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如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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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传亮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1938
出版时间2019-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8元
货号27912411
上书时间2024-10-1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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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成立近100年，执政70年，领导中国长达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靠艰苦奋斗、敢闯敢试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引起世界关注、吸引全球目光。试图了解具有丰厚文化底蕴且日益崛起的东方中国，就必须了解拥有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当你问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时，有人也许有不同意见，但当你说到中国发展实绩，他们又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殊不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至今，国外读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不少难解之谜，尤其是下面两个：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有多达几百个政党，为什么单单中国共产党能脱颖而出，经过艰苦努力，击败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成为领导中国的执政党呢？ 二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走了一段弯路后还依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并领导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创造出令世界为之惊艳的辉煌成就，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稳居至今呢？ 就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主要是因为中共有远大追求、纪律严明、组织严密、重视经济发展、注意改善民生。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共的适应性使其有效回应了外部压力，甚至一些一向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学者开始用“弹性”这样的中性表述来解释中共为何总能成功应对挑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则认为中共擅长收缩和调适。上述答案都只是在某些方面揭示了中共的成功之道，但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笔者以为，中共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她在长期的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符合国情党情民情的决策结构和决策体制机制。只有深入了解中共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时是如何高效科学决策的，才能真正明白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何以成功，揭开她真正的成功之谜。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赖于成功决策。只有详细回望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才能明了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本书在回顾近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共决策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中共有效决策的“思维导图”，让读者认识了解中共决策的鲜明特点、主要思路。，中共决策的民本导向，也就是中共决策都会限度地考虑他领导下的中国人的利益。中共之所以成功，和她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人民关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要求共产党的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位置。第二，中共决策比较注重协商，在重大决策出台前都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通过人大会、政协会、党代会等三大协商平台，使得决策更加凸显民主。中共提倡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协商。但协商中有主导，中共无疑在决策方面是主导方。第三，中共决策有上下互动特点，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也有自下而上的积极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汇集来自基层的智慧，并积极上升为国家政策。当然他也会在适当时机进行顶层设计，整体推动改革事业。第四，中共决策不会贸然突进，而是采取试点先行，待积累较多经验时，再积极推广，体现出渐进式决策特点。大国决策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否则会出问题。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先在上海设立，取得经验后才推广到广州等其他城市。第五，中共决策尤其是中央高层决策时比较重视技术路线，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让专家参与有关决策方案的筛选论证，尽量避免“拍脑袋”式决策。中共作出重大决策前基本都会进行多层面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这体现了科学决策的精神。第六，中共决策依法依规，注意决策制度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还建立了决策问责制、决策纠错机制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特别强调终身问责追责，给中共各级官员决策时放置了一把随时可能掉下来执法的剑。第七，中共要求抓好政策落实。再好的决策，不落实，等于一场空。中共特别重视决策后的落实工作，各级干部深知落实中央决策的重要性。在压力型体制下，落实决策成为基层的重要任务。决策能力高低、决策成效如何，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政治组织的命运，也影响所在国家的兴衰。世界上多数政党兴衰，不仅仅和国家体制机制有关系，更和自身的决策能力高低有关系。有的国家的执政党，没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政治组织毫无远见，决策失误连连，以至于国家走向衰落。中共创始人就把政策和策略视为党的生命。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比较善于总结经验，把握了不同情况下的决策规律，具备较高的决策水平，才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屡屡打破所谓“政治定律”，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东方奇迹，中国正在从大国向强国跨越。中共多数时间里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且能拍板决策，这也是中共决策体制的一大优势。在学者王绍光眼里“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局面——无法做决策”，因为这些国家“有否决权的玩家”太多。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明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更加有利于中共进行高效决策。要了解有五千年文明滋养的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中国，而要了解中国共产党，首先要了解中共如何决策。应该指出，本书所指中共决策主要指中共高层决策或者是中共中央决策，对于中共领导的基层政权的决策没有给予关注。这是因为，中共高层决策的运作和基层决策的运作存在较多不同，基层决策受高层决策影响较大，同时又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当然有必要指出，中国共产党决策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一些决策失误，决策体制也需要与时俱进继续完善。但总体上看，中共高效集中的决策是他能创造中国奇迹、书写中国辉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性因素。
导语摘要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奋勇拼搏，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上来看，这与党的有效决策密不可分。本书用“一个导向、六根支柱”的框架结构来阐述党是如何进行有效决策的故事，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共产党决策是科学、民主的，尤其是有效、合理的。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turn an initially economically-weak PRC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ll this is widely held to be the clear result of the CPC’s effective policy making. This book explains how the CPC has develope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s designed to enab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 how all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CPC in a democratic and reasonable way are genuinely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作者简介
沈传亮，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共决策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出版《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历史演进》等专著7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重大课题十多项，发表论文百余篇。Shen Chuanliang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currently working in the Part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he CPC’s history,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s decision-making. He has published seven monographs, such as China’s Decision-mak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the CPC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has presided over or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10 key and maj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目录
前 言章 民本导向第二章 民主协商第三章 上下互动第四章 循序渐进第五章 尊重科学第六章 依法依规第七章 抓好落实后 记
内容摘要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奋勇拼搏，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根上来看，这与党的有效决策密不可分。本书用“一个导向、六根支柱”的框架结构来阐述党是如何进行有效决策的故事，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共产党决策是科学、民主的，尤其是有效、合理的。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turn an initially economically-weak PRC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ll this is widely held to be the clear result of the CPC’s effective policy making. This book explains how the CPC has developed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s designed to enab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 how all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CPC in a democratic and reasonable way are genuinely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主编推荐
沈传亮，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共决策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出版《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历史演进》等专著7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重大课题十多项，发表论文百余篇。Shen Chuanliang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currently working in the Part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he CPC’s history,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s decision-making. He has published seven monographs, such as China’s Decision-mak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the CPC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e has presided over or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10 key and maj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精彩内容
中共决策坚持群众路线的特点非常突出。1978年，安徽遭遇特大旱灾，秋种严重困难。为度过灾荒，安徽省委采取了修养生息、借田度荒的政策，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在这种宽松的状态下，不少老百姓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为了度过灾荒采取的包田到户的做法。安徽凤阳县这个唱花鼓戏的地方，有的农村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最为出名的是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村民，在1978年冬季的深夜，秘密签订契约，创造出“包干到户”。当时这种方式还属于探索，他们担心如果因为这件事犯错误，影响孩子和家庭，就签订了秘密协定。分地后，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尽管天气干旱，但大家想办法把地种好，1979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几年下来，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增加很多，从原来远近闻名的“要饭村”，一下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实际上，当时类似小岗村这样的村还不少。如1978年10月初，安徽省肥西县官亭公社农场大队老庄生产队的社员，在生产队队长的带动下，把全队土地划分到户并规定：每亩定产200斤，以产计工；来年收获后每超产一斤粮食奖励3个工分，节约归自己，超支不补，种子和肥料各家自筹自用。这是当时安徽省、也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几乎同时，四川省委也明确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
对于农民的这种大胆尝试，有人表示反对，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则明确表示支持，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是后者。实际上，他第三次复出后，就曾表示要放宽农村政策。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特别谈到了农村政策问题。他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清理一下。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1978年2月，邓小平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好，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9月，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期间，也提出不能照抄照搬大寨做法。邓小平对于农村改革的态度是“等等看”，不急于下结论。这一态度为农村农民自行探索发家致富之路提供了支持。
实际上，对于农民自发进行的为改变穷苦面貌的农村改革，中共刚开始态度并不十分明确。即使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囿于情势复杂，不得不明确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因此，对于农民的自发行为在党内有所争论。1979年3月，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作为农村改革的支持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开会期间曾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让他就那样干下去。1980年4月，正值农村改革争议蜂起时，邓小平鼓励他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邓小平还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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