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胡适讲国学讲哲学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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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ISBN9787515821931
出版时间2018-08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52元
货号9787515821931
上书时间202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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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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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讲国学
第一章浅谈诸子百家
说儒 /
关于孔子 /
关于荀子 /
关于老子 /
第二章中国文化与思想论
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 /
谈谈中国思想史 /
推论与思想 /
书院制史略 /
第三章对传统典籍的考据
谈谈《诗经》 /
读《楚辞》 /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
胡适讲哲学
第一章我的哲学观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
哲学与人生 /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杜威先生与中国 /
第二章哲学研究与方法论
逻辑与哲学 /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
哲学的将来（提要） /
墨子的哲学方法 /
第三章中国哲学小论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
易 /
正名主义 /
一以贯之 /
胡适讲人生
第一章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人生有何意义 /
新生活 /
人生问题 /
少年中国之精神 /
第二章有所反省的人生必得容忍
容忍与自由 /
信心与反省 /
再论信心与反省 /
三论信心与反省 /
第三章没有理想，我们的心将安放何处
梦想与理想 /
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 /
为什么读书 /
第四章肩上扛起生活，双脚丈量人生
让我读书是父亲的心愿 /
那些年比别人多念了一点儿书 /
小说的迷恋 /
母亲的和气是我一生百摹不厌的图画 /
内容摘要
《听胡适讲国学讲哲学讲人生》一书中的“胡适讲国学”部分辑录了胡适大量“整理国故”的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了解胡适“整理国故”的成果，在增加对国学的学习兴味和研究热情的同时，也培养独立的判断和敏锐思考的能力。 书中的“胡适讲哲学”部分辑录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有关哲学论述的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篇目，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胡适哲学研究的兴趣，进而对自己的思维方法有所反思和提升。这些文章既可以当做哲学入门的阅读材料，也可以作为了解胡适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如何接受外国哲学思想影响的资料等。
精彩内容
胡适讲国学第一章浅谈诸子百家说儒一
二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作《国故论衡》，有《原儒》一篇，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记》儒作传，误）。……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说文》），舞旱暵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鹬。《续汉书·與服志》云：“戴冠前圜。”）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含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此说目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若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最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聃）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二“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孔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士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耎”相通；《广雅·释治》：“耎，弱也。”耎即是今“”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郑司农云，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帤则木坚，薄其帤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耎之耎。柔软之需，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子·公孟篇》说：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于墨子。
又说：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非儒篇》说：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荀子·儒效篇》说：逢衣浅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是俗儒者也。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衣，博带，高冠，搢笏——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
《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傅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下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
……但统治者终是统治者，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屑模仿那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况且新兴的民族看见那老民族的灭亡往往由于文化上有某种不适于生存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往往看不起征服民族的风俗。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学那亡国民族的坏榜样！但是可注意的是《酒诰》的末段对于周的官吏，有犯酒禁的，须用严刑……在这处罚的歧异里，我们可以窥见那统治民族一面轻视又一面放任那被征服民族的心理。
但殷民族在东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人数是很多的；虽没有政治势力，他们的文化的潜势力是不可侮视的。孔子说过：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几百年后一个有历史眼光的人的估计，可见周朝的统治者虽有“所损益”，大体上也还是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物。这就是说，“殪戎殷”之后，几百年之中，殷商民族文化终久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我们不用说他。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很有重大的关系。
在那个天翻地覆的亡国大变之后，昔日的统治阶级沦落做了俘虏，做了奴隶，做了受治的平民。
但我们知道，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倒了罗马帝国之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士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于征服了战胜者的武器——殷人的宗教。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如果《鸿范》是一部可信的书，那么，占卜之法到了殷商的末期已起了大改变，用龟卜和用兽骨卜之法之外，还有用蓍草的筮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所以只须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那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上文引的《墨子·公孟篇》与《非儒篇》，都有“古言服”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殷、周民族在语言文字上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才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士”，但在那周、宋、卫、齐、鲁、诸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士”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来泛称他们。
大概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水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国学论丛》一卷一号，页一一一。）此说似甚有理。“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765年），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747年）。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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