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求实

复旦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我很有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成为学科组的一员。趁此机会，我谈谈个人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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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对立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从学理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紧盯当前，用意在为“言志派”个性主义文学开辟道路。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消长来梳理批评史，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对于提倡纯文学观念也是不无意义的。思考当前问题，过去曾出现失误，如文学理论上有现实主义，研究批评史就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这种“以古证今”的思维模式今天还很普遍。我觉得传统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今天已存在的东西，而是提供可以弥补今天缺失的、纠正今天失误的东西。西医治不了的病，用中医来治。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理（动词）性情”、“诗可以群”、“德”与“言”、“教化”、“讽刺”、“变化气质”、“自然”等等观念，对于纠正当前文化的一些不良现象，还是有意义的。应该从矫正和批判当代社会不良文化、思考文化发展方向的立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批评史问题，这样文学批评史才是有力量的。

“物”与“我”的问题其实一直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儒家、道家、佛家从不同角度解决二者的矛盾。“物”与“我”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感物兴情”说，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人没定见，是不自由的。中唐至宋代出现了“不感物”“超感物”的诗学心理机制。苏轼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黄庭坚说“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强调的是诗人的超越性人格，“我”终于战胜了“物”，成为超越世俗的、自由无碍的主体，这是宋诗背后挺立的主体性人格。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花费很多笔墨谈中唐至宋代这种超越性的人格精神，视之为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层次。其实在下笔的时候，更多思考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的超越性人格精神来对抗噬人的物欲。又如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过去人们一讲到文学中的“人性”，马上想到袁枚。但我对袁枚“性灵说”的认识是，在诗学发展史上，它表现为与传统诗教的分离，与格调诗学的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即诗歌的个性化方向。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十分坚固的思想堡垒中，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扭曲的。清代中期的社会还没有给予个人真情以充分舒展的空间，还没有新的曙光来照亮诗人的心灵，因此这时所谓的性灵、真情、个性化，只是在个人一己的私情俗欲上放荡，表现出颓废的色调。尽管这种世俗化是对正统理学思想的反叛和嘲弄，但它本身是带有先天不足的。如果沿着其庸俗性的一面发展，将会是人性的堕落、艺术的堕落。在《古诗讲读》里，我特地引出袁枚《马嵬》：“莫唱当年《怅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袁枚诗中所咏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无不针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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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否定论”在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张先生小学、史学功底好。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我把自己的“路头”说出来，就是希望得到行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免得路头差了，误入歧途。

2011

这些论文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编辑老师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赛先生为拙书稿费心费力！我只能以更勤奋的工作来回报大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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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两次婚姻说”辨疑 

“文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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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变》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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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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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改良会”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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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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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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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