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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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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晓芒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65001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8469644

上书时间2024-10-19

百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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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人生”“人格”和“人性”,这是我关于“人”的思考的三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个重要的驿站。

—邓晓芒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随笔、评论文章结集,更像是一位哲学家的成长私家相册。“成人的哲学”“人生的功课”“人性的镜子”在本书的三个章节中既收录了作者少年岁月的私人回忆,也有成人之年的著名论战文章;故事之精彩,文笔之犀利,一位哲学家生动而逍遥的形象从书页间跳脱出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他走下哲学晦涩的讲坛,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商品简介

“人生”“人格”和“人性”,这是我关于“人”的思考的三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个重要的驿站。

 

—邓晓芒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随笔、评论文章结集,更像是一位哲学家的成长私家相册。“成人的哲学”“人生的功课”“人性的镜子”在本书的三个章节中既收录了作者少年岁月的私人回忆,也有成人之年的著名论战文章;故事之精彩,文笔之犀利,一位哲学家生动而逍遥的形象从书页间跳脱出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他走下哲学晦涩的讲坛,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邓晓芒,1948 年生,初中毕业即下乡插队当知青,1974 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 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 年被评为教授。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2018 年被聘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杂志主编,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目录

编人生的功课


“成人”的哲学——邓晓芒教授访谈


一个“右二代”的“革命”经历


生命的尴尬和动力


我的优雅生活


在哲学的入口处


知青·人生


对知青下放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我的大学


七十受聘感怀


史铁生的哲学


活,还是不活——评余华的《活着》


 


第二编 人格的建构


“人格”辨义


再辨“人格”之义


[附录]“人格”有道德含义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附录]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


要有中国语境的现实感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


[附录]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


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新型人格意识宣言


门外谈中国画的创新


“我要问学者”栏目答客问


第三编 人性的镜子


西方伦理精神探源


东西方四种神话的创世说比较


《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序


信仰三题:概念、历史和现实


消费时代与文学反思


关于《红楼梦》答傅小平问


现代艺术中的美


关于城市雕塑的文化反思



内容摘要

“人生”“人格”和“人性”,这是我关于“人”的思考的三个主题,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个重要的驿站。


—邓晓芒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随笔、评论文章结集,更像是一位哲学家的成长私家相册。“成人的哲学”“人生的功课”“人性的镜子”在本书的三个章节中既收录了作者少年岁月的私人回忆,也有成人之年的著名论战文章;故事之精彩,文笔之犀利,一位哲学家生动而逍遥的形象从书页间跳脱出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他走下哲学晦涩的讲坛,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主编推荐

       邓晓芒,1948 年生,初中毕业即下乡插队当知青,1974 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 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 年被评为教授。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2018 年被聘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杂志主编,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精彩内容

哲学家和他的枪

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眼见长沙的“揪军内一小撮”已有“战果”, 湖南军区司令龙书金被造反派揪斗了。江青又发出了“造反派要掌握武装”的号召,长沙的造反派抢了马坡岭军火库的枪。于是,“文斗” 变成了“武斗”,枪炮取代了棍棒和梭镖。6 月6 号,长沙“青年近卫军”和“工联”大火并,还打死了人,这就是所谓“六六惨案”。街上时常有流弹飞舞,母亲嘱咐我少出门。时常传来江永县的消息,据说那里的一些“保皇派”正在挑起农民斗知识青年,运动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些消息每每让我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到了8 月初,我在长沙再也待不下去了,渴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于是我买了车票准备回江永。由于这时各地的武斗也开始升级,母亲非常担心我这时回去会遇到不测,把我的车票藏了起来,但后还是拗不过我的决心,含着泪送我上了火车。但火车到了零陵,下车后要转汽车时却断了交通,那时道县已组织了“贫下中农人民法院”,在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盘查过往人等,经道县去江永的班车已停开多日了。我找到零陵地区安置办,他们安排了我的食宿,要我等待。这一等就是11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等待期间结识了同样要去江永的铜山岭农场的周大麻子一行七八人,他们闲得无聊,想弄几杆枪玩玩,于是我也跟着他们闯进了零陵军分区,找到了军分区的司令员要枪。司令员说造反派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枪都被人家拿光了。周大麻子不信,到处去搜,终于搜出一支五四手枪和两个弹匣,我则捡到了一把用来安在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带鞘的刺刀。他们又与军分区商量,让他们派军车送我们回江永。军分区就与驻当地的海军陆战队联系了一部军车,我们终于在第11 天顶着8 月的烈日乘坐军用大卡车向江永县城风驰电掣而去。到达江永县时正是下午三点,周大麻子让车停在县武装部门前,我们纷纷跳下车,直往武装部里面闯,见人就说要找武装部长。我当时渴得喉咙里冒出火来,只顾找杯子和开水桶,没有注意周围渐渐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了白水的“刘备”和陈利荪。他们两位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手里还拿把日本刺刀!我来不及和他们细说,只告诉他们铜山岭农场的人正和武装部交涉发给造反派枪支的事。

“刘备”一下子来劲了,也加入了谈判。比起周大麻子来,“刘备”当然能说会道得多。他引用了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和社论,证明武装造反派完全合乎中央精神,是大势所趋。他很快便取代周成了与武装部

谈判的主要人员。这时白水知青闻讯赶来了十几个人,马河知青也来了五六个,但武装部长就是不松口,说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他不能违例。软磨硬泡到天都快黑了,仍然没有结果。铜山岭的几位知青已经不在了,不知是不耐烦了,还是肚子饿得受不了,去吃饭了。到天完全黑下来时,武装部长终于让步了。他拿钥匙打开了武器库,大家一拥而入,一箱箱往外搬武器,都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到搬出来一清点,有七八条半自动步枪、几条“七九式”、几条汤姆枪、一支“小口径”、六支“五四式”,都配有足够的子弹;更吓人的是11 挺捷克式轻机枪,两箱机枪子弹,外加一箱手榴弹。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但是当我们准备把武器往外搬时,发现我们已被大批的农民堵在门口出不去了。

原来,正在我们与武装部交涉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周围保守派组织的农民们手拿锄头扁担和棍棒把武装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借着武装部门口昏暗的灯光看见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在激动不已地大声喊叫:“滚出来!把枪交出来!”有一两百人,不敢冲进来,只是吼叫。这时,马河的刘必成指挥大家把武装部里面的灯火全部熄灭,将机枪架在二楼的回廊上,上了膛的枪口对准门口。“刘备”和我则到门口去与外面的人交涉,要他们派一个代表进来谈判,地点选在传达室。农民派了两个代表进来了,一进来就占据了电话机。“刘备”则和他们讲中央文件精神,讲我们的意图绝不是对贫下中农来的,苦口婆心地解释了有半个小时。我时刻担心万一农民冲进来怎么办,开枪是不能开的,但也不能眼睁睁地把武器交出去,紧张得头上的汗珠像下雨一样往下滴。农民们已经开始踢门了。正在危急的时刻,电话铃响起来,谈判的农民代表连忙抢过电话:“喂,哪里?铜山岭农场?什么?你们要来一千人……”他脸色一下子白了,扔下听筒就往外跑,边跑边说:“一千人,一千人!”外面的农民也立刻散去了。其实我们听得很清楚, 是铜山岭农场周大麻子他们打来的,说他们有一车人要来武装部接应, 农民把“一车人”听成“一千人”了。

看到门口已空无一人,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铜山岭农场的车并没有来,倒是附近的凤亭农场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武器一起开到了凤亭农场的场部,那时已是晚上10 点多钟了。弄了点饭吃过后,大家都在兴奋地分发武器,那几支“五四式”手枪是抢手货,几个头头都在钩心斗角,每人都弄到了一把。我其实对拥有枪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去争,分到的是一支汤姆枪。据了解武器的人说,汤姆枪装的是开花子弹,打在人身上就爆炸,国际上是禁止的。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会使用它,因此也没有学习使用的方法。第二天一群人到山上去试枪,我只是跟着去看,也没有试自己的枪。现在有枪了,我反倒困惑起来。这枪是对谁的呢?肯定不是对贫下中农的。那么是对县城的老保?也不像,他们还没有坏到该用枪来对付的程度。有了枪却找不到敌人,但没有敌人却引来了敌意,四周围的农民都知道我们抢了武装部的枪,不知已经恐慌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在凤亭农场住了两天,天天开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处理这批枪。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个结果,后决定暂把枪藏起来,大家先回生产队出工。至于藏到什么地方,有人说他知道山上有一个废弃了的炭窑,那儿很安全。于是我们等天黑以后,偷偷地扛着分到的武器弹药,走山路找到了那处隐蔽的地方,把用油纸包好的枪支弹药一件一件地像摆放炭材一样摆进去,然后封好窑门。只有几支短枪由持枪人随身带着,没有放进去。离开藏枪地点后,我们都感到一身轻松。我们分散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但农民大约都已经风闻到了什么,就连在出工时也对我们敬而远之。过了几天,我们又趁着夜色把枪起出来,

让马河的知青坐凤亭农场的拖拉机把枪带到驻湘桂边境的6950 部队,在那里伺机而动。这时,道县屠杀“四类分子”的消息已经传到江永来了,知青中人心惶惶,因为“文革”中我们知青的家庭成分都已经暴露无遗,按照农民的算法我们都算“四类分子”。“芋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算尽快离开江永。于是他和另外三位知青带上四支短枪,试图走小路绕过关卡去零陵,到零陵就安全了。可是没想到连小路都有人在把守,他们四人在道县还是被农民联防队抓住了,从身上搜出了枪支,并被打了个半死。消息传来,我们都焦急万分。我和“刘备”去江永县武装部请求派人去营救,县武装部长派了一名连指导员和“刘备”一起去道县,找到了“芋头”他们曾被关押的地点,但没有找到人。后来听说是当地公社一位同情知青的干部把他们偷偷地放跑了。那名连指导员让“刘备”先跟车回来,他留在那里协助处理当地的武斗纠纷,但这位指导员就是那次被武斗双方的子弹误击身亡的。与此几乎同时,8 月17 日,知青王伯明在江永饭店门口莫名其妙地被农民用鸟铳打死。

这件事以后,留下的白水知青开始逃亡,取道广西麦岭,往全州,再坐火车回长沙。后只剩下我和“刘备”、蒋胖子、温清江四人没有走。我们自恃群众关系好,觉得当时正是“双抢”农忙时节,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出工,农民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我在此时从江永逃回长沙,似乎就说明了我所选择的毕生道路的彻底失败。生产队的农民也安慰我们,说搞生产总没有错。所以后来县武装部派人来白水察看是否还有知青没有离开,准备劝我们暂时避一避,却没有找到人,因为我们正全身晒得黝黑地在田里扮禾,与农民根本区分不出来。然而,风声越来越紧了。一天上午,一群其他生产队的基干民兵在贫协主席运福的率领下手持七九式步枪和大刀、扁担、梭镖包围了我们的住宅,将我们四人五花大绑,逼问我们交出枪支。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枪,枪支都被“芋头”他们以及马河知青带走了,我们是留下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但农民们不相信,四队的一个农民一扁担戳在我的腮帮子上,脸颊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运福连忙制止了那个农民。民兵们在我们的住处搜了个底儿朝天,一无所获, 于是把我们带往山上的小路,把我们四个人隔离开来盘问,我还是说我们没有枪。这时一队的何林清从山坳那边转过来说:“前面已经枪毙一个了。”马上又改口说:“是用刀砍的。”大概他觉得说枪毙却没有听见枪响,无法自圆其说吧。但我心里却大致有了底。当他说:“后一次问你:究竟有没有枪?否则就不要怪我们贫下中农不客气了!”我已经猜到他其实是在恐吓我,我说:“我们确确实实是没有枪。”民兵们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我们解回住处。当我和“刘备”他们重新相遇时, 各人眼里都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运福亲自给我们松绑,说你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好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然后就率领民兵们走了。

晚上我们回想今天的事,四个人都笑得在地上打滚。但形势是严峻的,今天是一个警告,如果再不想办法,说不定真的会把命送掉。我们计议了一晚,决定还是到支持造反派的6950 部队去避一避。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打算分两拨走。第二天上午,我们把知青点的东西清点整理了一下,把四只仔鸡宰了,中午美美地吃了一顿。下午蒋胖子和温清江先装作去县城买菜,就从县城开溜。我和“刘备”第三天一大清早出发,在路边茅厕的棚顶上取下未被搜到的、剩下的一支五四手枪揣在怀里,在蒙蒙细雨中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趁着天还未大亮悄悄地走了。沿途遇上一队打着黑色的龙旗、背着鸟铳去什么地方械斗的农民,我们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头也不抬地匆匆赶路,幸好他们并没有注意我们这两个行路人。

到了6950 团部,我们才发现好几个地方的知青,主要是马河和白水的,都聚集到了那里,有三四十人,那批武器也带到了那里。部队的首长和士兵对我们都非常之好,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他们军垦地上的劳动,他们则带领我们出操、打靶,教给我们各种武器的性能,晚上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房子门口帮我们站岗放哨。我们都很感动。但那时外面谣言风起,有一种说法是,江永和道县、江华、东安、祁阳的贫下中农组织已结成“五县连环”,近就要来包围和攻打6950 团部,主要矛头是针对知识青年,因为他们知道解放军是不能开枪的。我们顿时感到一种恐慌,觉得6950 团部也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另想办法。大家反复商量的结果,决定女知青先由解放军用车送到广西全州,让她们坐上火车返回长沙。她们不带武器,问题比较好办。男知青带着武器去找广西的造反派帮忙。离6950 团部不远就是广西麦岭,附近有一个平桂有色金属矿务局,是造反派的天下,其中有一万多产业工人都是广西“四二二”的。我们与他们联系上后,他们主动派车来接我们去平桂。平桂矿区是一个很大的矿区,不少职工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矿上把我们安排住下,互相交流各自省份的“文化革命” 情况,结交了一些很有义气的造反派朋友。当他们得知我们想把武器带回长沙、加入长沙的“湘江&风雷”时,立刻为我们准备了两部解放牌汽车,配备了两名从朝鲜战场复员的熟练的汽车兵。我们把枪支弹药用麻袋包起来放在车上,人上车把麻袋当坐垫坐在上面,外面看不出车上有武器。当我们在汽车开动的轰鸣声中向相处了两天的矿区朋友们挥手告别时,真有些依依不舍。

两部汽车一前一后,载着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向前飞驰。预定路线是经钟山、富川、平乐到阳朔,后到桂林。那里的造反派势力很大, 可以帮我们返回长沙。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与桂林阳朔一脉相承,风光绮丽。公路两旁的石山十分险峻,从急驶的车上看,如排山倒海般向后面倒去,我们禁不住豪情满怀,齐声唱起歌来。但是司机提醒我们这是“保皇派”的地面,不可掉以轻心。果然,车行至平乐境内,前面公路的转弯处出现了巨石垒起的路障,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这时, 从公路两边的山上,密密麻麻的农民漫山遍野地呐喊着冲了下来,手拿棍棒、梭镖甚至石头,大都赤膊,有的腰间只系一块脏布,一直逼近到离车子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这时,北医“八一八”的王昆成和马河的程保罗、章汀跳下车,要求对方派人来谈判。对方来了几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们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想干什么,我们的代表说我们是湖南“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要回长沙湘江&风雷总部去。他们说车上有什么?我们说有一批武器,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他们说要上车检查,我们不让。他们说不让检查就不许通过。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反复谈判达一个多小时,我们车上的人也就在正午的烈日下生生地晒了一个多小时,身上都冒出了油。焦躁的情绪逐渐在我们心里滋长,两位司机眼看谈判无望,就发动了汽车。公社干部和周围的农民想来制止开车,这时,后一辆汽车上马河的刘必成和胡承扬暴怒地从座位底下把机枪拖出来架在了车顶篷上。周围农民一看架了机枪,“呼啦啦”一阵风似的往山上逃去,就像一大群麻雀忽然一齐 飞走了一般。有几块大石头砸在了汽车挡板上,司机只把头略为一偏, 三下两下就把车倒过来了。王昆成他们连忙跳上车,车子在公路上高速飞驰。公路两旁埋伏的民兵开始射击:“叭!叭!”我们都紧紧趴在车上,行道树上的叶子都被击落下来,飘在我们身上。右边的后轮胎被击穿了一个,幸好是双轮胎,并无大碍。汽车以疯狂的速度往回开, 但再快也快不过电话。车行至富川,不久前还畅通无阻的公路上已拦起了一堆滚木,还有几个农民正在搬木头。司机并不减速,直朝那堆木头冲过去,只听“哗”的一声,滚木被冲得四散,只来得及看到站在路边惊呆了的农民。然而,当车子开到钟山时,远远地我们看见公路当中停了两辆大客车,把公路堵了个严实。我们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汽车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这时从两边棉花地里,几百名公检法的人手持短枪站起身来朝我们逼近,口里喊着“缴枪!缴枪!”向我们包围过来。我感到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王昆成脸色煞白地跳下车,向我们后面这辆车上大喊:“大家下车,都不要带武器!”刘必成却说:“不带武器?那怎么行!”他指挥前一辆车把所有的武器全都搬下来,人员就地卧倒,把四挺轻机枪朝四个方向架起来。我初脑子里一片空白, 近乎本能地听从王昆成的指挥,什么也没有带就跳下了车。下车后看见刘备抱着一条七九式步枪,我又返身上车拿了一个手榴弹别在腰上。事实证明刘必成是对的。对方一看四挺机枪的枪口黑洞洞地对着他们, 还有长枪和手榴弹,立刻就停住了脚步,不敢靠近,因为他们手里只有短火。双方僵持了许久,开始互相喊话,对方同意谈判。

谈判地点在钟山县武装部,我们排着队,手中紧紧地握着武器,走到武装部前面的院子里停下来。王昆成和刘必成他们进去谈判,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大家喝着滚烫的开水,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很不舒服, 眼睛却警惕地向四周巡视。周围有好几百农民围观,还有好奇的小孩子。忽然有一阵子,农民们“呼啦”一声向四面退去,小孩跌倒了又爬起来奔逃。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各自都剑拔弩张。我把手榴弹的盖子揭开,把拉环套在小拇指上,随时准备朝某个方向扔出去,然后就像狗一样逃跑。我的眼睛昏乱,脑子疲乏得要死,失去了作任何判断的能力。但过了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农民们重又聚拢来,而且气氛越来越轻松了。一个小时以后,王昆成他们终于出来了,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他们说,已经与钟山县武装部达成谈判结果,允许我们带上自己的武器,但不能从这里通过,只能打道回去。大家脸上顿时显出了笑容,我们重新排队集合,整理好我们的武器,朝汽车走去。这时武装部的人在后面带领农民群众振臂高呼:“向革命造反派学习! 向革命造反派致敬!”我们则回应:“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当我们坐上汽车,奔驰在返回的路上时,大家还在对刚才的一幕议论个不休。刘必成说,要是刚才没有带武器下车,那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会让我们排起队来用机枪扫。我很怀疑他的推测, 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见识和果断。

车子回到平桂矿区已是晚上8 点钟了,我们匆匆吃过饭,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广西朋友说,由西面去桂林已不可能,现在的办法是朝东面去坪石,再由京广线返回长沙;但武器是不能再带了,这么远的路程,迟早会出事。我们考虑再三,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留下,与广西的战友们热烈地告别,仍然乘坐两部汽车,沿一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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