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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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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晓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20706889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7912243

上书时间202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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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用政治行动和学术研究融入时代,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重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晚清社会及文化、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明代遗民等。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目录




总序 / 001


小引 / 006


辑 一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 013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 013


  二、梁启超的政治生涯 / 016


  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 021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 025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 029


  一、考察宪政五大臣奏稿疑案 / 029


  二、梁启超与戴鸿慈、端方之奏折 / 034


  三、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 / 038


  四、五篇奏稿与清末新政 / 042


  五、化除满汉畛域的献策 / 052


  六、关于《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57


  七、对一篇未完稿条陈的考证 / 062


  [附录]梁启超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 068


    一、请定外交政策密折 / 068


    二、上端方书 / 077


    三、请设财政调查局折 / 082


    四、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 / 085


    五、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 087


    六、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呈文 / 095


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 / 100


  一、梁启超与伍庄的交谊 / 100


  二、伍庄眼中的梁启超 / 104


  三、梁启超与宪政党之关系 / 110


  四、政治与学术的离合 / 118


辑 二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 135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47


  一、关于《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佛教史》 / 151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国学小史》 / 158


  三、关于《墨经校释》 / 176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 186


  一、关于《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与《尝试集》 / 186


  二、关于梁启超词稿 / 202


  [附录]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 / 217


辑 三


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 233


  一、双涛园:以辞章之学为主 / 234


  二、饮冰室一:1918 年为群儿讲学综考 / 240


  三、饮冰室二:清代学术研究的再出发 / 244


  四、饮冰室三:讲论《孟子》的试演 / 255


梁启超的“常识”观 / 266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 266


  二、“国民常识”论述的形成 / 279


  三、梁启超“常识”观的构成 / 291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 306


  一、《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缘起 / 307


  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之试验 / 311


  三、“培养图书馆人才”之实践 / 321


  四、《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成绩 / 329


辑 四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 339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 339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 341


  三、梁启超为父祝寿 / 344


  四、为国乃大孝 / 347


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考释 / 353


  一、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 353


  二、《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 / 357


  三、三个文本对勘所见 / 369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 373


  一、习书留影 / 373


  二、世界八杰笺 / 377


  三、自制笺索隐 / 381


辑 五


关于梁启超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 393


梁启超与政治


  ——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问 / 401


征引文献 / 410


  一、报刊 / 410


  二、史料集等 / 411


  三、论著 / 419


  四、论文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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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用政治行动和学术研究融入时代,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主编推荐

夏晓虹,北京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重点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晚清社会及文化、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明代遗民等。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精彩内容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们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2012 年12 月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 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邮件。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 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 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 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9 月21 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 月29 日、11 月19 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A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B,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

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

牵衣日追从,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 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C。因而,这封写于1912 年12 月1 日的长信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

梁启超认为,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A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其实,梁启超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

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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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后人虽然加给梁启超很多“封号”,但实际上*根本的,也为梁启超所承认的,还是政治家与学者这两重身份,其他各种头衔都可以分属其下。不仅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 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而且,直到1921年,梁启超仍然被政治与学术的强烈冲突所困扰,自白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梁启超*终选择了“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就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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