八章，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了评述，重在阐释，为作品本身的基本理解和欣赏服务。夏志清的评论，侧重阐明小说所反映的“义理”与文化传统，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他按照自己一以贯之的对文学艺术的严格标准，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六部小说进行了小说艺术、结构、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评。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鉴赏，在形式与内容、方法与观念上，达到了一个可贵的平衡。《中国古典小说》所开创的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为后来西方汉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奠定了根基，《中国古典小说》实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夏志清（1921——2013），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纽约州立大学、匹茨堡大学等校。196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一

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专家学者，若有机会接触西方小说，早晚会发现，构成中国小说传统的著作大多粗疏芜杂。当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这些杰作尽管处于同样的文学传统之中，但却具备了足以教人另眼相看的智慧与魅力，值得一读再读。就拿《红楼梦》来说，即便是苛求的读者也很难不对这样一部经典之作表示赞赏。同样地，大多数有鉴赏力的读者还会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视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经典。这六部作品虽不能完全被视作中国小说的之作（即使我们不把现代作品包括在内，我相信还有几部中国传统小说，尽管其优点尚未得到批评家的赏识，但其艺术上的成就可能比这六部小说中较为逊色者更为出色），但它们无疑是此种文学类型在历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充了新趣味的疆域，且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发展途径。直到今天，这六部作品仍深为中国人所喜爱。在有人对从发轫期直至清末的中国小说进行整体重估以前，我们将批评的焦点放在这六部书上，认为其足以代表中国小说的特色与多样性，谅不会离题太远。

的确，从过去四十年来学术界在这几部作品上花费的工夫来看，这六部小说正构建了中国小说的“传统”。除了中国学者，也有西方汉学家针对这六部小说的作者生平和版本问题一丝不苟地去追本溯源。大陆的学者虽然对《金瓶梅》的色情成分与亲资本主义的自然主义写作（Pro-capitalist naturalism）一直采取保留态度，但这六部小说仍一致被公认为足以表现中国人民创造天才的作品，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是经典名著。这些作品声名日重，部分反映了近年来趋于强烈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亦随之得到认可。传统小说的新命名—“中国古典小说”，明确地显示出态度的转变。不久以前，这些小说还被蔑称为“旧小说”，为的是有意强调它同在西方影响下创作的“新小说”之间的区别；不然就是被相对客观地称为“章回小说”，但这名称尚且带有一丝不屑的意味，暗示传统的写作方法是把故事分成许多回，不顾回与回之间可否成为叙述单元—在现代人看来，此实不足为法。虽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拥护白话小说来支持他们的文学革命，但是他们骨子里又是受过西方文学洗礼的学者，所以面对这类文学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之感。

在西方的影响下，对于中国小说的评价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清末，开明的学者及报界人士已经开始密切关注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如果传统小说对中国人面临现代世界时的困惑要负有部分责任，那么能激发爱国心、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通俗作品就应取而代之。梁启超是倡导新小说的先驱，他撰写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西方爱国志士的传记，在当时影响甚大。而其他关心国事的作家，也日渐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及政府的工具。然而，当他们逐渐领悟到小说就是一种鲜活的社会力量时，也旋即意识到从前的小说家没能恪尽教导人民的责任。

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对传统小说不满的情绪仍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他们引用了其中杰出的几部为白话文说话，这又给人以“传统小说毕竟是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民族遗产”的相反印象。白话文学的倡导人胡适对《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作品推崇备至。依他看，这几部作品的作者应同但丁、乔叟和马丁·路德并列为民族白话文学的鼻祖，而他们的语言对新作家的白话文写作也应具有催生的作用。在这一说法获得认可后，年轻作家普遍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传统小说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胡适所做的整理国故工作中受欢迎的一项便是为几部小说加上新式标点，并在书前适当冠以长序，详细交代作者生平、成书经过，以及他对这些小说价值的大略评估。

尽管这些作品蔚然时兴，但文学革命期间，一般人都觉得传统小说虽然以白话文为语言，但在艺术及思想方面却微不足道。周作人在他那篇影响至深的论文《人的文学》（1919）里列举了十种“非人”文学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主要出自通俗小说和戏曲，而非古典诗文。尽管胡适对中国小说抱有研究的热忱，也看出它在艺术上的粗俗之处，但他似乎不太在乎小说中的“封建”意识。在他为这些小说写的序文以及泛论白话文学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表明他批评态度的旁白，因为他在那些序文及论文中的口气通常是肯定的（这些旁白在后来被大陆的一些批评家翻出来作为胡适亲资本主义并诋毁中国文学的明确罪证之前，一直都不为人注意）。但假如说胡适应当因此受到谴责，那么，活跃于“五四”运动后的那一辈相对比较认真的学者与作家都应受到谴责。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说像胡适一样极为喜爱中国传统小说，但在接触西方小说之后，却不得不承认（假如不是开诚布公，至少也是暗地里承认）西方小说的态度之严肃与技巧之高超。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在有才气的新小说作家与热衷于研究传统小说的学者中，很少有人站出来为旧小说的内在优点辩护，尽管这两类人对于旧小说的评价，应该远比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带有反传统成见的斗士们来得客观。作为知名的白话文学史家，郑振铎有搜集旧小说珍本的癖好，但他偶尔也会流露出对这些作品的厌恶。当时，其他研究中国小说的严谨学者也有类似的不耐烦的感觉。

中国现代的小说家们也是如此。直到抗战爆发，当中国的作家不得不采用较旧的小说体裁来制造爱国宣传品，当一些严肃的作者开始主动发掘旧小说本身的资源时，尽管他们在年少时都曾读过旧小说，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曾从中受益。他们反而转向西方小说追求灵感和引导。在小说名家之中，茅盾就始终看不起旧小说，并宣称旧小说对他个人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甚至认为《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叙述技巧太简陋，不值得现代人模仿。有趣的是，虽然《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言情及讽刺小说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事实却依然遭到小说家们的否认，尽管这些小说的印记在他们的作品里分明有迹可循。

按照惯例，伟大的作品通常被看作例外（包括本书讨论的六部）。现代的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学者和作家却普遍认为传统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种感觉，起先是跟他们共有的那种民族文化上的自卑感分不开的，但这种感觉很快便发展为一种真诚的自省，认识到中国旧小说在艺术上远远落在西方小说之后。终，是共产党人通过坚持旧小说的民族重要性，否定了现代观念对旧小说的看法。1939 年，利用战时爱国热情和民间娱乐的宣传潜力，一面肯定了文学与艺术的“民族形式”，一面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充分利用这些形式。传统通俗文学这时不仅被置于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立的境地，同时也跟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培植出来的现代中国作品壁垒分明起来。这是因为，尽管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肯定与新的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相吻合，但这一肯定显然只能通过主动抛弃西方的影响来实现。

不论大陆流行怎样的批评风尚，只有把中国小说置于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在适当地意识到这点的同时，我认为如果不将其与西方小说相比，我们显然无法对中国小说给予完全公正的评价（除了诸如《源氏物语》这类孤立的杰作，一切非西方传统的小说在与中国小说并肩之时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在西方小说的冲击之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小说也都转入了新方向）。小说的现代读者是在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的实践与理论中成长的：他期待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一个独具匠心的创造者构想计划出的统一的人生观，一种完全与作者对其题材的情感态度相称的独特风格；他厌恶赤裸裸的说教文字，作者插科打诨的闲话，杂乱无章堆积式的叙事结构以及让他分心的其他各种笨拙的表现。但话说回来，即使在欧洲，把写小说认真地当作一种艺术也是近代发展的结果，我们也不能期望始于市民说唱文学的中国白话小说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鉴赏口味。

二

中国小说跟欧洲中古的圣徒传（hagiography）一样，相信生命蕴藏着无穷的奇迹。以一种世故的眼光来看，这些奇迹显得平淡无味，特别是当对奇迹的描写仅仅是为了证明虔心学佛向道与力行儒家道德的效验时。但是，中国的说书人和小说家不仅对表面上显得神奇的东西感兴趣，实际上他们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新近颁布的协约便会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小说家看似拥护严苛的道德，但他们并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假正经。但是这种植根于说书人与听众共有的较低文化程度的容忍姿态，与其说表明了一种现代的开明态度，不如说体现出对于性、污秽和疾病丝毫不以为怪的兴致。这些东西与那些时常干预人事的鬼神一起，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有权要求小说家像关注那些比较体面的社交来往那样给予自己同等的关注。赫胥黎（Aldoux Huxley）曾在“悲剧”（tragedy）与“整体真相”（the whole truth）这两种描写现实的方式之间作过一个极为有效的区分：“为了写一部悲剧，艺术家必须从人类整体经验中孤立出一个单独的因素，而把那个因素当作他的材料”；而撰写“整体真相”的艺术家—赫胥黎主要以荷马为例子—则要照顾到人类经验的全部。从这方面来看，中国说书人和小说家对生命不分青红皂白的迷恋，可以被视为一种不自觉地关注“整体真相”的形式。至少没有哪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是有意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悲剧或喜剧性质的，即便是以诗意的敏感而著称的《红楼梦》，也不逃避面对生活食色世俗的一面，而以极自然的态度从低级的喜剧滑入纯然的悲悯境界。这部小说之所以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正因作者所见的人生百态，无论是下贱的还是崇高的，兽性的抑或神圣的，都一一包含在里面了。

中国小说家迷醉于生命，因此几乎都未曾注意到常为现代西方文学所描写的生活中的那种虚无厌倦感。英勇和歹毒的角色充斥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而这两种人都在自己选择的生活中活得有声有色。在家庭小说中，我们固然常常遇见那些被剥夺了应有的性幸福的妇女，这些不幸的妇人的破坏性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但却没有任何一位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既然生命无意义可言，索性以玩世不恭的心情无聊地活下去。相反地，她们会为幸福而奋斗，即使后遁入空门，她们也至少希望能够在西方的极乐世界获得重生。尽管中国古代小说之中不乏凶悍淫*之徒，却未曾构想出一位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the Stranger）一样的怪物，更不用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与一切价值断绝关系的“地下人”（Underground Man）了。海明威的小说中有一位主角针对现代西方幻灭、厌倦的病态说了一句极为中肯的话：“诸如光荣、名誉、勇气或神圣之类的抽象字眼，和村庄、河流的具体的名字，以及道路编号、军团编码和日期等数字相比，都变得猥亵了。”而即使在宣扬佛家禅理的中国小说里，像光荣和名誉这样的字眼仍保留着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