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

当人们讨论时尚的时候，法国总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词。因为“法国”本身仿佛就是时尚的同义词，意味着优雅、精致，出众的品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法国是从何时开始统治时尚帝国的？为何同时代的英国、意大利，或者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成为时尚的代言人，而只有法国从17世纪开始就以一种傲视群雄的姿态坐在了时尚帝国的宝座上？虽然“时尚帝国”（L’Empire de lamode）这个词直到1731年才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时尚的诞生与此相比大约要早一个世纪。梳理时尚的诞生，需要回到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巴黎。

学界传统观念认为，时尚的兴起与法国奢华的宫廷文化密切相关。对时尚的传统界定，就是追随宫廷，时尚传统的机制是强调权力和地位的等级制。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是否真的是由宫廷孕育的？时尚是否一定与贵族的奢侈相联系？近年来学界对此颇有争议，笔者也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除了关注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服饰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宫廷之外，远离凡尔赛的巴黎塞纳河两岸在17世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生事物。这些新近萌芽的因素是不是促生今天意义上的时尚的真正源头？简言之，究竟是凡尔赛还是巴黎，才是17世纪法国时尚真正的摇篮？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时尚服装与奢侈服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指的是完全脱离其本身的价值与功能，人们借以追求纯粹“无用的审美”及其所代表的身份、地位或者财富等象征意义的服装，而时尚服装或许在价格上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但是它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时尚只关心潮流。更有意思的是，一旦模仿群体超过一定规模，时尚的服饰立即变为过时（dépasser la mode）了。而这套“模仿与反模仿”、“引领与追逐”的独特游戏流传至今，依然是理解时尚商业的核心。回到17世纪时尚诞生之初，或许就应当围绕“何以在模仿与反对的辩证关系中，时尚概念作为一个整体，传遍全社会”这一关键问题来展开。

一、宫廷文化与奢侈华服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宫廷文化兴起。史家公认，在诸多西欧宫廷中，尤以法国宫廷文化为光彩夺目。这或许是因为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的宗教战争与投石党运动使法国的君主更注重用宫廷文化加强王权。而服饰时尚，是宫廷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安托瓦内·菲勒蒂埃（Antoine Furetière）于17世纪末编撰的法语词典中，狭义的“时尚”就是被界定为“在宫廷中流行的服装”。当然“时尚”（la mode）一词在诞生之初已经拥有比服饰时尚更广泛的内容，它的含义是指行为举止的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整体。

宫廷中流行的服装成为整个上流社会追逐模仿的对象肇始于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与其他王室不同，法国宫廷服装以极其奢华著称。在流传至今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路易十四自己还是其他的大贵族，他们的服装无一不是镶金带银，缀满精致的蕾丝花边，点缀着无数的珠宝钻石。一直到18世纪，巴黎的时尚行业的主顾群体始终都是居住在罗

亚尔宫（palai-royal）一带的大贵族们。 即便是一件并不出众的宫廷贵妇装（grandhabit）大约也需要花费2000多锂，这是当时普通劳动者6年的收入。而重要节庆的礼服则会高到上万锂，几乎是一个工人一辈子所能挣得的工资。一般观点往往把这些耗费巨资的华服看成是贵族等级腐化堕落的象征。比如在18世纪70年代，便有不少作者发文抨击人们对浮华外表和时尚服饰的盲目追求，像萨维尼教士格提耶的著作《反对迷恋首饰和奢侈服装》便是其中一例。布尔迪厄认为贵族的消费是他们在彰显其远离经济的权力，他说：“经济权力首先是一种远离经济必然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它普遍通过毁灭财富、炫耀性消费、浪费和各种无理由的奢侈形式表达出来。”然而事实上，贵族们在衣着外表上的巨大花费却是他们这一群体不得不背负的义务。首先，路易十四要求贵族入宫时必须身着华丽服装，否则会被视为极为失礼的行为，因为人们相信只有华丽隆重的服装才能显现贵族高贵的出身和与众不同的德行。其次，当时有观点认为，奢侈服装有利于法国绸缎、蕾丝等大批行业的兴盛，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流动，而贵族等级的义务就是慷慨地消费，使财富在整个社会中有效流动，而不是像斤斤计较的商人群体那样只顾自己积累财富而罔顾其他阶层的生计。另一方面，奢侈的时尚服装与礼仪、语言一起，形塑着宫廷里廷臣贵妇的行为举止，彰显着宫廷的等级结构，成为法国君主制统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路易十四尤其擅长将时尚作为加强王权统治的一种工具来树立个人与王室的无上威严，使凡尔赛成为欧洲宫廷文化的中心。深谙时尚之道的他，不仅在每个重要场合都以华服示人，更把每天的起床穿衣、脱衣就寝都编排为一串冗长繁复的仪式，以此彰显帝王权威。宫廷里的服装潮流通常都是围绕着国王或者国王宠妃的喜好变化，所以时人曾经怀疑路易十四用时尚这一策略使大贵族们在服装上花费无数钱财以至于深陷债务问题，以此来削弱贵族的力量。不过从国王常常替身边贵族支付他们拖欠的裁缝费用来看，他的意图更在于彰显其宫廷的富贵与权威。路易十四希望他的凡尔赛宫是整个欧洲奢华、耀眼的宫廷。由于太阳王和他统治下的宫廷确实在塑造17世纪的法国文化特点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也不难理解许多史家将其视为时尚的开创者。例如若昂·德让（JoanDejean）就这样说道：“感谢路易十四，法国才赢得了可以为高尚生活著书的名声。”他并不否认出色的手工艺者们的贡献，但是他认为，“大范围的才华涌现离不开统治法国的宫廷对格调和审美的执着追求”。

但是，如果仅仅注意到路易十四及其宫廷奢华风尚的作用，似乎还不能很好地解释时尚文化在法国的崛起。因为一方面路易十四本人对于时尚潮流的掌控究竟有多强的影响力依然是个谜。例如在其统治期间，路易十四非常不喜欢某款裙子，于是下令禁止宫廷女性穿着该款裙子出现在凡尔赛宫，但是贵妇们依然我行我素，对这款被禁止的裙子反而趋之若鹜。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为了促进法国高级蕾丝行业发展，让裁缝在自己的服装上大量使用蕾丝花边，使得贵族们也紧随其后用极其昂贵的蕾丝大范围装饰全身。但是，即便路易十四及其宫廷有意识地支持并花大力气推动法国的时尚服装业，倘若没有更广泛的消费群体加入到时尚产业中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顾客，仅凭凡尔赛的几千人或许还是很难让时尚帝国起锚。因为即便在中世纪，贵族男女的服装发型也有其款式材质的变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服装潮流也在欧洲宫廷之间被追随与模仿。但这些潮流变化都不太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概念，因为它缺乏现代时尚特有的“快速地产生、传播及消亡”规律。而且如果某种服饰只是在宫廷这样一个小圈子里流行变化的话，它始终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引导潮流的意义，故而无法被称为时尚。时尚，它必须辐射到人数更大的群体中，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模仿，这才能被称为引领潮流，否则就无法与此之前那种简单的服装款式的变化产生本质上的差异。所以，研究时尚的起源，或许需要把先前认为的时尚与宫廷奢华的密切联系加以淡化，而去深入考察其他社会要素。

二、沙龙文化的崛起

结合时代特征，我们需要看到，在宫廷文化极度兴盛的同时，法国的上流社会也开始了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称为“弥散化”的过程。在《宫廷社会》中，埃利亚斯写道：“上流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了缓慢的去中心化过程。有教养的交际圈中心和名流社会经历了王宫—亲王宫殿—大贵族府邸—富裕的中产阶层的演化。正是在这个演化阶段，上流社会交际圈

产生了著名的沙龙文化。” 

17世纪的法国文化中鲜明的特征便是沙龙的兴起。有教养、有品位的群体不仅生活在凡尔赛，也在巴黎各大宅邸四处活动。大贵族几乎都在巴黎拥有自己的府邸，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离心力，在时尚潮流中，也形成了与宫廷相抗衡的力量。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晚期，这种弥散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巴黎的沙龙圈日益成为文化与时尚传播的另一个舞台中心。举办或参加沙龙的，不仅有佩剑贵族、穿袍贵族，也有从外省甚至外国来到巴黎试图一展才华的各种文人、艺术家。许多沙龙虽然讨论的是诗歌、古典文学或者时事政治，但是参加的人都会非常注重自身的仪表。不仅极具才华的沙龙女主人往往会打扮得相当优雅迷人，与会的宾客也莫不如此。比如，为了参加朱斯特尔小姐（Mlle Justel）每周三举办的聚会，人们总是盛装出席。在著名的朗布耶伯爵夫人（Marquise de Rambouillet）家中，再有才华的作家也不能忽视他自身的衣着打扮。因为在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念中，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服饰、礼仪、言谈举止都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体现，缺一不可。而且沙龙中的服饰时尚，不再是一味地强调奢华，而是更注重个人风格以及自然和谐之美。路易十四曾经下令禁止贵族妇女在宫廷中穿着她们在沙龙里的服饰，但收效甚微。当服饰时尚的舞台从凡尔赛转移到巴黎，那就意味着服饰时尚已经不再仅限于作为金字塔尖的宫廷社会用以彰显其权威与财富的工具，它与文雅礼仪、谈话艺术一起，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的标志，一种新的自我界定的方式。总体而言，法国社会在17世纪变得更注重礼仪，注重服饰审美，因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正如布尔迪厄所说，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将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他们在社会阶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这使得时尚的发展获得了重要动力。

三、时尚杂志的出现

不论是宫廷还是沙龙，出入这些场所的人们都属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如果服饰潮流仅仅在这些精英阶层小范围内传播，那么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总归还缺乏更广泛的受众。如果服装总是以极度奢侈的姿态出现在宫廷或者亲王们的府邸，而无法延伸到那些阶层更低的群体，那么服饰潮流变幻永远只是贵族们的游戏，就如同它们此前在法国的宫廷，或者在当时欧洲其他宫廷里所担当的角色。以往研究服饰的学者往往更多关注这些处于财富与地位的群体，却忽视了17世纪的中产阶级由于家庭财富的积累逐渐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而这些群体对于外表的追求恰恰是服饰真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起来的根本原因。因为时尚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的“滴流论”，即社会较低阶层模仿较高阶层的服饰。如果说巴黎的沙龙文化使得时尚走出宫廷，走向范围更大的上流社会，那么17世纪更多服饰消费者的出现以及他们对于宫廷或者沙龙中奢侈服装的模仿则是服饰时尚诞生的肥沃土壤。面向大众的时尚杂志与时尚版画的兴起既印证了这一点，同时也对时尚向更大范围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来看时尚杂志，法国有名的《水星报》（Mercure）诞生于1605年，后更名为《文雅水星报》（Mercure Galant）。以《水星报》为首的各类报刊的主要内容往往是报道凡尔赛及巴黎各类沙龙的趣闻轶事，巴黎的公众节日、宗教典礼以及当时文化圈的动向。每当涉及王室的重要庆典或者是巴黎知名人士的新闻时，报道者总会向读者描绘当事人的衣着打扮。在其改名为《文雅水星报》之后，更是成为一份名副其实的追踪报道巴黎服饰的时尚杂志。例如，在王太子被授予圣灵骑士勋章的仪式上，《文雅水星报》的编辑就详细描写了他的华丽衣着：“他的帽子是黑色丝绒制成，围着一圈钻石饰带，白色的羽饰是苍鹭的羽毛，还有无数的钻石装饰着他的领口。”在编辑的笔下，王室婚礼更是被各种美艳华服、珠宝钻石点缀得绚烂夺目：“孔代亲王穿着小麦色的缎纹织锦，点缀着钻石的黑色丝绒绲边。与此配套的是他的黑色丝绒大衣，装饰着火焰般的金色缎带。”而凡尔赛宫里接连不断的芭蕾舞表演、假面舞会、各种嘉年华盛会更是《水星报》经久不衰的话题；王子、公主以及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的盛装华服经由这些时尚媒体的报道，为法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争相模仿。除了《水星报》以外，到了18世纪，巴黎更是出现了多份专门针对时尚服饰的杂志，如《仕女报》（Journal des dames）、《时尚杂志》（Magasin des modes）。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时尚杂志在推动时尚兴盛、促进媒体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们的虚荣攀比。例如《水星报》曾讲述一个市民妇女渴望像时尚杂志上的贵妇一样穿上塔夫绸制成的衣裙，但苦于经济拮据，只能用劣质的布料来模仿。当时社会风俗之奢靡浮夸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不难理解当时有许多有识之士撰文批评人们对时尚的盲从，像路易十四时期的圣西门公爵就在其回忆录中痛斥对华服的追求让人们一掷千金，甚至为此倾家荡产。

不能很好地解释时尚文化在法国的崛起。因为一方面路易十四本人对于时尚潮流的掌控究竟有多强的影响力依然是个谜。例如在其统治期间，路易十四非常不喜欢某款裙子，于是下令禁止宫廷女性穿着该款裙子出现在凡尔赛宫，但是贵妇们依然我行我素，对这款被禁止的裙子反而趋之若鹜。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为了促进法国高级蕾丝行业发展，让裁缝在自己的服装上大量使用蕾丝花边，使得贵族们也紧随其后用极其昂贵的蕾丝大范围装饰全身。但是，即便路易十四及其宫廷有意识地支持并花大力气推动法国的时尚服装业，倘若没有更广泛的消费群体加入到时尚产业中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顾客，仅凭凡尔赛的几千人或许还是很难让时尚帝国起锚。因为即便在中世纪，贵族男女的服装发型也有其款式材质的变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服装潮流也在欧洲宫廷之间被追随与模仿。但这些潮流变化都不太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概念，因为它缺乏现代时尚特有的“快速地产生、传播及消亡”规律。而且如果某种服饰只是在宫廷这样一个小圈子里流行变化的话，它始终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引导潮流的意义，故而无法被称为时尚。时尚，它必须辐射到人数更大的群体中，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模仿，这才能被称为引领潮流，否则就无法与此之前那种简单的服装款式的变化产生本质上的差异。所以，研究时尚的起源，或许需要把先前认为的时尚与宫廷奢华的密切联系加以淡化，而去深入考察其他社会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